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济公”的来龙去脉

读者也许会问：历史上果真有济公这么一个人吗？济公的故事传说，究竟有没有历史的根据？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有点麻烦。济公这个人，可以说没有，因为历史上绝不会有这位具备无限神力的疯僧的；但又可以说有，因为济公的形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们凭空虚构的，他有自己的历史原型，又有一个逐渐发展、净化的过程。如果有兴趣，让我们不妨从古籍中，梳理出关于济公的许多史料来，从而弄清这一形象的来龙去脉。

（一）“志公”时期

梁朝和尚慧皎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名僧，他的《高僧传》十四卷，记载后汉至梁初天监十八年之中佛教历史人物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其中较详尽地描叙了一位叫“保志”的和尚：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至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明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车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帝延入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俱。帝怒，遣推检其所。阖吏启云：志久出。

观此段文字，可以肯定，确有“保志”其人，这不仅因为慧皎几乎与保志同时，不仅因为《高僧传》一书并非虚构，而且文中所说的“勒陆倕制铭辞于塚内”的陆倕的《志法师墓志铭并序》尚存。兹录其序：

法师自说姓朱名宝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齐故特进吴人张绪、兴皇寺僧释法义并见法师于宋太始初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徵索酒肴，或数日不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一时之中，分身数处。天监十三年即化于华林门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语僧众云：菩萨当去尔。后旬日无疾而殒。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殡葬资须，事丰供厚。望方愤而陨涕，瞻白帐而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

皎传与陆文有相同之笔，陆文在前，皎传当是从陆文而来，再加以丰富的。至于“保”与“宝”，二字同音，出现异形，当是传误。人有其人，事不必有其事。皎传所载，多属奇异，非凡人俗夫能作出的，陆文中的“分身数处”也应是传说之笔。《高僧传》的“高僧”，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况且又是佛教中人，其事被神异化也不足为怪，犹如唐三藏取经之事的神异化一样。“保（宝）志”是不是后来“济公”的原型？回答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1．陆文与皎传中“宝志”的形象特征，“被发徒跣”，“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正是后来“济颠”的基本特征。

2．陆文与皎传中“宝志”的言行特征，“数日不食”，“徵索酒食”，“预言未兆，悬识他心”，“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及神异道行正是后来“济公”故事反复表现的人物言行。

3．陆文与皎传之后，“宝志”的异迹开始出现在正史和其他文字材料中（见下文所引）。

4．“宝志”成为一种典型被僧众模仿，也被人们用来类比。这是自齐梁之后，历代都出现类似怪异僧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更是“济公”故事得以丰满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魏末，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载：

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志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如记谶，不可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闻之，问以世事。宝公曰：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之能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官爵否。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丧。大竹者，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验其言也。

《洛阳伽蓝记》是作者记载洛阳地区佛教寺庙的著作，其中也记述了民众的生活及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但皆是洛阳地区风貌，如果“宝公”即是“宝志”，那么可以证明，这位神僧的活动并不拘于南朝，已是云游天下，名声传播四方。

唐初李延寿撰《南史》卷七六《隐逸传》载宝志事迹，多同于前文所列皎传与陆文中的事件，估计材料出自于前二者。也许当时寺庙与民间已有类似传说，撰者从中采取列入正史，故云“俗呼为志公”。在这段叙述中，值得注意的便是这“志公”俗呼。“志”在中古为“职吏切”，“济”为“子计切”（见《宋本广韵》）；“志”为“照”组“志”韵三等字，“济”为“精”组“需”韵四等（参见《韵镜》与《宋本切韵指掌图》）；中古“精”“照”二组皆为齿音，“志”“霁”二韵相近，故“志”与“济”读音区别不明显，有些方言二读如一，今天，南方一些方言之中仍保持“志”“痣”“记”“济”不分的读音。据此，“志公”与“济公”相关在语音上是有条件的。

到北宋，名僧宁撰《宋高僧传》三十卷，记述唐初至当时的高僧，以及补充南北朝和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五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二十六人，搜集广博。在这部佛教著作中，志公已成为一种典型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卷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云：

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钖，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

元晓的举止言语像志公，是有意模仿还是无意相像，不得而知，但在客观效果上，“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任意随机，都无定检”，成了这一类人的共同特征。此前的材料，我们不曾见到有关“志公”入娼家的描写，也许“志公”从不入娼家，但由于元晓已被看作“志公”一类，以后有关“济公”入娼家却不乱怀的故事也许由此滥觞。此外，万回、徐果师、阿足师均属元晓一类。至此，“济公”故事的源流探索可告一段落。这一阶段，从齐梁到北宋，约六百年，可称为“志公”时期，故事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八类：

