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通枢纽与西湖小说兴盛的优越条件

我们接下来探讨杭州作为运河之城和交通枢纽，如何造就西湖小说在南宋至元代的初兴。

说话伎艺曾兴盛于北宋汴京，《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了当时的瓦舍盛况。不过，“靖康之变”导致大批说话艺人纷纷南渡。由于京杭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成了南渡最重要的路线。建炎元年（1127）冬，宋高宗面对金兵继续南下的严峻局势，经汴河退守扬州，又经江南运河逃到杭州。后来为躲避金兵的追击，高宗经浙东运河辗转于绍兴、宁波等地，最终定都杭州。“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北方难民纷纷“自汴泛舟至京口”，再经江南运河逃到杭州，几经辗转，也最终定居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以皇室贵族、军人与汴京百姓为代表的北方难民成为杭州人口的主体，“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数量竟然是本地人的数倍，因而迅速改变了杭州的文化生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说话伎艺也经运河迁至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就是在“靖康之变”后经大运河逃至杭州的汴京人，他在该书中记载了北宋汴京的勾栏瓦舍和说话艺人。京华烟云，繁华飘零，昔日喧闹的瓦舍与光鲜的说话艺人也被迫像孟元老那样，纷纷流落杭州。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咸淳临安志》卷十九亦载：“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为了满足南渡移民的娱乐生活和精神需求，南迁的说话艺人也需要重操旧业来谋取生计，瓦舍于是在杭州应运而兴。《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等南宋至元初的文献详细记载了杭州的瓦舍盛况、说话艺人与具体名目，其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瓦舍数量多，且多靠近运河。《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记载杭州瓦舍十七处，《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条载有二十三处，《西湖老人繁胜录》载有二十五座。而且很多就建在运河畔，如菜市桥畔的菜市瓦子、行春桥畔的行春瓦子、清泠桥畔的南瓦子、众安桥畔的下瓦子、米市桥瓦子等。瓦舍文化经运河南来，自然先在岸边开花结果。

（二）经营场所丰富多样。除了专门的瓦舍，杭州的很多茶肆酒楼也成了表演说话的多功能场所，如《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了一座王妈妈家“一窟鬼茶坊”，《西山一窟鬼》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说话名目，该茶馆用来招徕顾客，树立品牌。此外还有很多临时场所表演说话，《武林旧事》记载：“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打野呵”就是在游人密集区临时设场表演。

（三）说话艺人的专业性与文化层次大有提高，小说话本脱颖而出。据《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等统计，南宋杭州有名号的说话艺人不下一百一十人，这支庞大的专业队伍远远超过《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汴京十四位有名号者。而且，南宋杭州说话伎艺分类不断细化，专业性不断加强，如《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将“小说”分为三类，《梦粱录·小说讲经史》分为六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分为八类。杭州的说话艺人与底层文人还成立了行会组织，如古杭书会、武林书会、雄辩社等，相互切磋，提高伎艺。南宋罗烨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可见南宋说话艺人尤其是小说艺人博学多才，文化素养很高。所以，《梦粱录》感叹：“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上述文献所载南宋杭州有名号的小说艺人就有六十位，而《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汴京有名号的小说艺人仅有六位。

（四）涌现出众多技艺精湛的女性说话艺人。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和元代夏庭芝《青楼集》记载，南宋到元代的杭州女性说话艺人众多，著名者如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史惠英、陆妙静、陆妙慧、陈郎妇、时小童母女、胡仲彬之妹、朱桂英等。元代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云：“钱唐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诏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中一时慧黠之选也。”可见，杭州的女性说话艺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技艺精湛，得到了皇室的高度赞赏。这对丰富说话队伍的成分，提高行业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说话伎艺在杭州茁壮成长，根深叶茂，到了明代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正是一代代的说话艺人，尤其是“京师老郎”薪火相传，培育了西湖小说，将其发扬光大。如源于宋人旧篇的《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称“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称：“原系京师老郎流传。”《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说：“此本话文叫做《积善阴骘》，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也说：“这一回书乃京师老郎传留，原名为《灵狐三束草》。”这些京师老郎主要是当年汴京的说话艺人，很多说话故事就是他们传至杭州的。他们在杭州也培养了不少传人，后世的戏曲行业流行“老郎”崇拜，将戏神附会到杭州铁板桥头的田老郎身上，依稀可见其中的影响。

明末清初是西湖小说的兴盛期，除了周清原、陆云龙、陆人龙等杭州人，外来小说家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很多就是经运河来往杭州。自号“湖上笠翁”的李渔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顺治七年（1650）举家从兰溪经钱塘江、贴沙运河移居西湖畔。顺治十三年（1656），《无声戏一集》问世。第二年，他开始经江南运河来往于杭州与南京，《无声戏二集》问世。顺治十五年（1658），他数次经运河往来杭州与南京，《无声戏合集》与《十二楼》问世。康熙元年（1662），李渔移居南京。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又迁回杭州，直至终老西湖。他的《无声戏》《十二楼》和诸多戏曲作品就创作于运河畔。另如自号“西湖鸥吏（史）”的丁耀亢于顺治十七年（1660）因赴任惠安（今属福建）县令，经江南运河来到杭州，在此最终完成了《续金瓶梅》的创作并作自序。凌濛初曾从湖州（后寓居南京）经大运河赴杭州乡试，屡次不第后开始创作“二拍”。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具有鲜明的商业消费性质，“通俗小说由于本身的特点，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商品生产，交换环节后才能成为广大读者欣赏的读物”。西湖小说的兴起也离不开传播的力量。宋代杭州的刊刻业非常发达，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王国维也说：“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粹集。”杭州只是北宋数个刻书重镇之一，朝廷将监本大半交由杭州刊印，汴京到杭州的运河交通便利是一个重要原因。“靖康之变”后，汴京的书坊与工匠纷纷经运河南渡，杭州刻书如虎添翼，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如“中瓦子张家”就是南渡后在杭州瓦舍旁重开的旧京老店，刊印了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此书已初具唐僧取经故事的雏形，对后世《西游记》小说及戏曲影响颇大，王国维还认为它是章回小说分回标目之祖，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如标记“临安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的《续幽怪录》四卷，十分精美，《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

明清时期，杭州的小说传播继续受益于运河水系。徽州刻工技艺精湛，杭、徽两地毗邻，经新安江与贴沙、龙山运河往来非常便利，所以徽州刻工汇集杭州，如《续金瓶梅》是在杭州刻板的，主要刻工黄顺吉来自徽州，他还为《无声戏》刻过插图。他的老乡黄应光、吴凤台曾为杭州容与堂本《水浒传》刻板，打造了小说刊刻史上的精品。寓居杭州的徽州人汪象旭创办了蜩寄、还读斋等书坊，刻有《西游记证道书》《吕祖全传》等小说。杭州刻书还可以通过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与贴沙运河获得江西永丰绵纸、本省常山柬纸与福建顺昌纸等优质材料。由于杭州交通便利和刊刻发达，吸引很多外地人来贩书谋生，如徽州人鲍雯“不得已脱儒冠往武林运策以为门户计”，绍兴人徐北溟“家酷贫，无以自给，乃赴杭州贩书为业”。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书船，“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南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他们通过江南运河，南到杭州，北达京口（今镇江）、松江，通过浙东运河可以到达宁波及福建沿海港口，由此远播海外，如《西湖佳话》《西湖二集》等许多西湖小说传至日本和朝鲜，在日本文化二年（1805）还出现了日文刊本《通俗西湖佳话》。这些都离不开运河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