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10年代—1930年代
我们的叙述将以格兰德河北部为起点，这里不仅是人们对墨西哥毒品永不餍足的需求的源头，也是斩断墨西哥毒品贻害的起点。在美国，使用和销售各种影响精神活动的毒品——尤其是鸦片、大麻、可卡因——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已经完全合法化了。实际上，贩毒早已成了大生意。制药厂和专利药品公司将鸦片的衍生物（吗啡、鸦片酊、海洛因）加入各种疾病的家庭疗法中，鸦片制剂成为少数几种有效的止痛手段之一。最有代表性的鸦片使用者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中年妇女。可卡因也被添加到药用和消遣性的商品中，从香烟到软饮。可口可乐直到1903年还在以古柯叶为原料。
从1890年代开始，到1900年代以及1910年代，各类相关人士逐渐坚定了决心，他们推动了对麻醉品的刑事定罪，同时使酒精饮料被宣布为不合法。这些禁毒人士包括：新近了解到鸦片这种添加剂的致瘾性的医生（而如今已有阿司匹林作为有效替代）；专揭丑闻的记者，他们谴责一些公司用毒品引顾客上钩，使其对公司产品不能自拔；焦虑的各类激进分子，比如宣称是可卡因驱使黑鬼强暴白人妇女的南方白人，指控华人用鸦片引诱白人妇女的排华分子。正如大卫·马斯托所指出的，禁毒人士之所以那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毒品本身的恐惧，而是出于对使用毒品的社会群体的恐惧。
最初，有几个州通过了禁毒令。之后在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7]要求制造商列出他们含麻醉品产品的成分，以警示许多一直在稀里糊涂地给孩子喂鸦片制剂的主妇。1909年，《吸食鸦片禁令》[8]成功地禁止了从大部分华人那里学来的摄入这种毒品的方式——以致鸦片馆歇业倒闭——同时避免了美国白人将其作为药品来使用。而1909年提出这项动议，也是因为美国商人渴望打破欧洲人（尤其是英格兰）对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的控制，在人们看来（这么想没错），查禁鸦片将有助于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后者当时正在努力根除1840年代以来在英国人枪口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泛滥的吸食鸦片现象。
这些禁令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稀缺抬高了价格，从而引来了贩毒分子，也导致从前抽鸦片烟的瘾君子转向了更强效、更危险的衍生品，比如吗啡和海洛因。对此，禁毒人士的反应是收紧限制。他们还推动了国际刑事定罪，在1912年的《海牙公约》[9]中成功地说服了几个国家对鸦片和可卡因采取限制。在美国，他们于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对所有非药用的鸦片制剂和可卡因予以禁止，尽管大麻类产品不在其中，它被（正确地）判定为相对无害。
美国已经对毒品宣战。
随之而来的短缺和飞涨的价格，让新一代不法之徒盯上了这桩生意（“幸运儿”卢西亚诺1916年第一次被捕，就是因为兜售鸦片）。191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泰德法案》，禁止酒精饮料的生产、分销和零售，这导致供应商的生意一夜之间从合法变成了非法，继而在美国匪帮的企业家精神指引下产生了现代有组织犯罪，这一过程又因制造、引进、持有海洛因在1924年入刑而进一步加速。入刑迅速激发出了另一个地下市场。纽约犯罪头目阿诺德·罗特施泰因在其门徒卢西亚诺的提醒下，意识到了其中的丰厚利润——2000美元一公斤的海洛因分装零售后可得30万美元——于是在1920年代中期放弃贩卖私酒，转而从欧洲进口鸦片和海洛因。为掩护其批发业务，罗特施泰因买下了一个声誉良好的商业公司作为掩护，此后开始通过铁路向全国市场分发货物。
美国对毒品的旺盛需求也引起了墨西哥的注意。美国的气候并不适合罂粟的大面积种植，而墨西哥所处的纬度却能为仙人掌（生长在低海拔）和罂粟（海拔高一些）提供完美的温度条件。位于西马德雷山脉的“金三角”地区，是锡那罗亚州、杜兰戈州和奇瓦瓦州三州的交汇之处，这里的条件对于鸦片种植而言尤为理想。正是在这里，罂粟生产蓬勃发展。这些罂粟是1880年代由华人移民带来的，他们或被迫离开美国，或漂洋过海来到锡那罗亚州，而该州沿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线长达400英里。大部分华人在铁路和煤矿工作，但有些华人农民家庭则开始从事鸦片和大麻的生产。