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风格即人
我是教美术史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参加当代美术活动，于是认识了包立民先生。包立民与我同龄，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取名立民，先以为意在“为生民立命”，不愧是包公的后代，后来见到他一方图章“立在民中”，才知道他与张横渠站位不同，强调自己就是百姓的一员。那时，他在《文艺报》副刊工作，已经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了，但围绕工作需要，他积极参与美术活动，热情结交美术界朋友，不但撰写美术评论文章，而且一直以实际行动搭建美术史与传记文学的桥梁。
他搭建的这座桥梁，起步于编著艺坛《百美图》（1997年），而突出的成就在于张大千研究与写作，成了大家公认的张大千专家，他编过《张大千的艺术》（1987年），但最让人不愿释手的是《张大千艺术圈》（1990年）。如今年轻人未必熟知的《百美图》，是他邀请老中青美术家作自画像，由他逐一配文，以生动幽默的笔调、要言不烦的叙事，描写各家的性格、癖好、成就与逸事，也带些褒贬。后来，顺应读者的需要，《百美图》拓展到三百人以上，人选也增加了戏剧家、作家、诗人、电影导演等，可见他秉持“大美”观念，心目中的美，不限于静态的美术而已。
由于编著《百美图》，他结识了众多画家。在老一辈画家中，又不乏张大千的学生和朋友。大千的学生如刘力上、俞致贞夫妇，使他了解到不少大千的趣闻；大千的朋友如叶浅予先生，成了持续推动包立民研究张大千的力量。大约从80年代初张大千逝世之后协助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叶浅予筹办张大千座谈会开始，他就一步一步走近了张大千，进入了一环套一环的张大千艺术圈。
他走近张大千的途径，一是聆听，即来自大千友人和门人的叙说；二是文本，有根据耳闻进行的写作，有见于旧报刊的文章，也有相关人士的著作，还有大千的诗文书信，包括大千画上的题跋。对于种种文本，他做过系统的梳理，合编有《张大千年谱》（1988年）、《张大千诗文集编年》（1990年），自编有《张大千家书》（2009年）等。不难看出，在走近张大千的过程中，他并不忽视艺术作品，但更重视人物与故事，研究画家这个活生生的人，摸透他的脾气秉性、学养爱好、阅历交游，以及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他的友朋往来，也就是张大千的艺术交游圈。
《张大千艺术圈》大体以时间为序，写了大千与二十多位师友的交往，其中有文人、学者、诗人、画家、名伶、名媛、摄影家、收藏家、军政要人和异国女性。人各一篇，既写大千，又写友人，花叶互衬，相映生辉。不但有故事，而且有史料，包立民通过人际关系，写出了大千的多彩生活与情感世界，以及他的待人接物、聪明智慧、艺术造诣，以及他对同行友人的看法。说到对同行友人的看法，包立民注意了不同侧面，不但写出了褒贬，并且有分析，有理解，绝不简单化。比如写张大千心目中的齐白石，既有大千对白石节俭的微词，又有大千对白石指正其观察生活时的疏忽的钦佩。包立民以大千的生平与艺术为核心，在友朋交往中，展开了大千生活的文化环境，不仅显现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有利于在环境与个人的关系上知人而论艺。
写人物传记，最早的典范是《史记》中的列传，较近的传记文学大家，便是包立民的老师朱东润。或许由于包立民具有厚实的文学功底，又继承了传记文学的传统，所以《张大千艺术圈》写人写事，鲜活生动，情趣盎然。其描摹口气，如闻其声；揣摸心理，深入妥帖；显现性格，如在眼前。其中《张大千与池春红》一篇，尤其绘声绘色，形神兼备。值得注意的是，包立民在描写人物中，既注入艺术品鉴，也结合了史实考证，甚至挖掘了历史现象后面的真实。张大千与徐燕孙的笔墨官司，在《张大千与于非闇》一文已有生动叙述，但没有涉及幕后的策划，随着他掌握材料的增多，这场“苦迭打”官司背后的商业运作也一清二楚，在得到启功有关序跋的佐证后，他在最新版中补写了《张大千与徐燕孙》。这也说明，包立民追求生动性与可信性的结合，追求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包立民深知，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所写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能虚构，而大千的逸事不少来自他这个四川人的“龙门阵”，来自他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的叙述，在口耳相传中又难免附会讹误。一些文本的记叙，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不周。所以，他固然重视传闻，但绝不忽视历史文献，尤重考证，自称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有闻必考”。在《张大千的拜师》之后所附《关于张大千拜师》，在《张大千与谢玉岑》之后所附《关于“病重托弟”说》，都以周密的考证在众说纷纭中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最新版中，又增补了《张大千丁巳（1917）拜师新证》一文，以充分的论据证实了张大千拜师的确切年份。《闲话大风堂》一文不仅考察了被《大风堂同门录》（1948年）遗漏和除名的门生，而且补充了大千离开中国大陆后新收的弟子。这说明，包立民不仅严守传记文学符合史实的原则，也兼做了美术史家的工作。
在文学与美术史的结合上，包立民充分发挥传记文学之长，也尽可能地从美术史方面致力，不单考证，有所品鉴，寓评于述，知人论世。整体地看，《张大千艺术圈》是很有特色、很有看头的文学作品，也是很有学术性的画家传记著作。但如果苛求起来，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比如从体例而言，就存在两种不同体裁的文章，大多数近于传记文学，少部分更像是美术史论。旧版中的《张大千的去国与怀乡》，新版中的《成也子杰 败也子杰——张大千进军巴黎艺坛前后》（收入时更名为《张大千与郭有守》），都属于后者。然而，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作者的跨界，也对我们美术史界的研究和写作多有启发。
近些年来，美术史界的著作汗牛充栋，不乏问题的讨论，也不乏材料与见解，但读起来不是过于思辨，就是比较枯燥，而且受学位论文模式的影响，形成了某种八股，往往无意进入历史情境，不大研究有血有肉的艺术家本身，因此很难引起外行读者的兴趣。我觉得，如果想使美术领域的学术著作走向大众、发挥美育的效能，自然要重视作品，同时也不该忘记布封所提出的“风格即人”，倘若在文学与史学的跨界中考虑写作方式，包兄之《张大千艺术圈》，适足以提供“立在民中”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