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抑郁症的流行病学

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报道，由于诊断概念及分类上的认识未能完全统一，特别是早期的研究未将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分开，使不同调查的抑郁症患病率和发病率数据相差甚远，地区之间所报道的数据大相径庭。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关于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资料所涉及的对象多数为传统意义上的“内源性抑郁症”，也有部分为心境恶劣的资料，而国外的有关抑郁症流行病学资料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因此，国内外相关资料差距很大。

一、发病率与患病率

（一）国外资料

世界各地调查所得抑郁症患病率相差较大，WHO推测中国大陆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可能在7%～8%之间。Blamd.RC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5.2%～16.2%，双相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4%～1.1%。加拿大国家人口健康调查署收集自1994年纵向数据结果显示，35岁以下女性抑郁症的发生率为每年6.2%，65岁以上男性抑郁症发生率每年为0.26%。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在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ECA）调查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9%；恶劣心境为3.3%（Regier，1988）；1994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17.1%，恶劣心境为6%，其中男性为12.7%，女性为21.3%（Kessler，1998）。2012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8.3%，终生患病率19.2%。苑杰（2014）带领其团队对国外抑郁文献的荟萃分析发现：德国、波兰、保加利亚，欧洲西、中、东南三个国家2103名大学生抑郁患病比率分别为：波兰34%，保加利亚39%，德国23%。

WHO（1993）的一项以15个城市为中心的全球性合作研究，调查综合医院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发现患抑郁症和恶劣心境者达12.5%。在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黎巴嫩、韩国、中国台湾等）对38 000个体的社区调查发现，各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相差悬殊，中国台湾仅为l.5%，而黎巴嫩高达19.0%；年发病率在中国台湾为0.8%，美国新泽西则为5.8%（Myra，1996）。

1999年，欧洲6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采用ICD-10诊断标准进行社区抑郁症研究，在社区近80 000人群总样本中共检出13 359名成人存在抑郁症（时点患病率17%），这一数据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94）较接近。可以推断，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12%～17%，终生患病率约为20%。

世界精神卫生调查委员会（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Consortium，WMH）2004年报道了14个国家的15项调查结果，各国心境障碍的年患病率在0.8%～9.6%之间，其中美国最高，尼日利亚最低；我国北京、上海分别为2.5%和1.7%。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和地区抑郁症的患病率差异较大，可能与采用的工具、群体等不同有关。但总体来说其患病率偏高是不争的事实。

（二）国内资料

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专门针对抑郁症的全国流行病学研究资料。但近5年来不同地区关于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报道明显增加。1982年，我国参照ICD-9及DSM-Ⅲ制定统一标准，在全国选取12个地区开展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37‰，终生患病率为0.076‰。1993年选取在1982年调查的12地区中的7个地区使用相同的调查方法和诊断标准进行了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52‰，终生患病率为0.83‰。1982年和1993年两次调查结果均显示，情感性精神障碍患病率低于国外报道水平。分析其中原因，可能与社会文化环境、地域分布、种族差异、诊断标准、流行病学调查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

在全国两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之后，全国各地区的精神病学家对当地的抑郁症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2001年浙江省在WHO的协作下，对省内14个框架地区的15 000人进行的筛查发现，人群时点患病率重症抑郁为4.25%，心境恶劣为1.58%。2001年成都地区55周岁及以上人群中抑郁症总患病率为2.62%，其中男性1.6%，女性3.54%；2003年江西省抑郁症总患病率为1.15%。

北京安定医院的马辛（2003）等采用WHO推荐的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核心本1.0版（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1.0，CIDI 1.0），以ICD-10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为依据，对北京市15岁以上的人群进行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发现，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87%，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3.31%（年患病率为4.12%）。

北京地区（2003）不同等级综合医院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重性抑郁症（包括原发性抑郁症和继发性抑郁症）的现患率分别为：一级医院5.58%和15.03%；二级医院4.45%和9.98%；三级医院3.17%和5.07%；住院病人分别为5.05%和7.04%；门诊病人分别为2.53%和3.09%。

