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 四十三人事件

阿约特兹纳帕（Ayotzinapa）是个小村庄，位于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提克斯特拉（Tixtla）附近一个偏远多山的地区。格雷罗州有享誉美国的海港城市阿卡普尔科，那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就是著名的度假胜地，约翰·韦恩、伊丽莎白·泰勒、法兰克·辛纳屈和拉娜·透纳等一众明星曾蜂拥而至。但这个州却是个穷地方，而阿约特兹纳帕就位于其中最贫穷的地区。

村子围绕一个教师培训学校而建，建于1933年。把一座殖民时代的大种植园改造成了一所新学校，目的是对墨西哥农村与世隔绝的低收入人口开展教育。它是“师范学校”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旨在向人们灌输根植于墨西哥革命（1910—1920）的社会公平愿景。这类学校的任务是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教育学生，最终培养出能够改变社会的学生。阿约特兹纳帕的校友中，1950年代的两名毕业生——卢西奥·卡巴纳斯（Lucio Cabañas）和赫纳罗·巴兹奎兹（Genaro Vázquez）——在六七十年代成为著名的农村游击队领袖。如今这所学校仍在纪念这一传统，其建筑以马克思和切·格瓦拉的壁画为特色，入口处刻有如下铭文：“向阵亡的同志致敬，他们没有被埋葬，而是成了种子，让自由的事业欣欣向荣。”

522名学生（皆为男性，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多为印第安人后裔）将大部分的激进能量都用来保护学校本身。人们普遍认为，当局想关掉它和其他16所乡村教师学校，完全无视格雷罗州340万人口中还有五分之一的人不会读写的事实。学生们每天获得1比索（约合7美分）作为个人花销，拨给食宿的资金少得可怜。为了活下去，许多食物是学生自己生产的，他们养小鸡，修缮破旧的建筑，腾出地方容纳没有床位的住宿生。

他们定期去往附近的城镇“传杯子”[1]，以此方式为学校集资。他们还举行示威游行，力求募集更多资金，争取为获得学位的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2014年，政府拨款呈下降趋势，学生们群起反抗。一名19岁的学生说：“如果我们不伸手要，就什么也不会有，除了残羹剩饭。”

偶尔，他们会从国有公司“借到”——其实是强行征用——商用大巴。州政府并未提供足够的车辆，而去偏远的山城学校或者城里集资、示威，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更激进的是，他们还利用那些大巴封锁了从阿卡普尔科北边到首都墨西哥城的高速公路沿线的收费站。在这些临时路障上，他们高喊抗议口号，要求那些被激怒的南来北往的司机捐钱。因为他们最后会归还这些大巴（及司机），虽然上述举动惹恼了那些公司，但当局基本上保持了容忍。

2014年9月26日，一个星期五下午，开学第二周的周末，大约100名学生——几乎都是新生——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这次行程的具体目标、进展乃至可怕的结局目前仍不太清楚，考虑到这件事曾引起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如此局面着实耐人寻味。那天发生的事情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引起了争议——部分是因为多个目击者叙述往往出现罗生门效应，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无能、腐败和说谎。对于当天发生在这群学生尤其是其中43人身上的事，这些叙述中并没有哪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下面的介绍参考了不少独立记者的发现（其中包括约翰·吉布勒和埃斯特班·伊拉德斯的调查），以及参与活动的学生的回忆和所谓肇事者的供认，还有官方调查机构提供的证据和分析。它是关于那48小时的“一段”历史，但不是“那段”历史，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叙述还将一直受到质疑。

2014年9月20日，各师范学校学生在秘密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于10月2日星期四在阿约特兹纳帕集合，然后一起向240英里车程外的墨西哥城进发。他们将在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示威活动，以纪念在1968年的示威活动中遇害的学生。运送学生大约需要25辆大巴，阿约特兹纳帕的村民答应全部“借给”他们。9月22日，一群学生驾车下山，向西驶上通往格雷罗州首府奇尔潘辛戈的一条长约10英里的山间道路。奇尔潘辛戈城就在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的公路上。他们在那儿又借到了两辆大巴。但第二天去取车时遭到了联邦警察的阻击。9月25日，他们奔向另一个防范不那么严的地点，又弄到了两辆车。但这远未达到他们的目标，于是他们决定次日派出一支人数更多的小分队。