随着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露骨的歧视性的《排华法案》，并在1892年和1902年两次延长其期限、禁止继续移民之后，从事鸦片和大麻生产的人也多了起来。20世纪头十年，居住在墨西哥的华人数量翻了5倍（从2660人增加到13203人），而且有更多人选择从事鸦片种植。在1910年到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之后，许多因战乱而赤贫的墨西哥农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此后几十年间，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建成了一个粗疏的贩毒网。罂粟丰收的季节，他们从罂粟种子里提取出鸦片膏（即树脂，乳胶状）之后，通过位于锡那罗亚的城镇和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比如著名的蒂华纳）的一系列基地，将生鸦片或熟鸦片转运到美国（主要是洛杉矶）的华人经销商手里。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农民、中产阶级市民以及一些富有的商人投身于这桩买卖。入行很容易，并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也没有多大的风险：机会多的是，因此谁都不必以暴力来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边境线——距离墨西哥北部360英里的地方——不但靠近锡那罗亚的毒贩和生产者（因鸦片膏“goma”而得名“gomeros”），而且是出了名的漏洞百出。自从美墨战争（1846—1848）用极端的方式重新划定了边界之后，这里便长期如此。新边界将大片蕴藏着金、煤、铁和铜的土地以及肥沃的农田划到了美国一边，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全部或一部分。新划定的边界（1853年美国又买下了一些，因而扩大了）绵延2000英里，成了这个星球上最长的边界之一。它从太平洋沿岸的蒂华纳开始，经过沙漠和干旱山地到华雷斯市，算起来差不多是半程，然后从这里拐向东南，沿布拉沃河（墨西哥人以此称呼格兰德河）而下直到墨西哥湾。
几乎就在边界确定的同时，越界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1850年代，偷渡过来的奴隶们穿越边界奔向自由，因为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可以给予那些没有跟着北极星（到加拿大）而是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前来的逃跑者以公民身份。1860年代，美国南方邦联偷运玉米到墨西哥，再转运至欧洲；军火走私贩则将军火运进来帮贝尼托·胡亚雷斯[10]与法国人作战。南北两边来的偷牛贼都在边界上游荡，他们偷盗牲畜，然后将它们赶过边境改头换面，卖掉赚钱。从墨西哥酿酒厂向北流进美国的特基拉酒（tequila）、珀卡酒（pulque）、麦斯卡尔酒（mescal）[11]和朗姆酒的生意也迅速兴旺起来，开始是躲避税务人员，后来则是躲避执法人员。
还有人的来回流动。穿越边界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官方对墨西哥人往北迁徙并无限制或配额，即便是在1920年代美国施行了严苛的配额法之后，拉丁美洲人仍是不受限制的。1924年，美国成立了边境巡逻队，主要针对那些试图绕开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屏障的欧洲人或亚洲人。1900年代初，每年约有6万墨西哥人应农雇主的要求进入美国，其中绝大部分人会在冬天回到家乡。墨西哥革命引发了移民潮，因而这个数字在1910年代翻了一番。
从1882年开始在锡那罗亚的马萨特兰和索诺拉的诺加莱斯之间运行的索诺拉铁路，在1898年时向北延伸，与美国南太平洋铁路网成为一体，并且向南扩展到瓜达拉哈拉，此后，墨西哥人和墨西哥农产品的通行就更方便了。更名为墨西哥南太平洋铁路之后，它在墨西哥国内和北部边境上运送了上百万乘客及百万吨的货物。
鸦片也进入了这些繁忙的路线。最靠近山中那块锡那罗亚的鸦片种植基地的三个交通枢纽是蒂华纳、墨西卡利（这两处都横跨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加州的边界）和诺加莱斯，索诺拉州则在诺加莱斯与亚利桑那州接壤。一些运输渠道也在墨西哥的中心——即主要大城市华雷斯，它位于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南部的奇瓦瓦州——建立起来。再往东面，一些运输中转站也在三个沿河的中等规模城镇发展起来，从拉雷多到雷诺萨，最后是墨西哥湾上的马塔莫罗斯。
