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河之城与西湖小说兴盛的地理基础

如果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那么杭州之有运河，如人之有血脉。杭州可谓一座运河之城，其具体表现在：

其一，杭州拥有源远流长的运河开凿与疏浚历史。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置钱唐县，即杭州的前身。钱唐在置县之前已进入了运河时代。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始皇造通陵……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此后，从东晋开凿西兴运河，到隋炀帝凿通江南运河，唐中宗和懿宗开凿外沙、中沙、里沙三河，吴越国开挖菜市河与龙山河，再到宋代淳祐年间开凿新运河，元末张士诚开挖新运河，明清多次疏浚城区运河等等，杭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运河开凿与疏浚的创业史。

其二，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关钥。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加上之前凿通的古邗沟、广通渠、通济渠与永济渠等，形成了一个多枝树状运河水系。不管北段的京城随鼎革如何变成长安、洛阳、汴京、大都等，“杭”一直都是大运河的南端关钥——杭州。

其三，杭州是浙东运河的西部起点。浙东运河又称杭甬运河，始于春秋开凿的山阴故水道，贯通富饶的宁绍平原，连通杭州与宁波海港，是浙江境内最重要的水运干线之一。

其四，杭州拥有非常发达的城内运河网络。俄国沙皇的使节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于1675年出使中国，他描述杭州道：“城市位于河川密布地区，还挖掘了许多运河，河上可通行大船。”杭州历史上曾有上塘河、下塘河、菜市河、盐桥河、茆山河、北关河、清湖河、新开运河等多条城内运河，纵横交错，交通便利，是构成杭州城“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的生活空间与物流体系的重要脉络。

可见，杭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运河之城。它因运河而兴，运河滋养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西湖小说兴起的基础条件，具体表现为：

首先，运河奠定了杭州作为水运枢纽与江海门户的重要地位，促进了杭州的交通与经济飞速发展，提高了杭州的城市地位。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与“黄金水道”，成为一条保障王朝物质供给的生命线。浙东运河是岭南、福建等地经海路转道宁波，到达杭州及北上的重要途径，也是日本、朝鲜与东南亚使者和商人经“海上丝绸之路”出入我国的重要通道。因此，杭州“引江为河支流于城之内外，交错而相通，舟楫往来，为利甚博”。前文述及杭州在中唐时期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白居易颂扬“江南列郡，余杭为大”，宋仁宗称誉杭州为“东南第一州”，北宋杭州商税名列前茅，杭州在南宋时更是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后来被马可·波罗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其实都离不开运河的巨大贡献。西湖小说的兴起离不开杭州的商业繁荣与经济发展，运河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运河重塑、扩大了杭州的城市空间。杭州城南为丘陵地带，东南濒临钱塘江，交通条件非常不利。秦始皇巡视此地，“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而且，钱塘江岸的地形限制了城市的空间拓展。这是杭州城在隋唐之前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隋唐之后，运河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轴。“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楫及人力耳”，航运便利吸引商业和居住沿运河两岸扩张，将杭州城从逼仄的城南江干地带解放出来。由此，杭州城以运河为骨架和经络呈南北延伸，码头、工商业区沿运河水道呈带状布局，构建城市的基本空间形态。例如，吴越国在子城的基础上修筑夹城、罗城，拓展东南城垣，都直接受到运河导向的巨大影响。杭州城的南部和西部城垣因受到钱塘江、西湖的限制，几无变动，城区主要沿盐桥河和茆山河延伸，形成了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城”。因此，运河重塑、扩大了杭州的城市空间，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主推动力。《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西湖小说津津乐道的市井社会、精彩呈现的文学空间就建立在运河塑成的“腰鼓城”的基础上。

最后，运河丰富了杭州的地域文化精神。运河让杭州成为江海门户和商业中心，赋予了这座城市以海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大量吸引外来人才，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各色人等，四方辏集。北方战乱，大量难民经大运河来此避乱。和平年代，大量的外地商人和文士也纷至沓来，如凤凰山被称为“客山”，“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元代萨都剌、贯云石和迈里古思等西北少数民族诗人曲家都曾寓居杭州，所谓“朔方奇俊之士风致，自必乐居之”。不仅如此，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使者、商人与僧侣很多就通过浙东运河中转杭州，再经大运河赴京这条路线出入中国，如唐宋时期的日本遣唐副使津吉祥、高丽僧人义天，明朝时的朝鲜人崔溥、日本使者策彦周良等，后两者的杭州旅程分别记载在《漂海录》与《初渡集》《再渡集》中。运河带来了多元文化因素，丰富了杭州的地域文化精神。西湖小说就是扎根于这种文化土壤而兴，它的种子经运河流布到这里，也因此被赋予了流寓文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