这个任务交给了大约100名新生，他们刚入学两周，几乎没有时间修剪头发（一种成年仪式）。这支大军将由8个老练的，有2到3年钓车（bus-fishing）经验的老生指挥。学生们驾着两辆车往北驶向伊瓜拉市（人口为11.8万）。到达之前，以外号“猎刀”的伯纳多·弗洛雷斯为首的领导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辆车右转，开上通往东边维楚科镇（人口为2万）的路，停在一个供去往伊瓜拉的汽车加油休息的路边饭馆。另一辆继续向北，停在一个公路收费站附近，阿约特兹纳帕的学生们在那里设下陷阱，成功地捕获了一辆开往伊瓜拉的大巴。10名学生与司机达成协议，上了这第三辆车，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总站，约在晚上8点到达。

这群年轻人在那里遭遇了两次令人不快的意外。第一次意外是等乘客们下车后，司机说他要向巴士公司报告一下，并表示自己去去就来，不料却一去不返，而学生们发现大家被他锁在了车里。这群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惊慌失措，通知城外那辆巴士里的“猎刀”赶紧来帮忙。与此同时，学生们砸破车窗逃了出来。第二次意外是当地警察已经赶到并拿枪指着他们步步逼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第一批50人的增援到达，几分钟后，又来了30人，这样总人数差不多就有90人，这些人纷纷拾起路上的石块作为武器。警察决定撤退。但是，某些不寻常的手段显然在悄悄准备中。伊瓜拉警察和激进学生之间的敌意由来已久，虽然不能说双方从没爆发过枪战，却也不是家常便饭。但这群学生并不知道（尽管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他们此时已经知道），警察们之所以如此高度警惕，是因为距车站几个街区之外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公众集会，由市长何塞·路易斯·阿巴尔卡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德·罗斯·安杰利斯·皮内达·维拉主持。

这夫妇俩可不是等闲之辈。市长阿巴尔卡与一个名为“战士联盟”的武装贩毒团伙过从甚密，这个团伙曾是盛极一时的莱瓦贩毒集团的武装力量。当后者于2009年土崩瓦解时，把装备留给了“战士联盟”的人，这伙人接管了鸦片膏的生产和加工，并将其藏进商用大巴直接运往芝加哥。“战士联盟”还在伊瓜拉本地和整个格雷罗州从事其他犯罪活动来获利——特别是抢劫和敲诈。在当地，这个团伙可谓臭名昭著，因为他们会在夜间戴着面具出来为非作歹，强迫街上行人一小时内交出1000美元。为了控制格雷罗州的毒品交易，他们也和前莱瓦集团的一些残余分子争斗不断，特别是一个叫做“赤色分子”的团伙。他们之间旷日持久的枪战导致乡村地带多出了大片坟茔，并使得全国的凶杀案比例提升到每10万人63起，直追世界谋杀案之都洪都拉斯。

在市长阿巴尔卡与“战士联盟”之间牵线搭桥的主要是他的妻子。市长夫人皮内达出身毒贩之家，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曾与全盛时期的莱瓦集团合作过，后来成为“战士联盟”的人，其中两个兄弟在2009年的火拼中丧生。联邦警察于2010年以涉嫌“与毒品交易有关的犯罪行为”立案调查皮内达，后因不明原因而撤销。

早年，阿巴尔卡是从当地市场上的一个凉鞋推销员开始其商业生涯的，但他崛起神速，靠着神不知鬼不觉地积累起来的财富摇身变成了富人，坐拥不动产、多家珠宝店和一座购物中心（所用地皮是格雷罗州州政府为他大力游说国防部而获赠的）。他在2012年坐上了市长的位子，尽管有人警告说，让他掌权就意味着将整个城市移交给了犯罪团伙。而在阿巴尔卡上任几周后，人们就发现了一位抗议者的尸体。不久，新市长将11名亲戚塞进市政部门任职，又让自己的堂亲菲力普·弗洛雷斯当上了警察局长，坊间议论纷纷，都说这个部门如今实际上就是“战士联盟”的一个分部。此外，这位局长还对市民巧取豪夺，把伊瓜拉当做他们毒品交易的大本营，在市长需要时提供武力支持。