并非所有的毒品都穿州过境，有些是在墨西哥本土消费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精神药物在墨西哥普遍用于医疗和消遣。抽鸦片烟是少数华人的主要消遣；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则是中产阶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偏爱；而大麻俘获的基本上都是穷人。但毒品的使用并不是个普遍现象。任何一个地方的摄入量都远不及美国本土的水平。
其原因之一在于墨西哥不像美国，它有着承自西班牙的悠久传统，对毒品使用一直保持警惕。长期以来，他们对于酒精类、佩奥特碱[12]以及其他用于许多仪式（在宗教法庭看来这些仪式从神学角度讲很可疑）的精神类物质，还有著名的像颠茄、天仙子、毒芹、洋地黄、曼陀罗这样有潜在危险的草药的消费，一直实行不同程度的管制。
最令官员们不悦的一种毒品居然是大麻——以当代视角来看，这着实令人惊讶。大麻并非本土植物，16世纪时它由西班牙皇家引入，因为大麻纤维是航海业运用广泛的一种纤维，极为适于制作船帆和绳索。渐渐地，人们可以从本地药剂师那儿弄到大麻，到了波菲利奥统治时期（独裁者波菲利奥·迪亚兹1876年到1911年在位），下层人士尤其是士兵和囚犯以此作为药物。大麻还因其能够引发暂时性精神错乱和疯狂暴力而为人们所知。人们确实掌握了几百个证据充分的案例，特别是发生在监狱和军营里的案例，它们证明了大麻能让人发狂，变得极度暴力，即使面对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后退。但艾萨克·坎波斯给出了一种颇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这更多应归因于环境而不是大麻。大麻的作用与大多数精神刺激类药物一样，取决于使用时的环境，其中包括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为捍卫个人尊严（和安全）常常需要小题大做，此时服用大麻会导致偏执多疑而非怡然自得，还会提高个人的攻击性，这种情况没什么好惊讶的。
在波菲利奥统治时期，一个由州、地方、联邦三方面拼凑而成的法律逐渐形成。1883年，大麻和鸦片进入了一份列有20多种只能凭处方在药房而非草药店购买的药品名单之中。这项规定主要针对的并非以消遣为目的的使用者，而是旨在减少意外（或有意）中毒者的数量。这项法令在第一版《联邦卫生法典》（1891）中得到了重申。1896年，就连对毒品一向友好的锡那罗亚州首府库拉亚坎也禁止在无处方的情况下出售或使用大麻。墨西哥城市政当局也在1908年重申了这一决定，尽管只是宣布种植和贸易为非法，而拥有一罐或将其作为礼物赠与他人都不算违法。到1910年代，墨西哥仍有相当多的人支持限制性政策，但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多数，而大部分毒品依然能凭医生处方在药房买到。
革命运动壮大了禁毒人士的力量。1917年，整个国家依然受到一连串令人晕眩的事件的不良影响——执政多年的波菲利奥·迪亚兹在1911年的选举中败给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而马德罗在1913年被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赶下台并谋杀；维奴斯提亚诺·卡兰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联手发动了反对韦尔塔的行动，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与煽动，因而很快占领了韦拉克鲁斯；韦尔塔在1914年倒台；自由派改革家卡兰萨1914年夺取政权，次年他的政府获得美国的承认，1917年他当选为总统。就在接下来那段（仅仅相对而言）安宁稳定的窗口期，卡兰萨及其继任者们推动了墨西哥对毒品贸易态度的改变，这一改变是与布拉沃河北部的事态发展相呼应的。
1912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政府加入了《海牙公约》（但墨西哥直到1925年才承认它）。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仍处在动荡之中的政权感到有必要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运动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墨西哥已经先于美国走上了监管制度之路，在反对大麻方面它也是遥遥领先。
