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掘墓人吗

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信息技术在其中扮演了令人难忘的角色。本文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做了一些讨论。

特朗普刚刚当选之后的2016年11月10日，英国《卫报》就刊发了一篇通讯，把特朗普的当选“归功”于Facebook上云集的假新闻以及其推送模式。文章提出，由于Facebook推送的新闻和信息是基于用户之前点赞结果分析得到的用户喜好信息，导致用户不断得到自己支持观点的正反馈信息，而看不到反面信息，从而将民众意见迅速极化。假新闻和族群隔阂产生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Facebook面向用户需求的运营模式。这篇文章代表了不少传统媒体对社交网站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扮演角色的看法。

11月13日，扎克伯格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贴出长状态，对近日愈演愈烈的批评进行回应。他一方面坚称，“Facebook上人们看到的99%内容都是真实的”（Of all the content on Facebook, more than 99% of what people see is authentic）；另一方面他也在强调Facebook在大选中扮演的信息传递角色，“如果没有Facebook，（有关大选的）大量对话都不会发生（A lot of that dialog may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Facebook）”。最后他陈述了自己对于民众意见的支持，“在我的经验中，人民总是好的，即使你今天可能不这么看，但长期来看，相信人民总能走向更好的结果”（In my experience, people are good, and even if you may not feel that way today, believing in people leads to better results over the long term）。

批评Facebook引导选民投给特朗普的西方媒体似乎忘记了，就在数年前，他们还在褒扬Facebook和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次，同样的情形发生在美国，而斗争的双方变成了民粹和精英。事实上，整个硅谷的企业家，除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Peter Thiel, 2016年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Facebook即便不支持民主党，也不会明目张胆地为特朗普张目。

问题并不出在Facebook的个别技术偏好，而是出在社交网站作为信息传播渠道本身固有的属性上。社会学家十分熟悉的一个模型是，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勾画了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是如何通过报纸、出版物等公共平台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并进而升华出“民族主义”。今日的社交网络和新闻媒介传播速度、广度与深度，更有甚于昔日的报纸、书籍，而观点和价值的趋同路径，又在用户喜好导向的技术推动下远远快于过去民主政治所习惯的社会节奏。因此，在北非、中亚和东欧发生的革命与在美国发生的新闻，实质上都是现代信息技术参与下选边站队迅速完成、族群对立迅速建立的不同例子而已。

毋庸置疑，过去的十年是现代通信方式和社交网络向全社会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迅速普及和渗透的十年，无论是在美国、欧洲和中国，还是在中东、非洲或中亚，都是如此。广播电视时代的主流媒体在这十年中节节败退，表面上依然维持着话语权，实际上早已在普通民众中失去了信息来源的垄断地位。不少媒体依然使用“沉默的大多数”概括支持特朗普得胜的民众力量，恐怕是盲目自信和掩耳盗铃。笔者曾在某篇文章中写过：

网络社会最初吸引青年人的方面也许是其全面的交互性和新鲜感，但最终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影响和改变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事物。这种共鸣又会通过不断地主动寻访相关信息和被动接触其他侧面而被强化，而此过程中接触到的其他事物则会由于缺乏共鸣或共鸣不足而不被关注，进而逐渐被边缘化。由这种正向的反馈就使得服从这一假设的人形成了某种政治观念……在这样的诱导下，我们的信息来源看似数量日益增多，而实际上范围越来越窄。因此，尽管网络信息都有着自己的衰减规律，但是这些信息的序列组成的信息流在接触者的主动选择下就有了流动方向。在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促使这种反馈向着某些特定方向雪崩式地发展，但从极大数量的群体角度来考虑，这种涨落就显得只具有统计意义。（《网络社会与青年政治思想的形成》，2011年3月）