2013年5月，阿巴尔卡纵容警察迫害当地社会活动家阿图罗·赫尔南德斯·卡尔多纳，后者曾领导受不法侵害的农民和矿工在伊瓜拉举行过示威游行。据目击者称，阿巴尔卡一手安排了对赫尔南德斯·卡尔多纳的绑架和拷打，然后又在枪杀他之前亲口对他说：“你敢惹毛我，那我就杀了你乐一乐。”随后，与赫尔南德斯·卡尔多纳关系密切的阿约特兹纳帕学生在市政府前示威。当地天主教会的劳尔·贝拉主教也要求对这起谋杀进行调查，他甚至将此案提交到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然而当局认定，根据宪法，市长可以免于被起诉，于是就此不了了之。这种对官员不予追责的做法早已正式化了。“屠夫们已然大权在握。”贝拉主教说，而我们确实很难觉察政府究竟是何时离场，让罪犯取而代之的。

至于市长夫人，问题就更严重了。当她与她的丈夫2012年执掌市政大权时，按照团伙中一个头目的说法，其实是皮内达成了伊瓜拉的“大管家”、这座城市的犯罪活动的组织者。不过，在白天扮演第一夫人时，皮内达乐于把自己装扮成女慈善家。她有数不清的照片，都是她与受她恩惠者的合影。2014年9月26日，作为国家出资设立的组织——墨西哥国家整体家庭发展系统（National System for Integral Family Development）地方分会主席的她，按理是要做年度报告的。据许多观察者称，她还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为她丈夫连任市长发起一个拉票活动。庆典在城中的市民广场举行，紧接着是一个露天派对。为了看起来观众如潮，他们弄来了4000个“群众演员”，这些人只要到场并鼓掌就能拿到报酬。正当这一集会进行到高潮时，有消息传来，说阿约特兹纳帕的学生又进城了，极有可能准备毁掉这个对她而言重要的日子。这位飞扬跋扈的第一夫人——其做派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玛琳菲森[2]（迪士尼动画片里的经典大反派）的结合——对学生们深恶痛绝，此前曾对他们恶言相向，一张口就是“贱坯”“罪犯”“骗子”“投机分子”之类的话。之后，要么是她，要么是市长下达了命令——“阻止他们，控制他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与此同时，在客运总站，集结起来的100名学生舍弃了被砸碎车窗的大巴，又强征了两辆新车。考虑到警察肯定会去而复返，他们决定尽快出城。四辆大巴组成的车队向北进发，开上了一条南北向的主街，迎着逐渐拥挤的车流直奔市民广场。[3]他们似乎打算在快到广场时右拐，往东直奔通往佩里费利克的道口，沿着这条环形公路可以回到阿约特兹纳帕。在警车开始涌入这片区域前，只有一辆大巴成功了，其余三辆则失去了机会，只好向前狂奔，穿过刚刚终止庆祝活动的广场，驶向公路的另一个入口。警察在他们的两侧和后面紧追不放，对空中鸣枪示警，直到其他巡逻车在前方截住车队，在靠近匝道口的地方形成一道路障对三辆大巴进行合围。

然后，他们扣动扳机，大开杀戒。后加入的这些人是邻镇的考库拉警察局派来的援兵，考库拉警察局也是“战士联盟”的产物，甚至比伊瓜拉警察局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两辆无牌车出现在现场，车上下来的是一些身穿黑色突击队制服的蒙面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战士联盟”的成员。他们开始用半自动武器射击，学生们或死或伤，有25到30人遭到围捕（主要是车队最后一辆大巴上的人）并被警车带走。