这一问题在随后的革命风暴中被搁置，但卡兰萨甫一掌权，主张限制的人就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决心恢复政治秩序的卡兰萨召集了制宪会议，会议于1916年12月在克雷塔罗市举行。相对温和的卡兰萨一派与试图像政治变革那样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年轻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后者取胜，他们利用宪法的关键条款彻底剥夺了天主教会的特权，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国家对地下矿藏的所有权，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创建了强有力的行政部门。
不过，在毒品政策上双方略有分歧。1917年1月，卡兰萨的私人医生若泽·马利亚·罗得里格斯准将满怀激情地指出，墨西哥在“国家间的竞争”中陷入了危险境地，因为墨西哥这一“民族”在波菲利奥的统治下已经变得“孱弱”而“堕落”。一些代表甚至指控独裁者的政府企图通过酒精和毒品、赌博与卖淫来麻痹和迷惑人民。严厉的改革派精英们将酗酒、鸦片成瘾、吸食大麻与下层社会的文盲及印第安原住民——“落后”的社会阶层（错误地）联系在了一起。毒品被视为阻挠人们成为新模范公民的障碍，而这些新公民本可以把墨西哥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进步而文明的国家。
罗得里格斯对宪法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建议授权国会禁止“销售毒害个人并且令（墨西哥）种族退化的物质”。他提到了酒类、鸦片、吗啡、乙醚、可卡因和大麻（称后者是“我国人民最有害无益的癖好之一”）。他还要求在这一革命性章程中写入一条：联邦公共卫生部门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建议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要求获得了批准。新宪法于1917年通过，1918年成立了以罗得里格斯为领导的公共卫生部门。随后，他开始推行严厉的措施，在卡兰萨执政的最后日子里，该部门公布了“关于种植及买卖弱化种族之产品的法令”。这些法令规定，未经特别许可，严禁种植鸦片或提取其麻醉性汁液；彻底禁止全国范围内的大麻生产和销售；药品批发商必须获得特别许可才能进口鸦片制剂或可卡因；这些进口商只能将此类药品卖给特许经营的药品零售商，或者得到特许有权接受这些药品并开出处方的医生们。
墨西哥已经向毒品宣战。
然而，由于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将军和普鲁塔克·伊莱亚斯·卡耶斯将军武装反对卡兰萨政府，这些法令还没来得及实施，新一轮的革命暴乱便发生了。1920年5月，因叛军迫近，卡兰萨离开首都前往韦拉克鲁斯，但被人杀死（或是自杀）在半道上。奥布雷贡被选为他的继任者，与此同时，墨西哥进入了（又是相对的）一个平静期。1923年，奥布雷贡将总统权力以和平的方式传给了与他并肩战斗的卡耶斯，后者在执政期间（1924—1928）恢复了对非法物品迟到的打击。
卡耶斯决心实现宪法中已经体现但尚未完全实施的革命目标。在准备过程中，他于1923年访问了欧洲，研究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他还特别咨询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通信，后者当时正着手进行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计划，试图将前奥斯曼帝国改造成现代化、世俗化的民族国家。尤其要指出的是，卡耶斯开始无情地实施宪法中对天主教特权的削减：打破教会对教育体系的垄断，禁止在教堂之外的地方举行宗教仪式，并把教堂本身划为国家资产。此举激起了信奉天主教的农民的强烈反抗，卷入这场残酷的“基督战争”（1926—1929）的农民最终有7万到9万人丧生。
卡耶斯所有的反教权主义行动都旨在对墨西哥人民进行道德改良。与他的革命先辈一样，他将打击毒品使用视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方式。原本他最憎恶的是酗酒，在担任索诺拉州州长时，他曾通过法令禁止进口、制造或销售含酒精的饮品，违者将被处以5年监禁。他甚至立即处决了一个可怜的醉汉以彰显自己的决心。当上总统后，他又开始打击毒品。