第一，部分是“志公”的故事，有七类：

其一，能分身而现；

其二，能预言未兆；

其三，能洞察对方；

其四，赋诗如谶记；

其五，能呼雪唤雨；

其六，本是菩萨真身；

其七，好索食酒肴。

第二部分是“志公之流”的故事，有三类：

其一，入酒肆娼家；

其二，能日行万里；

其三，能除病消灾。

故事的性质，是佛教僧徒的神异事迹。

故事保存与传播方式有三种：

其一，是史籍、铭文记载；

其二，是佛教典籍记载；

其三，是民间口头传说。

（二）“道济”时期

进入南宋，“济公”的故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就是“道济”和尚的出现。

《浙江通志》云：

济颠名道济，台州李氏子。初参瞎堂，知非凡器，饮酒食肉，有若风狂。监寺至，不能容。堂云：法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耶？及远公寂，出居净（慈）寺，屡显神通。年七十三端坐而逝。

《天台县志》云：

济颠父李茂春，高宗李驸马之后，隐于天台。母王氏梦吞日光生师。年甫十八，亲丧。投杭州灵隐寺出家，居净慈。逆行顺行，言行叵测，有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甚多。盖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

据北石间禅师《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所载，他是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的远孙，狂而疏，介而洁，游踪半天下，所至题墨，文词隽永。但他生活落拓，寝食无定，寒暑无完衣，所受布施供养，不久即付酒家。对于老病僧人，他尽力备办药物相助。无故不入富贵人家，后常居杭州净慈寺。《清一统志》载净慈寺曾一度毁于火，他到严陵山（今浙江桐庐）一带募化，使净慈寺得以恢复旧观。临终前作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明人田汝成在嘉靖年间撰写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也有类似记载。

这些材料皆可证明“道济”和尚并非子虚乌有。但是，上述材料对“道济”和尚的事迹记载十分简单，其神异程度与内容描述的细致程度远不如此前对“宝志”和尚的记载。不过，这些简单的记载仍为后来人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灵感的触发点：

其一，道济降生具有神异性，乃罗汉出世；

其二，道济为人备药治病；

其三，道济同监寺有矛盾，好在长老留之；

其四，道济先投灵隐寺，被逐，居净慈寺；

其五，道济曾募化重修净慈寺；

其六，道济无故不入富贵人家。

这六项内容后来被敷演为“济公”的主要故事。

“济公”的故事，有可能在“道济”活着的时候就已出现，其表现形式估计还只是口头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发现当时的有关的确切文字材料。明人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话本，由于文本不传，不能确定它的年代。进入元代，元初杂剧作家高文秀有《志公和尚问哑禅》（见锺嗣成《录鬼簿》，各种版本题目有不尽相同之处）一剧，可惜文本已佚，本事不详，从题目来看，有可能是北方流传的“志公”故事（高文秀是东平人，即今山东东平一带）。

宋元时，民间流传着另一个疯和尚的故事，这便是“呆行者”叶守一的事迹。元杂剧有《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录鬼簿》题为“秦太师东窗事犯”，《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题为“东窗事犯”），文本仅存曲词和部分科白，写南宋时秦桧东窗定计害死岳飞父子，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叶守一，将东窗毒计泄出，使奸臣在阴司受到惩罚。第二折，呆行者自报家门的一段描述与“济颠”相似（这里引用元刊本，参照《元曲选外编》）：

（正末扮呆行者拿火筒上。念：）吾乃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在灵隐寺中，泄漏秦太师东窗事犯。（诗曰：）损人自损身己，我风我痴我便宜。入我场中您试想，到底难逃死限催。（唱：）

[中吕][粉蝶儿]休笑我垢面风痴，您参不透我本心主意，子为世人愚不解禅机。鬅鬙着短头发，挎着个破执袋，就里敢包罗天地。我将这吹火筒恰离了香积，我泄天机故临凡世。

剧中，还有呆行者戏讽秦桧的情节。呆行者的故事伴随着忠臣岳飞和奸臣秦桧的传说流传发展，到清初钱彩编撰的《说岳全传》中构成一个系统。由于呆行者之事迹也是出自灵隐寺，也是一个疯颠和尚，其流传也是由民间口传到文人文本，由江浙一带播向东西南北，有可能与民间“志公”、“道济”传说互串，丰富了“济公”的故事。