其余的人四散逃入夜幕中，寻找藏身之处。有些人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救助，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收留了一群学生，一位“绅士”救了另一群；有些人则惨遭拒绝。一小队学生带着一个受伤的同志进了附近诊所，医生答应打电话叫救护车，暗地里却通知了军队。第27步兵营之所以在伊瓜拉有驻军，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对付像“战士联盟”这样的暴徒，但他们用行动证明自己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大约午夜时分，他们全副武装地现身，命令学生靠墙站成一排，记下他们的信息并拍了照，还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威胁要将他们移交给市警察局，并声称“你们有种挑事，就要有胆承担后果”。但最终他们还是把学生放了。

与他们的同学胡里奥·塞萨·蒙德拉贡相比，所有这些从被困大巴中逃出来的学生都太幸运了。蒙德拉贡被称为“埃尔·奇兰嘎”，意思是他来自墨西哥城，这样的家乡对于一个阿约特兹纳帕学生来说可不算常见。在那个黑夜的某一刻，他被一群陌生人抓住了。这些人折磨他，剜出他的双眼，撕下他的脸皮，然后开枪射杀了他，并将他弃尸街头。[4]

与此同时，那辆落单的大巴也遭到了与中埋伏的三辆车相同的噩运。就在它即将开上公路胜利大逃亡之时，警察包围了他们并开枪射击。一些学生大声呼喊，说他们不是罪犯，然而这些以为警察可能认错了人的学生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们才不在乎呢！”另一些学生投石块还击，但在更多的巡逻车到达后，他们开始四散逃跑。有些得以逃脱，有两个被杀，还有几个受了伤，约有10人被抓获并被塞进了警车。

大约同一时间，在城里的另一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一辆同样装满年轻人的大巴也遭到了警察的射击，警察以为他们也是阿约特兹纳帕来的。其实他们是从奇尔潘辛戈来的足球运动员，在胜了伊瓜拉市的球队后，正在回家庆祝的途中。车上有2人身亡（司机与一名乘客），数人受伤。警察发现认错人之后，叫来了救护车。

至此，警察已经杀死6人，伤23人。

在整个骚乱过程中，格雷罗州州长安吉尔·阿吉雷都在接电话，听州政府官员汇报伊瓜拉发生的枪杀事件。州长是否与伊瓜拉市市长讨论过此事，尚不得而知，但他与市长夫人谈过那天发生的事。人们说这两人有私情；皮内达似乎也在通过某种渠道向阿吉雷的州长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最终，州长决定对警察的攻击行为不予干涉，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这件事并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市长则声称对那晚的事毫不知情，他承认自己听说了学生当时在破坏市中心的安静祥和，但坚称自己只对警察下过一个命令，那就是对学生的“挑衅行为”置之不理。阿巴尔卡辩称此事不可能与他有关，因为大巴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妻子的派对正进行到高潮。他说“我当时在跳舞”，甚至大段大段地哼唱起了他和妻子跳舞时的曲子；还说之后他就回家了，睡得很香。事实上，他和皮内达整个晚上都在处理这件事，他的手机上有10条通话记录，她的则有25条，最后一通是凌晨三点的。

那天晚上电话不断的人还有希尔达多，又名“埃尔·卡波·吉尔”洛佩兹，“战士联盟”的二号人物，是伊瓜拉警察局和考库拉警察局之间的联络人。在卡波·吉尔的安排下，抓获的学生被送到了他位于洛马·戴尔·考约特的家，那是伊瓜拉西面的一个小村庄，在通往考库拉的路上。他联系了自己的上司卡萨鲁比亚斯·萨尔加多，“战士联盟”的大老板。他发了条短信说“那些‘赤色分子’在攻击我们！”——这为那天晚上的混乱场面又增加了一重复杂性。卡波·吉尔也许对“赤色分子”可能发起的袭击特别敏感，他的父亲就死在这个敌对帮派的手上。但是，鉴于与他保持联系的警察并没有这种妄想，很难看出在这件事上他是如何形成这种看法的。无论如何，卡萨鲁比亚斯用黑莓手机回复了一条短信：“阻止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此刻，事态的控制权转移到了歹徒手里。两个警察局的人在送来两批学生之后离开。有30人是在大巴车队里被抓的，还有10人是在第二个对峙地点被捕的。学生们被绳子或电线五花大绑，塞进了两辆皮卡、一辆尼桑和一辆可载重3.5吨的福特。大多数人都被堆在福特车上，像叠罗汉似的，有5人放不下便被塞进了尼桑。然后，这两辆皮卡由16人的摩托车队夹道护送，前往考库拉。在一条通往垃圾场的崎岖不平的土路上，两辆车分道扬镳，最终在12点半到1点之间到达目的地。当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整晚降水量不过7毫米——到处漆黑一片，唯一的亮光来自皮卡和摩托车车灯。