费立鹏（2009）等对中国4个省6万余名受试者的一项大型调查分析显示，抑郁症的现患率为6.1%。

丁丽君（2013）等人以厦门市18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10 764人进行调查发现，抑郁症现患率（最近1个月）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62%和3.30%。其中，女性、年龄大于55岁、农村、分居或离婚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

冯正直（2013）等人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整群抽取陆、海、空、武警军人1.14万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军人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18.1%（其中轻度抑郁为8.6%，中度抑郁为4.4%，重度抑郁为5.1%）。

二、复发率

抑郁症是一种复发性疾病，大多数病人的病程呈现出反复发作、间歇性缓解的特点。虽然经过系统正规的治疗，但是仍有超过40%的病人并未获得持久性缓解（Goldberg，1995）。国内学者潘桂花（1998）的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年复发率为40.56%，与Lavori的结论相似。而国外的其他一些报道的年发生率为2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季建林教授认为，90%的病人在抑郁首次发作以后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复发，约75%～85%的病人五年内会复发。还有报道认为，抑郁症病人l年内复发率约为33%，5年内复发率为70%。每1次复发后，再复发的风险呈现出进行性增加趋势；经历过2次复发的病人的再复发率为80%，而有过3次复发的病人的复发率高达90%。

总之，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报道的复发率不同，但都强烈提示，抑郁症是一种具有高复发倾向的精神疾病，因此在治疗的时候应提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以减少复发。

三、自杀率

我国1982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平均自杀率为0.85/万；1993年复查时年平均自杀率2.22/万；1995—1999年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国内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张杰等（2011）报道，最近几年我国的自杀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如2004—2008年，自杀率由10.83/10万下降至6.60/10万。自杀者中患有精神障碍的占38%，以抑郁症病人最为常见。重性抑郁症病人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42.8%，自杀未遂的发生率为9.6%。

胡少华（2005）报道，抑郁症病人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增高，2/3的抑郁症病人曾有自杀想法和行为，15%～25%抑郁症病人最终自杀成功；自杀死亡者中90%～93%在死前至少符合1种或多种精神障碍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人群的50%～70%。

韩国的自杀增加率是世界第一。在韩国，十大死亡原因中自杀从2001年第八位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第四位。据2007年统计，自杀死亡率为10万/240万。自杀倾向中抑郁症病人的自杀倾向是正常人的20倍，是患其他精神疾病病人的4倍，目前认为抑郁症是试图自杀的主要原因。

四、性别与年龄

抑郁症的发病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更容易罹患抑郁症。Mohammad等报道成年抑郁症病人中女性是男性的两倍，女性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4.34%，而男性仅为7.34%。Kessler报道女性抑郁症有25%的终生患病率，而男性则为12%。但也有抑郁症的患病率男多于女的报道。有研究显示，12岁以后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男性。这可能与调查方法、人口样本、种族文化以及诊断标准不同有关。发病的高峰年龄为25～44岁，平均40岁。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加拿大（2000）一项研究显示，抑郁症起病高峰为青少年（12～24岁），患病率1.4%～9.1%；大于65岁的人群患病率约1.3%～1.8%。Garta（2003）等随机抽取1040人对反复发作短暂抑郁患病率进行调查统计，各年龄段中24岁以下病人患病率为13.8%，女性患病率为9.0%，显著高于男性的5.8%。Bello等（2005）对墨西哥抑郁症的调查显示，抑郁症患病率为4.6%，病人年龄以30～50岁为主，且女性患病率（5.8%）显著高于男性（2.5%）。

张郭莺（2010）等人对成都地区5194名6～16岁儿童少年进行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少年抑郁症总患病率为1.2%，其中符合重性抑郁症诊断标准的为0.63%，符合未特定抑郁症标准的为0.57%。汪春花（2007）等人对某重点中学的6307名学生进行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重点中学抑郁症的患病率是2.92%。苑杰（2016）等在文献综述中报道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历时18个月对不孕不育病人的随访，结果显示，在未能成功受孕的174例女性病人和144例男性伴侣中，39.1%的女性和15.3%的男性符合重度抑郁症的诊断，同时发现在不孕不育症治疗期间，既往重度抑郁病史是不孕不育症的最佳预测因子。瑞典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接受体外受精的妇女抑郁症风险增加，女性仍没有孩子增加抑郁和焦虑风险。

