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儒门事亲》是金代著名医家张子和的名著，是一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著作。金元时代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闪光时代，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张子和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攻下派的一代宗师，要了解金元医学体系，理解攻邪存正的临床方法和意义，本书是必读之书。同时本书也是从事中医理论研究和中医临床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一、《儒门事亲》与作者
1.《儒门事亲》的形成
《儒门事亲》今可见的是十五卷本，其形成过程较长。
（1）《儒门事亲》命名本，亦即前面三卷本，为张子和亲自撰写的内容，是集中反映张氏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的代表作部分，文词最精，论证平达，是全书精华，学术重点所在。
（2）其他门人的记录，包括讲学内容、临床病案，所用方剂，汇集的古人经验方。出自学术继承人的手笔。
（3）刘河间《三消论》（今第十三卷），是麻知几搜求遗书所得，并加以润色后收入子和著作之中。因为张氏之学深得刘河间影响，是刘氏学术传人，故被收入其中，亦反映张子和学术思想之渊源。
三卷本末曾单独刊行。而十四卷本则至元中统三年（宋·景定三年，1262年）才正式刊行，此时张氏已辞世三十多年。明·嘉靖二十年（1541）邵辅（伯崖）再据元刊十四卷本改易刊行，并补入《三消论》，至此《儒门事亲》则正式成为十五卷本。之后《医统正脉全书》再据以刊行，遂广为流传，直至如今。
2.作者张子和
张子和（1156—1228），名从正，自号戴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超群脱俗的杰出人物，为金元医学之发展与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毕生从事“攻邪存正”研究，论病首重邪气，治病祛邪为先，主张祛邪则元气自复，擅用汗、吐、下三法，后世誉之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齐名。他出身医学世家。少年习医，由父授业，后又深得刘完素学术影响，对儒学十分重视，因而书名为《儒门事亲》。他先后从医50多年，医术高超，“起疾救死多取效”，因而在金·兴定中期曾被朝廷诏补太医之职，可是他为人豪放豁达，颇有名士气质，又不肯卑躬屈膝、马前唱喏，因此很快辞职，之后常住寺中，时游江河，过游逸隐士生活，从而接受了一些道家思想影响，并反映在《儒门事亲》内容之中。《儒门事亲》内容多在游逸生活阶段形成。
张子和的贯里，在《儒门事亲》及我国医史文献中有多种记载，分别有“睢州考城”“宛州”“陈州”“郜城”等，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前者，据史料考证，更确切一点应该是现在的兰考县与民权县之间是其故乡，其他则是久居之地及游逸行医之地，或因时代不同建置辖属变更或易名而已。
二、主要学术特点及其对临床指导意义
张子和《儒门事亲》，内容广泛，涉及临床各科，体列各别，有立论、评论、辩论、病案治法、方药等等。综观其学术特点成就，一是系统的病因发病学观点，二是积累丰富的临床治验、方药及创新。
1.病因发病学
病因发病学观点，是张氏《儒门事亲》的学术亮点。张氏认为人体发病皆由邪气所致，病的虚实变化、病程长短、病情轻重皆与邪气有关，因而要治愈疾病就必先攻邪，邪去则正复。这是张氏病因发病学观点的学术思想核心，是运用汗、吐、下三法的理论依据，从而确立了“论病首重邪气，治病先论攻邪”的诊治疾病总原则。可以概括为“病因邪生、证由邪定、邪去正安”。
张氏根据病邪的由来分为三种，分别称为“天邪”“地邪”“人邪”，认为天之六气为天邪，天邪发病在乎上；地之六气为地邪，地邪发病在乎下；人之六味为人邪，人邪发病在乎中。感邪不同则病位不一、证候各别，治疗则要因势利导，所谓“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从而为汗、吐、下三法的运用初步确定了适应范围，即在表者用汗，在下者用下，在上者用吐。
张氏又把诸药物、诸治法统于三法之中，如“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泄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便归于下。”又如把引涎、追泪、嚏气等凡上行者皆并为吐法；把针、灸、蒸、薰、按摩等凡能解表者皆并为汗法；把催生、下乳、通经、逐水、泄气等凡下行者皆并为下法等。因此张氏断然提出“三法可以兼众法”的结论，并说“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可见张氏运用的汗、吐、下三法远远超出了《伤寒论》开创的三法范围，突破了六经辨证治疗的常规用药规律。
张氏祛邪三法之中，以下法最多，不论杂病、伤寒，皆有使用，而汗法多用于外感，吐法则多用于奇难杂证。他治郁证则强调吐法和下法，所谓“吐之令其条达”。他据此治愈了一些情志性疾病，说明他用吐、下治病方法至精至熟。
张氏极力主张养生用食补，治病用药攻，反对滥用补药。认为使用三法旨在抑强平亢，所以要攻字当头，夺字为先，但必须中病即止。饮食调养，五味贵和，不可偏胜，否则则增气为祸。这是他攻邪存正思想的另一侧面，也是他补偏救弊的意识反映。