16名歹徒将学生们拖出了皮卡，拉到峡谷边缘的空地上。约15人已经死在路上，显然是窒息而死。还有大约30人活着，哭喊声此起彼伏。据一个认罪的行凶者交代，这些学生后来“被审问”了。“战士联盟”宣称他们必须弄清楚这些学生是否与“赤色分子”有关，学生们当然否认，直到其中一人屈打成招，“供认不讳”。大约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在了枪下。（我们不知道这些学生后来是否都被杀死了，只能希望不是如此。）

随后，尸体被扔进了峡谷，在谷底像柴堆一样层层叠叠。高高的尸体堆被浇上了柴油和汽油并放火焚烧。熊熊的火焰从那天晚上一直烧到周六，也就是9月27日下午，大概烧了15小时。垃圾堆里那些易燃物——纸张、塑料、木板、树枝、轮胎，还有摩托车源源不断运来的柴油，使得大火迟迟不灭，直到所有尸体化为灰烬，一些没来得及烧尽的骨渣也被碾成了齑粉。“人们永远都不会找到他们的。”卡波·吉尔给卡萨鲁比亚斯发了这样一条短信。

在总结以上叙述之前，我们必须指出，这一说法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后者的叙述与之相反，但听起来甚至比这个还要恐怖。他们说学生们其实是被军队抓住的，然后被带到了步兵的营房杀死，并用军队里的专业级焚尸炉毁尸灭迹。持这种说法的人并未给出具体情节——可能是因为卷入转交学生一事的是军人而不是歹徒——他们也知道，坚持这种说法就得承认政府的最高层必然在事后对其进行了精心掩盖。

这件事本身并不难以置信。当地军队与左翼分子长期不和，几十年前阿约特兹纳帕的毕业生、游击队员卢西奥·卡巴纳斯之死军队也确实难辞其咎，但那是在他顽强抵抗军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数年之后，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令军方颜面扫地。最近几年，他们一直被指控对老百姓过分使用暴力，而且不分青红皂白，还动用酷刑，尤其是在大肆屠杀之后破坏犯罪现场以掩盖罪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市镇上，一个涉毒的市政当局是如何与驻军相安无事地存在下去的。

可以想象，他们逮捕了那些他们认为危险的激进分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而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这么做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时，就决定彻底消灭学生，嫁祸歹徒。联邦政府当局亦有不光彩的历史记录，当他们承认官方的不法行为时很可能参与了掩盖罪行，包括用酷刑逼迫被抓的歹徒顶包。

这个版本的故事已被广大墨西哥人所接受，民众一直要求军方开放营区接受调查。考虑到如此庞大的阴谋必须有相当多的人参与，而且相关证据也完全缺失，我们认为这种叙述并不能令人信服。但如果它真的被证实了，并且军方和联邦政府应为这场大屠杀负责，其后果将难以估量。即便它不是真的，人们对它的深信不疑可能也说明了大部分人与现有秩序之间的隔阂是多么深。

上述所有关于歹徒实施屠杀的恐怖细节，在6个星期之后，当主要行凶者被抓获并认罪后才曝光。在这些学生下落不明的那段日子里，从9月27日开始，在悲痛欲绝的学生父母的要求下，开展了对失踪的43人的搜救工作，这些父母苦苦期盼自己的孩子“只是”被绑架并藏匿了。“他们被抓走时还活着，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这样的渴望在父母们的嘴边反复念叨着。

