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近五十年的临床实践中，经常使用和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满意效果。因此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现撰汇成篇，借此与同道交流。

盖和者，平也、缓也，与“烈”相对，故和法系中医治疗中的“王道”之师，意指用药性偏颇较小，药味平淡，用量较微的药物组方，达到愈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法则，乃中医传统八法之一，具有不祛邪而愈病，愈病又不伤正的特点。它在临床上运用极广，而医者亦乐于使用，是不无深刻原因的。

和法作用既不同于八法中的汗、吐、下、温、清诸法专以直接攻邪为务，用后作用明显，每收满意治疗效果；又不同于“祛瘀法”“化痰法”“祛湿法”等具有明确的病理性产物（第二致病因子）可除，更不同于补益法有明显的虚衰征象。它是通过其所特有的和缓、和解、疏畅、调和、平衡作用，来达到祛除病邪，匡复正气，从而使复杂多变的证候得以消除，机体脏腑功能归于恢复燮调的目的。和法以其作用，又有狭义广义之别，广义的和法，运用范围要广泛得多，兹赅而略述之：

缓者，徐也，轻也，与“疾”“重”相对，就方药而论，含有“中和”而不猛浪之意，古之名医曰“和”曰“缓”，谓其善调百疾而使机体臻于冲和舒缓之境。张仲景《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250条“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此条所指的“和”，即有泻下作用平和轻缓的意思，非似大承气汤之荡涤峻泻者可比。又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由此可见，凡不以峻猛药物用来大汗、大下、涌吐、过寒、过热攻邪，而具有缓和之性以祛病者，均可谓之“和”法，无怪于前人将传统八法中的“和”紧列在汗吐下之后，不仅可以看出前者与后者的明显区别，又似有警示医者勿过猛浪之意。此外，和法中缓和作用的另一层意思是缓以制急，前贤早有甘麦大枣汤治脏躁，芍药甘草缓急拈痛之例，余在临证中对某些病证如出现激荡、剧痛等窘迫症状时，亦常使用和法以缓解之，如曾治一董姓女性肝厥（臆证）患者，频频阵发四肢抽搦，神智似明似寐，搐前胸闷欲呕，胁肋不舒，心悸不齐，抽搐后头昏无力，神疲肢麻，盖由情怀郁怒而起，盖郁则木失调达，怒则气逆不降，渐致肝木郁勃化风，阳气直上无制，据此拟方甘麦大枣以缓之，龙牡以定之，温胆以和之，顾本理标，10剂后厥象罕发。

有人认为，和法属一种调和治法，有解除寒热，燮调表里，轻补轻泻，平调上下及调整脏腑偏盛偏衰的作用，早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中就有“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窃以为，脏腑功能的偏颇失调为病者，每每涉及脾胃，而和法中的“和中”作用，即有调中（中焦）气，和脾胃之意，因此汪昂《汤头歌诀》首方四君子汤，开宗明义谓之“中和义”，实有“土德一健，四旁皆通”的作用，张璐玉谓此“气虚者，补之以甘，参、术、苓、草，甘温益胃，有健运之功，具冲和之德，故为君子。若合之二陈，则补中微有消导之意。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脏受荫；胃气伤，则百病从生………故用四君子随证加减，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使药引津气四达，则周身之机运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药之不效哉”。余尝在治内伤疑难杂症、脏腑功能错杂纠缠，敌酋隐匿而又远非纯补纯攻所宜者，乃取“和中”为先，以达“曲线祛病”之目的，此种案例，比比皆是，恕不赘述。

平人机体的阴阳气血、表里上下、脏腑经络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谐一致地进行着正常的生理活动，一旦这种和谐的生理功能遭到破坏，随之就会出现与之相应的临床病态。中医治病，首先重在“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和法的治疗作用就在于通过寒热并用，补泻兼施，表里双解，苦辛分消，燮理枢机，调和气血，达到使不和的病理变化重新和谐以平为期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病者不平也，医者平其不平而已”。而基于此点，和法疗疾确能调整机体的反应性，保持内环境的稳定性，从局部改善而达到全身协调，从而使有病的机体在不知不觉中达到痊愈。诚如戴北山所说的“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总言之，即要“随其所在而调之”达到调整平衡的目的。在具体运用上，如桂枝汤的调和营卫，小柴胡的和解少阳，蒿芩清胆汤的疏和胆胃，四逆散的调和肝脾，黄连汤的调整肠胃等，均属和法范畴，这也更能体现中医整体观念的特点与和法的特殊作用。忆及曾治1例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罕见汗证患者，产后3月频频汗出，初则自汗，继而自汗盗汗交替出现，重则大汗淋漓，衣被尽湿，并见头昏失眠，神疲乏力，舌质淡，脉沉细，用参芪龙牡，当归六黄，诸如浮小麦、红枣、糯稻根、五味子、碧桃干等敛汗之品，终不获效，余考虑为，阴阳内外守使平衡，矛盾曲折，实非全实，虚非纯虚，不和之机胜于不足，且汗乃津液所化，液贵收藏，屡汗则血少津亏，肝之使用皆伤，疏泄失度，阴阳乖戾，开阖失权，欲求平秘，遏为和之，遂处方小柴胡汤加白蒺藜、穞豆衣等，调治而愈，不峻补而虚可复、不强敛而汗乃止，个中奥秘，总缘枢机得展、阴阳相燮、遂臻宁谧之境，乃应《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之训，可见非重补非猛泻，亦能使沉疴复起。

俗云“四两拨千斤”，治病亦然。以轻灵平淡之品，味寡量微之药组方，曲径通幽，轻投巧取，系和法运用上的另一特点。常闻恩师忆及其已故业师国医耆宿张简斋老先生治一妇新产后阴虚缠绵低热，前医以六味地黄汤投之，屡诊不应，后由张师接诊，视患者苔微腻而舌不甚红，口虽干但不喜多饮，乃于原方药味减轻其制，并加冬瓜子、生苡仁二味，数剂而愈，何也？后经临床揣摩始悟，和者平也，平者淡也，淡化清和，润物无声，沁滋调化，减制养阴而不碍湿，清淡而不损津，终致阴阳平秘。故后亦有谓其医门流派中之“轻灵”者矣！

从上所述和法所具有的诸多独特作用来看，它应“是属于调整机能的一种方法”。就其性质和作用特点而言，则是缓而不激，平而不偏，善攻善调，效用持久，故寓有未病先防的保健功能，在临床实践中，对老年体质虚弱者、病后及术后初期恢复者、肿瘤患者根除术及放化疗后，以及妇女产后等人群尤为相宜，均能通过平补中气，轻补平调等和缓之剂，使之阴阳顺接，脏腑和谐，从而归于平秘的自然状态，保持健康，抵御邪侵，这就给和法在“治未病”领域中拓展了新的用武之地。

以上赘叙，仅系一己之得，姑妄言之，以正同道。然和之一法，变化无穷，临证之际，尤需审时度势，随证立法，理应和而有据，毋因其长而滥施，当遵“和而勿泛”之诫，切勿有邪当攻而误用之，庶免贻误病机，酿成遗憾，有悖和法创用之初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