几乎每一天，我都会不止一次地被问到这样的问题：X、Y或Z是否有利于健康。与此同时，我遇到很多怀疑论者和否定主义者，试图与无可辩驳的有力数据一较高低。每次听到过去几十年来公众对医生的信任感直线下降的消息时，我就不免感到沮丧。1966年，近75%的美国人称自己对医疗行业的领军人物怀有很强的信心，但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约30%。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对群体健康和个人健康意味着什么？在另一个研究项目中，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倾向于将CEO、律师与科学家看成一类人：这三类专业人员都具有高超的水平，但都比较冷漠，他们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而不是信任。

在2014年，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学者对1350名随机选定的美国人开展了一次书面问卷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半数受访者都相信以下某个观点：

• 企业有意排放大量的危险化学品，污染水源；

• 一家美国间谍机构使美国黑人最初感染上艾滋病毒（HIV）。还有一些人称，死亡率较高的病毒（如埃博拉病毒）被用作邪恶目的，如控制人口增长；

• 即便接种疫苗会提高孩子自闭症的发病率，美国政府还是告诉家长要为孩子接种；

• 美国卫生部官员故意隐瞒能治愈癌症的天然疗法，以使医药公司继续盈利；

• 美国政府和卫生部官员假装对“使用手机可能致癌”不知情；

• 转基因食品掩盖的是削减全球人口的阴谋，对没有戒心的消费者具有毒害作用。

令我沮丧的是，调查对象中超过1/3的人相信医疗行业中的腐败很常见。他们所认同的观点是，FDA故意隐瞒癌症替代疗法的相关信息，迫使人们使用药物和接受化疗。这些论调有任何依据吗？完全没有。然而，许多人不知道如何获得没有偏见、值得信赖的信息，从而导致此类危险的谣言四处传播。一些不良商家的行为，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偏见。

我在出版第一部作品《无病时代》（The End of Illness）之后，做了一项揭示性调查。我按照年龄段，将调查对象划分为四组（两组为21～39岁，另外两组为40～60岁），组织他们观看我在各类电视节目中的视频片段。然后我与他们逐个面谈，询问他们对于医疗行业的总体印象以及对我本人的评价，以此评估我在他人眼中的可信度和人格。在为人热情、值得信赖、工作认真和知识丰富方面，我的得分较高，但这并非全部。我了解到，总体而言，美国人对于“专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他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专家都盯着消费者的钱包，并认为医生会帮助推销药品并拿回扣，而不是仅仅以患者健康为出发点开具处方药。

除此以外，令我更加吃惊的是，美国人对维生素和药品的认知非常不同。他们从心里排斥服用药品，却偏偏不排斥维生素。这是为什么呢？依照常识判断，这是因为制药公司出于经济利益推销药品，而维生素只是出于保健目的。这一点不必多说。通过这次调查，我转变了看法，我认识到表达人文关怀要比掌握大量专业术语的医学课程重要得多。

想要改变人们对于医疗行业的固有想法很难，或许坚持原有的想法就是我们预设的生存本能的一部分。但我们已不再生活在洞穴里，而是活在具有大量信息和数据的时代。我们需要拓展新的生存本能，适应信息交流迅速且良莠不齐的时代，避免迷失方向。以保健品为例，包括知名医生在新闻媒体上大肆吹捧的保健品在内，大多数人都会很惊讶地了解到，我们对于保健品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消费者在购买保健品时根本不了解其真正的功效和不良反应，潜在的后果可能是隐藏的，甚至是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