9月28日，伊瓜拉警察局全体280名警员接受了讯问，随后有22人被收押。其中16人被发现曾使用枪支，被逮捕后押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以谋杀重罪起诉。

9月29日，市长阿巴尔卡否认与警察的袭击行为有任何瓜葛，并且拒不承认自己说“没有人给我除掉这个惹事的牧师吗？”等于是在下命令，让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但在第二天，市长请求休假30天并获得批准，他立即带着妻子和堂亲——那位警察局长溜之大吉。

10月4日，对伊瓜拉附近村庄进行梳理的搜寻者发现了三个万人坑，埋有28具尸体（后来更正为34具）。但是10月14日官方宣布，DNA检测表明其中并没有失踪的学生。这些人到底是谁成了人们心头的新谜团，很快，当埋着数目不明的尸体的万人坑被一个个发现时，谜团就合而为一了。其他家庭现在也来要求调查，想看看他们失踪的亲人是否在这些被发掘出的尸骨当中。（“已经找到6个万人坑了，”一位震惊不已的专栏作家写道，“他们竟然还没有找到要找的那个。”）

次日，也就是10月5日，由250名联邦警察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国家警察部队的精英——解除了所有伊瓜拉警察的职务并接管了他们的工作。10月6日，早已开始在阿约特兹纳帕守夜的父母们看到，这一事件的冲击波与人们的抗议浪潮还在扩散。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代表国家承诺会加大搜索力度，将行凶者绳之以法。在最初的枪击中从警察枪口下逃生的学生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讲述了大巴车队所遭遇的袭击。格雷罗的一支游击队，即成立于1990年代中期，近年来已经很不活跃的大众革命军（EPR），也上You Tube声援学生，并许诺会采取行动，号召人们表现出“民众的正义”。

10月8日，该校学生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同一天，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巴塞罗那、马德里、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等地也举行了抗议活动声援他们。10月13日，蒙面的抗议者袭击并烧毁了奇尔潘辛戈的一座州政府办公大楼。10月16日，墨西哥全国学生罢课，总统佩尼亚·涅托宣布找到失踪的学生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之后的几天内，联邦政府派了特警去控制格雷罗州其他13个黑帮猖獗的自治市。数以千计的安全部队人员使用马匹、货车、坦克、直升机、摩托艇和潜水设备对当地村庄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在格雷罗州的阿卡普尔科，成千上万的学生、老师和挥舞着砍刀的农夫要求州长阿吉雷为他对此案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引咎辞职。同一天，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公路上，联邦部队抓获了卡萨鲁比亚斯——“战士联盟”的头号人物。

10月22日，墨西哥总检察长赫苏斯·穆里罗·卡拉姆宣布，根据暴徒的供认，市长和他的妻子的确曾下令拦截那些大巴。当天晚些时候，伊瓜拉有数千人举行和平游行，要求让失踪的学生活着回来，数十名蒙面的抗议者突然脱离游行队伍向市政厅投掷燃烧弹。在墨西哥城，逾5万人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

第二天，即10月23日，州长阿吉雷迫于其所属党派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辞职，但他并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10月27日，当局逮捕了“战士联盟”的另外4名成员。他们的供述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个已被陆军和海军封锁的垃圾场。法医小组赶赴现场开始调查。

10月29日，学生们的父母与总统佩尼亚·涅托在位于洛斯皮诺斯的总统官邸举行了四小时的会谈，随后在城里的一个人权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位父亲发表声明：“我们不是任他们随心所欲、肆意宰杀的羔羊。”他坚决要求找到那些孩子，“因为我是墨西哥公民，我有这个权利”。

11月4日，联邦警察追踪到了市长夫妇的藏身之处，就在墨西哥城里一个工人阶级居住的街区。阿巴尔卡承认自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已经崩溃，皮内达则一如既往的傲慢，轻蔑地命令逮捕她的警察“把你的手拿开”，还说：“你好大的胆子！”夫妻二人锒铛入狱，至于他们对讯问是如何作答的，当局并没有公之于众。