五、抑郁症的疾病负担

抑郁症作为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造成的疾病负担是严重的和多层次的。抑郁症对患病个体和家庭带来严重影响的同时，通过生产力的损失和卫生资源的占用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一）经济负担

WHO、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1993）联合进行了关于“全球疾病负担”（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的研究。发现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5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AIDS、抑郁症；而在15～44岁年龄组的前10位疾病中，有5项为神经精神疾病（抑郁症、自杀与自伤、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药物依赖）。全球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中抑郁症、自杀分别为17.3%、15.9%，高居榜首。WHO研究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WHO还认为，从1990—2020年中国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从14.2%增至15.50%，加上自杀与自伤，将从18.1%升至20.20%，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5。

认识并减轻抑郁症的社会经济负担组织（2004）报告，中国抑郁症病人每年的社会经济负担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直接经济负担140亿元人民币，间接经济负担480亿元人民币。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HO教授等研究发现，中国的抑郁症间接代价几乎是治疗成本的2倍。中国的抑郁症经济负担仅次于美国。在中国，看护者每年花费其年收入的17%～25%用于照顾抑郁症病人，并且大约每周有17个小时（每年有60天）无法工作。中国可归咎于抑郁症的自杀代价每年约为50亿元人民币，抑郁症的治疗代价约占中国卫生总费用的3%。

在美国，抑郁症的经济总负担从1990年的77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831亿美元；在2000年的总的负担中，生产力损失占到了62%（515亿美元）。

King及Sorensen（1993）在英国所调查的结果显示，抑郁症所带来的间接损失高达30亿英镑，占总经济损失的88%；而直接治疗的花费，如住院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就诊费用及家庭看护费等，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英国抑郁症2000年的总经济花费为90亿英镑，其中直接花费为3.7亿英镑。

澳大利亚（1998）抑郁症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为18亿美元，直接花费占22%。Andin-Sobocki等（2004）对欧洲多个国家抑郁症的经济负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整个欧洲抑郁症的年人均经济花费差异较大。其中，瑞士花费最高为6622欧元，爱沙尼亚的花费最低为952欧元。

翟金国（2011）等对我国山东省抑郁症病人的经济负担的研究中显示，抑郁症病人年人均总花费18 673.86元人民币，直接花费6612.43元人民币，间接花费为1212.87元人民币。城镇病人的年人均总经济花费、间接花费、误工花费显著高于农村病人。抑郁症病人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功能均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经济上的大量支出，使得病人及其家庭成为低收入人群（表1-1-1）。

（二）家庭负担

抑郁症除了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外，还会给病人家庭成员带来额外的负担，这些负担包括给予病人心理、生活的照顾，物质方面的支持，照料者因此误工、社交减少或患病及原有疾病加重，由于病人占用了更多的家庭的经济资源，照料者活动受限生活质量降低。

郑维瑾等认为，由于抑郁症直接照料者与病人朝夕相处，加上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误解和偏见，使直接照料者常常感到精神紧张、压力增大（2007），照料者也会产生“病耻感”和自卑，严重者出现自杀观念和行为，其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翟金国（2012）等人对抑郁症的家庭负担研究显示，抑郁症能够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其家庭功能、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带来严重不良影响。

抑郁症不仅增加社会资源的消耗和生产力的损失。在个体层面，抑郁症影响病人的感官体验、认知评价、情绪体验、意志活动等心理功能，导致个体生存质量下降。同时还会给家庭成员、朋友和照料者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压力。可能造成家庭成员的冲突或导致婚姻问题，并且患病也会引起社会的歧视或隔离。由于这些影响都是潜在的、实质性的、无形的，称之为无形的负担。

WHO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6%，中国上海的识别率为21%，远远低于国外水平。2003年北京地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抑郁症病人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诊量只占5.8%，到综合医院就诊者占全部病例的31.3%，综合医院的未识别率高达88.8%。

提高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提供各种有效途径使他们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改善其预后，是降低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家庭负担的重要举措。对抑郁症的治疗要有针对性，自始至终、全面改善或消除抑郁的核心症状，恢复病人的社会功能（工作、学习、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复发。全社会应争取不断改善抑郁症防治，提高病人的治愈率及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疾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