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一般“体”指客观存在的实体，“用”指体的作用和功能。因此，中医理论也多引用这一概念来阐述脏腑的本体和功能。如“肝体阴而用阳”学说。同肝一样，脾胃的体用在古代医著中也有较多的论述，如《张氏医通》就明确提出“胃之土，体阳而用阴；脾之土，体阴而用阳”。

脏腑的不同定位决定其“体”之不同的阴阳属性，即脏体属阴，腑体属阳，其用之阴阳属性必然是体的反面，以达到和谐和统一。同样，脾胃同居中焦，其体用之阴阳正好是相反相成，以互相配合，互相为用，共同完成对饮食水谷的受纳、消化和吸收。分而言之，胃属阳明燥土，为六腑之一，生理功能是受纳腐熟水谷，其用的特征：一是胃“为水谷之海”；二是胃的“磨谷”功能有赖于阴液的濡润；三是胃以通为用，以降为和，这一点最为主要，决定了胃“用”属阴的特性。脾为太阴湿土，为五脏之一，生理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主统血和四肢肌肉，其用的特征：一是脾对水谷精微的运化、吸收及“散精”依赖于阳气的温煦和升清；二是四肢肌肉的强健与否取决于脾气是否旺盛，血液的正常运行有赖于脾气的统摄，这些功能都具有阳气的特征；三是脾以升为健，以运为和，故脾“用”为阳。脾胃体用虽然有别，但在生理上却是紧密相联的，如在经脉互络构成的表里关系中，胃体为阳，故为脾之表；脾体为阴，故属胃之里。在功能方面，阴赖阳生，胃的受纳腐熟水谷需要脾阳的温化和推动；阳靠阴济，脾的运化升清需要胃阴的滋润和补充。胃用宜降，脾用宜升。然胃降，脾气方能升清不息，水谷精微得以营养全身；脾升，胃气方能和降通畅，糟粕得以下行。正是脾胃体用的阴阳相合，升降相因，燥湿相济，保证了其生理功能，同时也成为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重要枢纽。从先后天观点来考虑，脏腑“体”之强弱，主要取决于先天的禀赋，而受后天的影响，故临床的病理变化多与“用”的失调有关。“用”的失常可因“体”的强弱和他脏的影响而致太过、不及，或受七情、饮食、六淫等致病因素的作用，出现寒热虚实的变化，而其病机的根本则在于阴阳五行的稳态结构被打破。从文献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黄帝内经》对脾胃生理功能的论述多是合而为一，对其病理证候则常分而论之，并常贯以“脾病”、“胃病”之名。首先，从临床表现来看，脾胃病的病态、病势常与其用的升降特性相反。其次，脾胃病的虚实寒热亦与其体用有关。再者，脾胃体用的互补、和谐、均衡性也决定其病理上相互影响。由于脾胃体用相关，在生理和病理上都有紧密的联系，临床证候错综复杂，所以治疗用药根据脾胃体用的特点进行灵活变通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医脏腑喜恶理论中，脾为阴湿之土，喜燥恶湿；胃为阳燥之土，喜润恶燥。喜恶乖戾、所欲不得、所恶随之是脾胃病的重要病因病机。顺其所喜，远其所恶，以迎合脾脏胃腑的喜恶特性是脾胃病治疗的重要原则。

脾喜燥恶湿，易为湿邪所困；胃喜润恶燥，易为燥邪所伤。胃为阳燥之土，喜润恶燥，燥易伤阴，其之为病，“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脾主人体的运化功能，这一功能是由脾阴和脾阳共同完成的。脾气的活动以脾阴为物质基础，脾气可化生阴血，统摄血液而固阴，脾阴又可化生脾气。倘若脾阴不足，则脾气功能亦减弱。脾脏与胃腑，虽同属土，但一为阴土，一为阳土，两者在生理上、病理上相互影响。脾阴虚可合并胃阴不足，胃阴虚又常兼见脾阴虚。脾恶湿，脾之为患湿作祟；胃恶燥，胃之为病燥为先。皆是“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根据脾胃喜恶特性，治疗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顺其所喜，远其所恶，即“投其所好”。脾喜燥恶湿，脾病无论虚实，遣方用药均应遵循“燥以趋之，湿以避之”，以达到“所得者愈”，换而言之，脾之为病必须用燥湿化湿之品。胃喜润恶燥，如同脾喜燥，燥湿即可健脾一样，胃喜润，生津即能益胃。

关于润燥理论，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即有“燥者濡之”的治则，便是以濡润之品，治疗津液亏乏之病。《金匮要略》中张仲景用麦门冬汤治疗胃阴不足、肺津不济的虚火咳喘，白虎加人参汤治疗太阳中暍，以及《伤寒论》中治疗余热未清、气阴两伤的竹叶石膏汤等，开创了润燥理论的先河。金元时期的脾胃大家李东垣著《脾胃论》，独辟脾胃学说，强调脾胃不足、胃气的升发，在治疗上重视甘温补益、升阳益气，其所创立的代表方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等，均重视温补脾胃，升举阳气。清代名医叶天士首次提出脾胃分治学说：脾胃同处中焦，互为表里，“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为太阴，喜燥恶湿，胃为阳明，喜润恶燥，治脾宜用辛温燥药升之燥之，其所创立的甘凉濡润、酸甘化阴、甘缓益胃等法，一直指导着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