1925年2月，《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卡耶斯下令向毒品宣战”的报道中说，这位新总统已宣布他将“惩治墨西哥所有的制毒贩毒者和吸毒者”。而且，他已经解雇了一些警察，因为这些人“近来以保护进口商为幌子与毒品交易有所瓜葛”。后续报道对卡耶斯的宣言赞誉有加，认为他将“清除”来自边境小镇的毒贩，关闭墨西哥城的零售商店，追查从亚洲和欧洲过来的转运渠道（鸦片和海洛因有时藏在鱼腹里由日本船只运抵阿卡普尔科及西海岸的其他港口，有时是从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运到坦皮科、韦拉克鲁斯这样的东海岸港口）。此外，政府也严厉打击鸦片种植，在纳亚里特州和杜兰戈州捣毁了华人种植的几百亩罂粟，并且追捕大麻生产商。
“墨西哥在取缔大麻。”1925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宣称。文中不仅讲述了公共卫生局的稽查员如何兢兢业业地逮捕农民、烧毁庄稼，还解释说，墨西哥的传统观点认为大麻的叶子会“引起心智错乱”，往往令成瘾者精神失常，布拉沃河北部一个新出现的说法是：“科学家们说，它的作用可能比任何麻醉品或毒品更可怕。”路易斯·阿斯托加指出，在1931年，毒品消费和交易被定为联邦罪行[13]。
卡耶斯亦着手对国家政治结构进行重大改革，这将对毒品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1928年，他提议将所有派别团结到一个包容的政治实体，即国民革命党（PNR）之中，以便结束专制独裁，因为将军们为了争权夺利而争斗不休。国民革命党于次年成立，它允许即将离任的总统与其他党派的领袖协商选定继任者，从而解决了令人伤脑筋的总统更迭问题。因为宣布这种结果有点像天使报喜（Annunciation）的世俗版本，这一程序便被称为“钦点”。而总统的任期也从4年变为6年（这段时期被称为sexenio）。改选是严格禁止的，因此阻止了波菲利奥式独裁“选举”重演的任何可能。
考虑到其他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命运，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墨西哥不会再有终身独裁者，未来也不会出现索摩查家族[14]或特鲁西略家族[15]。然而，卡耶斯并未完全按照自己的蓝图来实施。在他的任期结束后，他挑选并控制了法律意义上的他的三个继任者，每位继任者在位都只有两年，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在幕后操纵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34年，他指定拉萨罗·卡德纳斯做总统，甚至为他选好了内阁。但在1936年，卡德纳斯最终把卡耶斯的那一套付诸实践，半夜将卡耶斯从家中带走，弄到圣地亚哥去流放。
卡德纳斯任总统时，正是大萧条时期，他的任期（1934—1940）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两个任期重叠。卡德纳斯拓展并深化了墨西哥革命的遗产：将石油和铁路国有化；将4500万英亩的种植园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复兴了公共土地制度[16]（由个人拥有并耕种，但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以防大片监护征赋土地[17]再聚集）；拓展社会服务、增设世俗学校；支持工人为提高薪资而进行的罢工。他还力图将社会核心部门组建成统一的实体，就像墨西哥工人联盟（CTM），这是一个众多工会的集合，旨在为农民、商人、职业人士、军人和其他人提供平等权利。这些组织后来都并入了国民革命党，后者在1938年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党（PRM）。由此，墨西哥政治秩序的基础已经从上层精英转变为普罗大众。仅仅一年，墨西哥革命党便宣布其党员已达430万人。
但墨西哥革命党并不是一个讲民主的党派。新政治体系以绝对优势将权力集中到从该党选出的总统手中，使立法和司法部门沦为橡皮图章。敌对和争议都在党内解决，随后展现给外部世界的是一条统一战线。内部派系斗争由任免权来节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构只给忠诚、顺从的墨西哥革命党党徒提供合约、工作、政治晋升、教育机会与社会服务。工会与农会的领导操纵选票并压制普通成员的抗议，作为交换，领导获得个人好处，选民获得让步。
对于这种一党制的挑战被武力和选举舞弊破坏了。1940年，激进的卡德纳斯在历经动乱后决定寻求稳定，于是选择了一位温和的继任者——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另一个更为激进的派别则决定提名一位有相当多支持者的反对派候选人。但是，劳工联盟与军队联手操纵投票；墨西哥革命党的党徒挑起巷战，导致数十人被杀，几百人受伤；而该党宣称其候选人以荒唐的99%的大支持率胜出。（上述这些人的行为都是在效仿美国政治家开创的做法，一个堪称典范的例子便是纽约的坦慕尼协会，从1830年代起，该协会就一直雇用帮派分子驱赶支持反对派的选民，利用“重复投票者”提前投票并反复投票，还偷走投票箱以便清除对其不利的选票。）