这种分化令人生畏之处在于，不仅民众本身会因此而发生分化、改组和族群对立，掌握话语和知识的知识分子同样会因此而失去对真实民意的认知，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过去承担着对民众进行知识普及和意见归纳功能的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旦在社交网络上进入上述自我封闭的奇异吸引子，就只会收获视野附近拥趸和朋友的正反馈，而难以发现视野远处已经走向对立的民众，以至于失去了普及和归纳的作用，造成了民众与精英的割裂。轰轰烈烈的科学普及和传播运动在中美进行多年，却始终收效甚微，就是上述过程的最好注脚之一。

奇异的是，社交网络和现代通信本来是社会扁平化的技术工具，推动的是社会平等和信息流动，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信息实质上的流动失序和社会对立。这种矛盾并非是技术传播信息的能力不够，而恰恰是技术高估了人们接收信息的能力。设想有人具有足够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足够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他自然能够从现代信息技术中收益并建立全面客观的观点。但现实中的民众既不可能具有赶上机器和网络的信息处理速度，也不可能获取足够丰富的信息渠道，至少在现阶段如此，那么信息流的高速和巨量能起到的效果，就是缩短了意见归一、族群形成的时间，加深了价值观念冲突的程度。这恐怕是技术发明之初所始料未及的。

在信息技术行业从业者中间，对上述问题的认识甚不统一。Wikipedia的联合创始人之一Larry Sanger曾在2011年写过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博文《存在一种新的Geek反智主义吗》（Is there a new geek anti-intellectualism），正式提出了“Geek反智主义”的概念。Sanger在2002年退出了自己创办的Wikipedia之后，一直对其采用的公共编辑方式和知识理念保持怀疑，认为这种百科模式实际上存在导向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可能。他在上述博文中对Geek反智主义给出了以下5条特征：

知识不由专家确定，而是由民主确定的；

书刊报纸等纸媒是过时的信息工具，只有数字化媒介才是现代媒介；

纸媒传递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也已经过时；

一切知识的数字化意味着人不需要记忆任何知识；

成功的典范是建立广受欢迎的网站或软件，而不是获取和创造知识。

认同上述原则的Geek们反对Sanger将他们归入反智主义，他们或者认为Sanger只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和文明发展的趋势，或者认为Sanger夸大了极客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对立。而Sanger则认为，这种反智并非危言耸听。他在文章结尾说，如果在未来5年中有人凭借类似的文章或观点赢得了严肃媒体的认真关注，就意味着Geek反智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不巧的是，5年后的今天，不是Geek反智主义赢得了关注，而是更甚于此的结果：反智主义利用Geek构建的平台赢得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权。

人们心中的Geek形象常常是不修边幅、专注技术的码农们，类比于工业时代中辛勤劳动在流水线上的卓别林式工人。事实上，美国码农的生存状态远胜于传统的工人阶级，他们享受高薪以及居住大房子，具有灵活工作时间，所在公司和地区尊重他们千奇百怪的个人兴趣和行为方式。大部分码农或多或少都抱有一定程度的行业优越感，对自己从事的信息技术引导下自身、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具有信心。这是当今时代的历史机遇给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地位，也使得他们更加支持社会精英。不过谋求改变自身命运的华裔又另当别论。但信息技术内蕴的反智主义倾向却将他们支持的社会理念推向了社会反面。

应当为反智主义负责的不仅仅是信息技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信息传播革新，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由此打开了社会动荡的可能。在东方，造纸术的发明使得知识得以普及，随后的科举制度维持了阶级流动的空间，早熟的信息传播模式导致了僵死的传统社会。而近代欧洲印刷术的发展使得自由言论得以广泛传播，与火药和指南针一齐构成了瓦解封建社会的三大技术。现代以来，广播电视等媒介陆续登场，其社会影响有目共睹。而在这些信息相关技术的背后，是基础科学的快速进步造就了每一次重大发明。

