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张大千的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四川民间的一句口头禅，意为聊天讲闲话、吹牛说故事（类似于上海人的讲山海经）。龙门阵中的吹牛与撒谎稍有区别，别在有意无意、善意恶意，以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喜欢摆龙门阵，也是个中高手。高就高在有无与善恶难辨，真假与虚实难断，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以听他摆龙门阵，千万不能当真，要留一个心眼，如果要当史料来研究引用，那就要“求证”，有时还须“小心求证”。
三十年前，我从张大千早期门人刘力上、俞致贞夫妇口中第一次听到张大千的传说，就是青少年时期张大千被迫当土匪、出家当和尚的故事。一听之下，我为大千的传奇人生所俘获，并不断从刘氏口中听到不少正版大风堂龙门阵，由此我下决心要为张大千著书立说。《张大千与徐悲鸿》一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时在1983年。当年张大千刚去世，大陆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张大千遗作展，并召开了纪念张大千的艺术研讨会，主事人叶浅予先生要我把研讨会的发言稿整理成书，交由三联书店出版。我在编辑的同时，写成了此文，交由叶老审阅。叶老阅后，不仅同意将此文收入《张大千的艺术》一书中，而且把它推荐给香港《大成》杂志的主编沈苇窗先生。叶、沈两位前辈都是张氏生前老友，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大成》杂志上连载了近十篇有关张大千艺术交往的文章；此后又在文友的建议和引荐下，在辽宁美术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张大千艺术圈》一书。随着张大千作品在艺术市场的价值蒸蒸日上，张大千的书画、书札不断亮相于拍卖图录，我有了更多增补张大千艺术交往的素材，于是作品也日渐增多。
毋庸讳言，《张大千艺术圈》的写作，得益于张大千的龙门阵，也可以说源于龙门阵。细究张氏龙门阵，则有多种版本。最早的版本，自然是张大千离开大陆前，与他的友人和门人所摆的“大风堂龙门阵”，我称之为大陆版龙门阵；出国后，他摆龙门阵的对象变了，除了一些与他先后远游的老友外，增加了不少在海外结识的媒体和文友，及他在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聘用的私人秘书，这可称之为港台版龙门阵。两版龙门阵相较，同中有异。大陆多为口口相传，或在报刊上的转述，未能系统加工整理成书（据悉，大风堂门人巢章甫曾手抄辑录过一些张氏龙门阵，但未见正式出版）。港台版多由著作人署名，加工整理，分门别类，各有专题，各有发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有的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张氏龙门阵（如在海外追随张大千几十年的摄影家王之一《我的朋友张大千》），有的以口述笔录的形式记述（如张氏在美国的私人秘书林慰君《环荜庵琐谈》），有的以采闻笔录的形式备载（如台北记者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有的以谈艺录方式切入（如香港报人沈苇窗《苇窗谈艺录》），更有人以“传记”“外传”“传奇”等名目编创张氏龙门阵，据不完全的记载，其版本有数十种之多。正是这些不同版本的张氏龙门阵，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那么，拙著《张大千艺术圈》是否也是张氏龙门阵的翻版或变相的盗版呢？非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要借助老学长周思源先生读过本书初版后所写的一段论述：“它以张大千为圆心，从传主与他人的关系着眼，构成二十多个同心圆。由于以交往先后为序，因而它并非各个平面的并列，而是一个不断向前滚动的圆柱体。从而动态地反映出张大千如何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种写法应当说是传记文学中的一种有益尝试。”思源兄是一位《红楼梦》专家，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中主持过红学研究的专题讲座，他对《张大千艺术圈》的这段评述，可谓深获我心。这段评述，也为我厘清了本书与张氏龙门阵的不同，恕我不再赘言。关于本书初版的缺陷，思源兄也一语中的地予以指出：“但对张大千的某些重要方面，似乎仍然有意无意地不去触及。……有的人物未能‘圈’入，有的虽入‘圈’而仅仅点到为止，因而关于张大千的那几个问题令人尚难解渴。”
善哉，思源兄说得一点不错，本书初版写于20世纪80年代，虽说大陆开放了政治禁区，张大千也得到了应有的公正评价。但对于他为什么离开大陆、又为什么迟迟不归，以及张大千对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还有种种看法和议论。为慎重起见，我采取了静观态度，一时没有动笔。直到90年代中期，张大千的侄孙张之先给我寄来了张大千六七十年代写给四川老家三哥张丽诚的二十多封家书的影印件，从这些家书中，我看到了他离开祖国后浪迹海外，生活上颠沛流离，艺术上顽强奋斗，及他时时不忘故土、不忘亲友的情怀。恰在此时，我在一家报刊上读到了黄壤所写的《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便觉得动笔的机会来了，于是借题发挥，写下长文《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既是对黄壤的反驳，也是对思源兄批评《张大千艺术圈》的回应。同时，我又着手编著《张大千家书》，对每封信加以解说，阐述了张大千在海外为中国书画争光的精神和他对父老乡亲的思念。1999年，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张大千艺术圈》第二版中，将周思源、陈传席两位先生对本书的评论和王充闾先生关于本书的通信收入书末，以示感谢。
《张大千艺术圈》出版后，不少学兄、文友希望我再接再厉，撰写《张大千评传》。说句实话，写评传也是我长期未了的心愿。为什么三十多年来，在写作《张大千艺术圈》的同时，未能了却写评传的愿望呢？除了我的写作范围较宽泛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术业有专攻”。我出身文学专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非美术科班生，而为美术家立传应有相当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功底，我自知功力不够，便不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所以思之再三，我还是却步。写评传一事心向往之，力不能至，只能有负各位兄友的雅意了。
最后要谈谈本书的文体，有人说它类似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的“逸话”，有人说它像美术掌故笔记，也有人说它是画坛珍闻，说来说去，似乎总跳不出“龙门阵”的影子。但写“评传”一直又是我的心愿，所以在写作中，有的文稿尽量往“评传”方向靠拢，使文稿具备评传的品格；而由于学文学出身，平时对史传情有独钟，所以有的文稿又写成了文学传记。那么姑且算作美术随笔好了，不管怎样，我生也晚，未逢其盛，是人生的遗憾；而才疏学浅，如蒙读者不弃，则又是人生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