1943年，当墨西哥革命党的政治精英首次面对真正独立的反对党时，又做了许多同样的事。1939年，由经济学家、墨西哥银行前行长、墨西哥国立大学前校长曼纽尔·戈麦斯·莫林领导的一群保守派人士创建了一个反对党——国家行动党（PAN）。由于商人和天主教徒与统治集团势均力敌，他们反对卡德纳斯的反教权主义、土地改革、征用石油公司，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垄断（尽管国家行动党的民主形象因其同情佛朗哥政权而蒙尘）。
1943年，当这一新政党首次举办活动宣传其候选人时，国民革命党派小流氓去他们的会场捣乱，并且部署了屡试不爽的选举舞弊办法。当国家行动党质疑选举结果时，国民革命党的领导者便让（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官方认证机构将所有有争议的席位都判给了他们这一边。1946年，该党的大佬们采取了更老谋深算的策略，允许一部分获胜的反对党代表入众议院任职，并在一些市政厅担任市长。但他们自己则始终把持着总统职位、参议院议席和32个州长职位，而且一把持就是数十年。他们确信自己已经稳坐墨西哥政坛的头把交椅，这反映在他们的最后一次改名之举上。1946年，阿维拉·卡马乔将国民革命党更名为革命制度党（PRI）。革命已然被制度化了，这个政党宣布自己是永远的革命代理人。
然而，革命制度党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坚如磐石，其权力的金字塔并不完美。如果说他们对国家核心的控制并不算彻底，那么他们对外围的掌控尽管有力，却也存在更多妥协。许多外围地带的州长一如当年他们在波菲利奥·迪亚兹统治下一样，仍是雄霸一方的地头蛇，只要他们听命于革命制度党，向权力的金字塔顶端输送选票和资源，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为所欲为。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前政府的将军，因为被派往外省而免于一死，这使得政客们可以逐步缩小政治中心的官员的权力，进一步将国家非军事化。
地头蛇的特权之一就是在服从总统意志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地从事各种逐利的冒险活动，特别是非法生意。毒品交易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得到“革命大家庭”的当权者允许的生意，而北方几个最靠近美国的州彻底抓住了这一机会。毒品的种植和贸易因而被纳入政治体系，尽管官方表面上在限制这种事的发生。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那些限制——对毒品交易进行刑事定罪——才让政客们占了上风，为自己从中获利大开方便之门。地方警察和军队则可以因保证不干涉毒品交易而得到毒贩的进贡。与此同时，他们通过预先阻止潜在竞争者插手交易——因而抑制了辖区内的暴力冲突——并禁止经营者本人参与政治活动，对这类交易进行监管。
埃斯特班·坎图上校，大概是墨西哥第一个搞敲诈勒索、大发不义之财的人，1911年革命伊始，他被派往边境小镇墨西卡利，保卫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以防美国入侵。1914年，他任命自己为州长，继续主持针对旅游者的副业（卖淫、赌博），并允许鸦片商把他们的货物销售到美国。坎图称霸一方，直到1920年，被派往该州重申联邦政府权威的阿贝拉多·罗德里格斯将军终结了他的好梦。而坎图之所以能在当地掌权这么久，原因之一在于墨西卡利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而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正忙于革命。按照保罗·肯尼等人的说法，罗德里格斯或多或少拾起了坎图留下的生意，他通过向禁酒令时期饥渴的北部帮派提供酒类和毒品而获利颇丰，到1930年，统治下加利福尼亚州已达10年之久的他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在1920年代，贩卖私酒甚至比贩毒更有利可图。墨西哥并未像美国那样在全国禁酒，各州既有的类似法律在急于从北方清教徒那里敛财的过程中被彻底抛到了一边。在美国属非法的酿酒厂和啤酒厂都蜂拥到南部，沿着美墨边境重新开张。在边境线这边关门的酒吧，越过边境之后生意兴隆。当美国酿酒厂和零售商按要求将他们的存货运送出国时，单是肯塔基一地的酿酒厂通过铁路运到南方的威士忌就达3900万加仑，主要是运到华雷斯，再从这里迅速走私回到北方。墨西哥资本家也抓住这个时机，开始沿边境建起啤酒厂，以满足美国那边难以餍足的饥渴。这类液体违禁品多由经过改装的汽车运输，其侧面的面板和后座下的水箱能装下100加仑。（海关人员会敲击可疑的汽车，听听有没有液体流动的声音。）另外一些走私者则用船将货物运过河，贿赂墨西哥当局提供武装保护以对付河那边的美国边境巡逻队，不时还会引发两国间的枪战。