时至今日，我们使用的各种数字化设备有赖于物理学特别是电子学的进步，而它们使用的金属、半导体和塑料等材料又是来源于化学和材料科学的发展，通信与网络工程依靠相关数学和系统科学理论，整个社会的能源和信息网络的构建更是跨学科合作的结果。科学精英们自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反智主义，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成果成为反智主义的平台，但客观事实却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专门化和精细化，其相关知识本身越来越远离于民众，而成果却越来越普及。民众对科学并不那么“感恩戴德”，相反，他们手持技术的成果反对发明技术的精英，这是屡次为我们所目击的现实。科学技术在造就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遭遇了深刻的自我否定。

技术内蕴的反智主义与传统的反智主义相比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其表现不是反对知识本身，而是反对人对知识的掌控，或者支持那些客观上导致人失去掌控知识能力的主张。知识的彻底数字化、民主化、市场化，是其主要表现。这种主张的初衷，可能是对民众控制信息能力的盲目乐观和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理想化，但结果却总是传统意义上由精英和专家审慎确定的知识信息被金钱、大众和数字代表的知识信息取代，导致知识的荒漠化、庸俗化和逐利化。

上述反智主义发展的最坏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崩溃。因为知识的话语权从精英转移到民众手中之后，其创新的源动力就失落了。民众最欢迎的知识总是大多数人愿意接受、能够接受的水平上的知识。而创新的知识一定是超前的、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大多数人手中的，期间一般都经历了巨大的斗争。当精英不再控制知识时，技术发展实际上就已经停滞了，而技术发展的停滞就会负反馈于民众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从而进一步导致民众知识的衰落。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社会落入平庸化的陷阱。

其实对于智识阶层而言，上述停滞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恐惧是对被技术操纵的未来或被技术控制者们操纵的未来的恐惧。那些在技术停滞的苗头出现初期把握了信息传递方向和动员民众能力的人，实际上有很大可能掌握了未来历史发展的走向。他们的决定或阴谋，是我们的社会向着何种渠道演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回想《1984》中老大哥借助无孔不入的广播和监视设备控制国民，就不难理解技术控制者们可能把我们导向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了。

即使没有具体的人来充当这样的技术控制者，真的实现了知识的彻底数字化、市场化、民主化，那么这样的社会也意味着人已经把掌控知识的能力从自己手中移交到机器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网络媒介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控制民众在某些方面的思考空间。而当技术真的发展到个别人工智能产生的时候，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也就不远了。

科学技术是实现自由的方式，不是奴役自由的工具。应用技术的人不应当满足于技术内蕴的前景，而应当把技术作为进步的阶梯。如果技术蜕变为我们迎合民意、唤醒欲望、获取短期利益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在长期的社会演化中落入上面所述的某一种反智情形，进而导致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发生停滞和崩溃。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就有可能就是现代社会的掘墓人。如果借用Russell和Haldane在20世纪20年代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著名争论作一比方的话，失控的科学技术乃是背负羽毛靠近太阳的Icarus，而我们应当选择做Daedalus，放弃对太阳光辉遥不可及的追求，规避科学技术发展中可能的误区。⁽³⁾

信息技术所能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方向，显然不止在于把信息数字化和市场化方面。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深度被信息技术提升，首先有利于构建众包和分散知识创造过程，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这一方向在最近数年中已经得到初步发展。在资源整合和知识众包的基础上，信息流动将有能力推动工业时代固化的社会分工被打破与重构，从而将生产力的提升与个人劳动的解放联系起来。而在公共政治领域，信息技术亦可保障反向信息流的出现（而非促进视野中的话语趋同），在降低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同时真正实现每个个体视域的话语权平等，减小集体讨论和决策成本，探索社会组织新形式。

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大势总不是在当时所能看清的。智识阶层既不要盲目服从于民众组成的洪流，忘记了自身坚持的批判和创新本色，也不要刻意反潮流和标新立异，失去了继续发展的物质根基。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但同时智识阶层正是这些写历史的人民中交稿最多的。我们引导的方向如何，关乎历史，关乎未来，值得深思。

定稿于2016年11月13日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听石先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