最终，在11月7日，之前接见过学生父母的总检察长穆里罗召开了正式的记者招待会，说明了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现场气氛凝重。根据参与此次大屠杀的几个暴徒的供词，他公布了细节，充实了我们前面叙述中提到的此案基本脉络，他对有关暴行的额外说明令闻者心惊。

大火熄灭之后，刽子手们受命去将灰烬和碎骨（后者要先砸成粉末）之类的残余物冷却，然后全部装进一个黑色大垃圾袋，丢进附近的圣胡安河。第一个人似乎经验不足，把两个袋子完完整整地从桥上扔进了下面的激流中。他的同伙解释说他们应该把袋子里的东西倒进河里，而其余的几袋就是这么做的。但正是这个失误让海军潜水员打捞到了一些残余。父母们不信任墨西哥官方，要求由独立机构来收集这些极小骨渣上包含的DNA信息，承担这项工作的法医专家组来自阿根廷，曾搜寻过在独裁者统治之下消失的人的残骸。相关材料还被送往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的一些世界级实验室。穆里罗说，官方目前仍将学生们定为“失踪”，案件还在处理过程中。

12月，奥地利方面宣布在一片骸骨上发现的DNA来自亚历山大·莫罗·贝南西奥，他是43名失踪者之一。阿根廷的法医小组接受了分析结果，但也指出因为这些残余物并不在提供给他们的材料中，所以他们无法认可政府的说法，说尸体是在垃圾场焚烧的。

2015年1月，总检察长穆里罗·卡拉姆宣布此案结案，认为没有发现什么新信息以至于需要修改之前的官方说法。许多受害者父母则坚信，既然43名失踪学生中有42人的生死缺乏法医证据，那他们的儿子就有可能还活着。他们要求将此案移交国际刑事法庭来裁决。

阿约特兹纳帕发生的事令墨西哥举国震惊，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学与技术学校的学生纷纷大声疾呼，为学生兄弟的命运愤愤不平，不仅艺术家、演员、作家、律师——各行各业的人团结一致，走上街头；连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也大胆直言（就像教皇方济各[5]一样）。从大屠杀发生到真相大白，其间有痛苦难熬的六个星期，希望渐渐渺茫，怒火却不断蔓延，对市、州、联邦政府当局的抗议和愤怒也随之愈演愈烈。不仅政客个人的信誉极大地受损，各大政党也遭到了强烈谴责。主要的左翼反对党——民主革命党（PRD）更是名誉扫地，因为阿巴尔卡和阿吉雷都是代表该党被推选出来担任公职的。总统佩尼亚·涅托执掌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也受到抨击，因其对学生命运的关心姗姗来迟，更因其打击犯罪行为时的无能或不情愿。民众举行大型集会，强烈要求总统下台。这些抗议绝大部分都是和平的，但有些也诉诸了暴力，比如有人在墨西哥城的总统官邸大门前纵火，还有人侵袭了阿卡普尔科国际机场。一些批评家对这些骚乱活动予以谴责，并对阿约特兹纳帕人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捣乱分子，不值得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但是民众中间绝大多数人的反应仍然是震惊、羞耻、悲伤和愤怒。

这样的反应有点令人费解。并不是说大屠杀不会引起类似反应，而是因为在一连串恐怖事件中，它是最近才出现的反应。且不说受害者的身份——穷苦的农村小伙决心成为教师，改变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在社区的命运，这不单单是一场杀戮狂欢，更是腐败和犯罪联手酿成的惨剧，这在墨西哥近代史上并不常见。

集体屠杀（一个案例中出现300具尸体）；残酷折磨（一名受害者的脸皮被剥下，缝到足球上）；市长、州长与武装贩毒团伙勾结；猖獗的绑架勒索；警察效命于利用毒品的巨额利润行贿的贩毒集团；不止一个警察局被全员逮捕；刑事司法体系除了让罪犯逍遥法外，毫无作为；高层政府官员不是无能就是漠不关心；乃至民间抗议活动的爆发——所有这一切在近十几年来已经司空见惯。