因此，宋元时期，可看作“济公”故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济”时期，这一时期的故事内容除了前文所述“道济降生具有神异性”等六项外，加上“戏讽秦相”。另外，又具有以下时空特征：

其一，时间是“道济”生活的南宋初。

其二，空间是以灵隐寺、净慈寺为中心的江浙一带。

（三）“济公”时期

现存最早的济公故事文本是《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大约在明朝隆庆年间面世。故事以“道济”事迹为基础：

宋光宗三年（1192年），天台县李善家生一儿子，当时红光满室，瑞气盈门。满月后，国清寺长老来谒，赐名为修元。长老圆寂时显圣，嘱李善让儿子投印别峰远膳堂为僧。修元八岁入学，聪颖过人。时届清明，善款待先生之后，令修元送先生回去。回来途中，修元到了祗园寺，入方丈室，询两边排立行童何为，答云续得一词后二句者，便剃为僧。修元续之，长老欲收为徒，未果。后来，善夫妇相继亡故。修元年过十八岁，投灵隐寺住持远膳堂长老。长老为其摩顶受戒，法名道济。头天坐禅，道济就从禅床上跌下来三次，跌得满头疙瘩，又加监寺责打，连声叫苦。熬了两个月，欲辞长老还俗。长老劝戒。道济突然凑句打诨，头撞和尚，众人因其疯颠，都称他为济颠。

济颠疯状日甚，打滚扑跤，入洞呼猿，酒店饮酒，佛殿吃肉，众僧告长老，长老却一味容忍，而且圆寂时反要将衣钵传与道济。济颠不要，待长老坐化后，收拾包袱，拿了禅杖，离灵隐寺回台州拜见舅舅。复返灵隐时，灵隐已有了新住持了。一日，火工给他一瓶酒喝，不吃没事，吃后胆大，又到飞来峰牌坊下张公家喝了十五六碗，醉了便同张公儿子歇一夜。次日，来到岳坟，撞见王太尉，太尉约他去府中一走，随后被沈提点拉到酒楼喝了三碗点冻酒，然后自己走到豆腐酒店再吃了四壶酒。没钱交账，酒保又不让赊，二人在门前厮对。幸亏沈提点兄弟沈五官帮着解了围。于是又坐下与沈五官一边喝酒，一边作诗，喝得酩酊大醉，又被五官接到妓院，与大姐同睡，禅心却不为所乱。天明从妓院出来，到陈太尉府中，太尉整治肴馔酒果，济公又连喝十五六碗酒。临别，太尉赠他一匹绫子，一个官绢，一两银子，叫裁缝做衣服。济公下岭，见一伙乞儿冻倒在地，袖中摸出绫子、官绢、银两，尽与众人。

灵隐寺长老奈何他不得，与众僧计议，要他做盐菜化主，以逼迫他自己离去。济公果然离开灵隐寺。净慈寺长老听说他与朝官相好，即叫他化三千贯钱，起造已经崩坏的寿山福海藏殿。济颠一口应承。次早，济公去找毛太尉，向他化三千贯钱，三日内便要。太尉只说他发了疯颠。第三日，太后忽然召见毛太尉，说夜来三更时分，见一金身罗汉，言道净慈寺寿山福海藏殿崩坍，化钞三千贯修复。因捐脂粉钱三千，还要同太尉一道到寺内认此金身罗汉。净慈寺因此得三千贯钱。有一卖青果的王公，其子王二，专喜养虫蚁。八月某日，王二出正阳门捉促织。得了一只，且是上品。与人斗，连赢数次，因此出名。有王太尉，亦喜养促织，闻王二事，以三千贯钱、一副寿材板买下。次日，王太尉与石太尉斗虫儿，赢了三千贯，一连斗了三千余场，无有不胜，因此取名王彦章。渐养至深秋，促织大限已到，王太尉打个银棺盛了，香花灯烛，供养三七日出殡。济公点化，清风过处，现出一个青衣童子，拜谢而去。后来，济公吃了担挑的辣齑粉，腹泻不止，病重日甚。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济公圆寂。其后犹累累显应。

这些主要内容除结尾部分点化促织与病重圆寂是新的，其他情节皆同于《浙江通志》《天台县志》《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西湖游览志余》及《清一统志》所载，应是南宋至明中叶时期，有关“济公”故事的主要情节。这些主要内容经明末流传到清朝的乾隆年间。经文人作家之手，编撰出了更多更吸引读者的济公小说，塑造出一个更为丰富生动的济公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