随着禁酒令在1933年撤销，好日子戛然而止。但是，美国政府通过消除酒类的超级利润而拿走的东西，又因其对大麻入刑而归还给了墨西哥。1937年的《大麻税法》[18]对经济作物征收惩罚性重税，将大麻从自由市场赶进了黑市，使得大麻更为稀缺，利润也更高了。将大麻加入先前的精神类违禁药品清单，可以归结为美国联邦麻醉品管理局（FBN）的官方行为，以及局长哈里·安斯林格出于自我保护所做的个人决定。为避免该机构被政府并入一个更大的机构（以及解雇安斯林格本人），这位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的头头收集了有关大麻会使人陷入疯狂并产生暴力倾向的新闻报道，以证明大麻是种极其危险的毒品，需要由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来监管。[19]他倡导的入刑运动也得到了西南各州的支持，据鲍尔德拉马与罗德里格斯描述，这些地方在经济繁荣的1920年代曾热情欢迎墨西哥的农业工人和矿工，但在经济萧条的1930年代又将他们大规模地强制及非法驱逐出境。据估计，这些被赶到墨西哥那边的人约有数十万到一百万人，其中不少是美国公民。在驱逐他们的理由中，有一条是墨西哥人使用“烈性大麻”。立法者将毒品与某类“危险”人口联系起来——除了可卡因与黑人、鸦片与华人，还有大麻与墨西哥人——再次宣布他们有罪。[20]
安斯林格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需要新产品的新市场，这种产品在墨西哥较易于种植。但安斯林格对布拉沃河南部的影响要更为深远：他继续直接干涉墨西哥事务，而且绝不手软，从而导致了一场重大事件的决定性转变。
1937年，墨西哥毒品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卡兰萨时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仍然掌握在公共卫生部门手中，因为卡德纳斯拒绝将相关权力转交给总检察长；而卫生部门此时走上了与安斯林格截然相反的道路。墨西哥联邦麻醉品管理部（卫生部门的一部分）的领导者利奥波德·萨拉查·比涅格拉博士曾是内科医生，因其在墨西哥城的毒瘾治疗医院工作多年以及对毒品影响的广泛研究获得高度评价。1938年10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大麻的迷思”。他认为，大麻是一种相对无害的物质，（与流行的说法和科学观点相反）它不会导致精神错乱，也不会激发暴力与犯罪行为；墨西哥应该撤销其禁令，甚而建立一个由政府监管的毒品分销专卖机构，通过官方授权的药房（或者官方注册医生）为瘾君子有偿提供维持其毒瘾所需剂量的毒品，以逐渐根除犯罪行为。他还倡导通过公共卫生运动来教育民众，使其了解什么是真正具有危害性的毒品（比如酒精）；以及发展毒瘾治疗体系。他公开批评美国的打击毒品政策，认为其惩罚不当、根本不可行，“不可能阻断毒品交易”，并声称这“不仅因为警察与特工的腐败，也因为某些毒贩的贿赂手段与政治影响”。公共卫生当局支持他的提议，第一家诊所随后开张。
安斯林格勃然大怒并迅速反击，对墨西哥所有医用毒品实行禁运[21]（他的办公室被授权这么做）。他还发起了诋毁萨拉查·比涅格拉的运动，说后者的计划是“异想天开”而且“是非不分”，并强调毒瘾并非可以治疗的疾病，而是“应当根除和摧毁的罪恶”。由于墨西哥精英圈子里盛行着反对大麻的态度，安斯林格的攻击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在他说服美国国务院对此额外施压之后，诊所与合法化机制被迅速地扼杀了。
安斯林格还将战火烧到了离家更近的地方。1938年，大麻被禁后不久，一位有力的反禁毒运动人士——纽约市市长费欧雷罗·拉·瓜尔迪亚，委托久负盛名的纽约医学会进行毒品研究。经过大量研究，医学会中杰出的大麻委员会得出结论（与萨拉查·比涅格拉相同）——这种毒品与犯罪、暴力或性侵并无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正在学生中间散播；而且也不会令人上瘾。实际上，该委员会认为，将大麻与其他真正有害的毒品区分开可能更有裨益。这份报告于1941年完成，1944年发表。拉·瓜尔迪亚利用其发现，呼吁重新审议1937年的法律，但战时的市长有更紧迫的事务要处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此一来，安斯林格得以继续把持这一联邦事务领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