你以为只有43具尸体吗？2000年以来，已有超过10万人被杀害。万人坑？已经有好多个几万人凭空消失了，其中很多人可能就腐烂在这些深坑里。觉得处决他们的方式太残忍？每10万名死者中大约有2000人是被斩首的。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全国各地会民意沸腾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父母们决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暴行在数不胜数的杀戮与残害事件中不了了之。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受够了多年来的残害与虐待，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因为腐败和犯罪的毒瘤蔓延所致。“我们愤怒是因为这并非孤立事件，”为这43名学生抗议请愿的一位女士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为人父母，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非常丑恶的一面，我们要抗争。”

本书接下来将要介绍的便是墨西哥人民这段饱受欺压祸害的漫长历史，力求为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提供一个大致的背景，以便大家理解此次事件何以会在墨西哥全国引发众怒。我们的叙述大部分是关于众所周知的墨西哥毒品战争的，它通常可以追溯到2006年，当时墨西哥军队受命打击那些牢牢控制着墨西哥大片国土的大型毒品集团。大部分美国人都知道，过去10年间（2006—2015），格兰德河下游一直在发生可怕的事。他们已经看到了不时传出的血淋淋的大屠杀惨剧，还有毒贩头目被抓，记者被杀的消息；也许还读到了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行警示，提醒他们在墨西哥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谋杀和绑架（小心也是一样）。然而要想把握这场毒品战争的范围和性质仍是困难的。

在我们看来，这43名学生的故事需要放入相关背景中去理解，而这场毒品战争也是一样。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只是细究通常限定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也将无法真正窥见全貌。这10年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故事背景，它血腥的结局需要置于上个世纪（1914—2015）的情境中去审视。

此外，我们还认为“墨西哥毒品战争”这一叫法极大地误导了大家。因为它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大家忽视了美国创造并亲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美国人以为格兰德河下游那些血淋淋的新闻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因为它们的确来自一个遥远的战场，描述的是“墨西哥”打击毒品的战争——想必是墨西哥自己造成的，因而责任全在墨西哥。但我们认为这一叫法用词不当，因为它所指称的这一复杂现象是墨西哥和美国在过去一百年间共同造成的。

美国人可能意识到，美国每年消耗的非法毒品——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甲基苯丙胺[6]——绝大部分来自墨西哥。有些人还知道，贩毒集团间的火拼或者对抗墨西哥政府时所用的武器，绝大部分是从美国流入的。但他们对于目前的局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美国既对毒品需求旺盛又禁止毒品买卖、使用的那种情况，也许就没那么清楚了。一如1919年的禁酒令伴随着政客与执法机关的过度腐败，推动了美国的有组织犯罪；禁毒令早在1914年（与禁酒令不同的是它从未被废除）就催生了墨西哥的贩毒产业链，由此产生的巨大利润则被用来贿赂墨西哥政客，腐蚀执法机关。

墨西哥也并不是一个不走运的无助的受害者。这个国家的军队欣然为外国佬提供墨西哥政府所禁止的帮助，并获利颇丰。但是当美国政府开始对其邻国施压，试图（但失败了）截断穿越两国边境（有些地方还没界定清楚）的毒品洪流时，最终却引发了“墨西哥毒品战争”，不仅导致数以万计的墨西哥人丧生，还刺激了腐败和犯罪的大爆发。

这些判断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结构。首先，我们将概览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墨关系，看一下双方是如何在彼此的政治、经济和观念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形成毒品贸易，又是如何努力对其进行抑制的。接着，我们将沿着近十年来毒品战争的进展给出更多细节，其间，暴力冲突如海啸般席卷整个墨西哥。最后，我们将回到这里，重新审视这43名学生的故事，希望届时大家会对此有更多的理解。至于美墨两国各自的历史以及共同的历史将如何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会在结论中表明一些看法。我们将特别指出，墨西哥人被“四十三人事件”激起的怒火以及其后致力于根本改变的决心，也许最应该指向对墨西哥政治、经济和刑事司法体系必要的重建，还有对历史悠久的刑事定罪制度的终结，我们认为当前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一制度的存在。

卡门·博洛萨&迈克·华莱士

于 布鲁克林/科约阿坎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