张氏的病因发病学思想，还据《素问》“百病皆生于气”的理论，又据刘河间之说，认为情志性疾病与“心”有关，所谓“五志所发，皆从心造……，以平心火为主。”他又据五行生克制胜之理，提出了“九气疾病更相为治”观点，“悲可以治怒……喜可以治悲……恐可以治喜……怒可以治思……思可以治恐”，并以此观点指导心理治疗，改变病人心理病理状态，从而取得良好效果。书中记述了一些相关病案，说明张氏极有卓见，既继承前贤理论，又丰富自己内容，读后备感新颖。
2.临床经验与方药
张氏积累的临床经验和所收集的方药，是极为丰富的。《治病百法》中介绍的各病证治，比较确切灵活，概述了诊治百病理论方法；《十形三疗》中，收录了以汗、吐、下为治的病案139例，多数辨证独特，方药简单，而疗效显著；《三法六门》中，收集了张氏所用三法特异方剂和治疗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病证及调治方剂。一些方剂已作化裁，说明张氏尊古而不泥古。《世医神效方》中，汇集了前哲各种经验方药，复方单方皆俱，简便实用，体例虽不统一，却说明了张氏重视收集经验方药的苦心。
还值得一提的，在诸多论病、论治、论方的病案中，不少联系运用了《内经》《难经》的内容，运用了运气学说的观点。他收集的病案涉及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有急救，取咽中异物，心理治疗等等。可见张氏医学造诣之深，学识之广，又有创见，故能独树攻邪治病一帜，技盖群芳，超尘脱俗，自成一家。
3.学术评价概略
张氏既精通医学，又尊崇儒学，也涉及道学。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是逆唐宋医家崇尚使用古方补药的遗风而上的，又自傲孤芳于世，因而其所论多补偏救弊之说，遣方给药特殊，自然会褒扬者有之，贬谤者亦有之。褒扬者有认为其学识无一不穷其极，有认为开辟了温病学说先河，为温病学说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因之载入了《金史·方技传》的史册。贬谤者则讥其偏执。《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有较客观评价：“……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概以峻利施治……未明从正本意耳。”这是平正之评论。至于书中一些“符咒”、“辟谷方”之类，反映道家思想成分，可能与接近寺堂有关，也有麻知几润色影响成分，不全是张氏学术本意，读者应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本，择善而从。
三、如何学习应用《儒门事亲》
《儒门事亲》是一部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医书，其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又出自多人手笔，而作者又是医、儒、道兼识之士，加之正式刊行时作者早已辞世，因而阅读本书应着重几点。
1.要发现学术思想脉络
作者的学术特色，每反映于其代表著作之中，不然就难以被后人誉之为“大家”。张子和之所以被后世誉为攻邪派的一代宗师，金元四大医家之一，除了其治病中敢于多用攻邪的汗、吐、下三法取效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并以此理论来指导和总结自己的诊治行为，且为友人、门人和部分后人所认同接受。具体说是，他把病因发病规律、治疗法则、用药和治法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的学术思想脉络，可概之为邪气致病的病因发病学观点——三邪理论观点——以通为用观点——五志七情病从心发观点。他的这些观点，多有一定学术渊源。如能用心求读《儒门事亲》，均可从书中内容发现。如不注意这些，就不会理解他的医史地位，不会理解医史对他学术的高度评价，甚至对他一般诊治方法和效果不可理喻，或误认为鲁妄作为和侥幸取效。
2.要启迪思维，勇于实践
学习为了致用。张子和继承发展了《伤寒论》开创的汗、吐、下三法，而且使用范围和经验却远远超过前人，尤其是下法和吐法。但是后人使用三法尤其是吐法治疗重病的实践却相对较少，原因诸多。其实不少急症和重症的治疗，可从三法中得到借鉴和启迪。近三十多年来，不少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诸如急性阑尾炎、胆囊炎、胰腺炎、肠梗阻等，取得了累累硕果，从理论来说是受到攻下法启迪的。笔者常遇一些不同病症的高热病人，或疮疖肿痛，高血压等，如病势较急，或病程较长，病情较重，在辨证用药的同时，适当“通下”，通大便，利小便，则可收到较为明显的效果。对于部分急性肾功能衰竭病者，使用十枣散攻水，肾功能可迅速改善。至于发汗消水肿、发汗治痛风、发汗治皮疹，则更是临床所常见。因而对张氏的汗、吐、下三法这份宝贵的医学文化遗产，有进一步发掘研究的价值。希望读者，尤其是从事临床的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启迪，结合自己实际，在辨证基础上，认真实践，勇于实践，加强责任心，探索经验，总结提高，可望得到预料的成果，对“三法”的实践将有所突破与创新。
张氏在本书内容中，还收集了大量的经验方药，其中有用法，有制法，有复方，有单方，也有大量的各科病例病案，因此可以根据读者自己从事工作的需要，去从中发现，取用或仿效，丰富治疗方法，提高自己水平。
可以概括地说，本书全面反映了张氏学术思想及其有关的经验内容。从学术理论来说，张氏的学术思想理论着重在一、二、三卷，要探求其理论者，则多在此求之。其后则多为讲学记录或诊病记录，这些内容体例，有些不太统一，但某些内容却很有价值，而且从中还可发现张氏医学的敬业精神及创新之胆识。最后一卷则纯属民间搜求积集的方和药，又可见张氏及其门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并不惟我独尊的科学态度。这些内容也值得参考。
邓铁涛 赖畴 吴伟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