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诞生之始，就面临着气候、环境、居住等严酷生活条件的挑战和威胁，运动系统伤病是首当其冲的，特别是脊柱的创伤，常常危及人的生命或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求得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人类从一开始就在有意无意当中探寻医治各种骨伤疾病的方法。早在5000多年以前，中国古人就开始了骨折创伤的治疗探讨。从简单的用手抚摸到复杂的手法复位，从单味药草外用到复杂的内服方剂，从一般的就地取材包扎到特制各种固定器材进行固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理论体系相对完整、治疗方法独特有效的中医伤科，当今称之为中医骨伤科学，为我国历代人民骨伤疾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骨伤科学经历了从偶然的发现到有意识地寻找，从个别的体验上升到一般的经验，从大量的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具有初步理论的原始骨伤科学。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原始人的遗骨，就有不少骨骼是生前受伤和患过骨病的。这些遗骨，就有腰椎结核、脊椎变异和骨质增生以及肱骨和颅骨明显受伤的各种表现。公元前16世纪的甲骨文中就有了骨折创伤的记载。由于当时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各种自然灾害的原因，伤科学的发展有其极大的急迫性。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创伤骨科已经发展成为当时的医学四大学科之一，对创伤、骨折的包扎、固定和药物治疗就有了零散的记载。周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入奴隶社会的高潮，社会分工已很明确，社会事务也已职业化。《周礼》规定有：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下分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其中的疡医就是职司外科和骨伤科的医生。《周礼·天官冢宰》曰：“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疡”即“伤”字之义（郑玄注：“身伤曰疡”）。疡医主治的伤病，分别为刀、戈、剑、戟等金属器械所致的“金疡”（统指开放性创伤，郑玄注：“金疡者，创也”），骨折的“折疡”（《方言》：“折损肢体，故谓之折疡”），一般外科感染和创伤感染引起的红、肿、热、痛的“肿疡”（郑玄注：“肿疡，痈而上创者”），还有肿疡破溃后的“溃疡”。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周代，骨伤科疾病已有专门医生予以诊治。虽然骨伤科的内容与一般疮疡外科混在一起，但是从分类上已与一般疮疡外科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别，骨伤科已经初见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连年不断。这种天下大乱的社会局势，造成了“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左传·哀公元年》）的结果，就是卫侯也“折骨”，哀公也有“残疾”。有战争就必然有创伤，处理创伤就成了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突出问题。社会需要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动力。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医治创伤不仅是平时劳动致伤所需，更是战伤救治的迫切需要。在适应这种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骨伤科医疗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至于骨伤科理论体系的出现和形成，要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问世的《黄帝内经》一书。该书不仅提出了一整套骨骼生长发育的理论体系，认为骨骼的生长与肾和气血功能密切相关，而且从临床病理学的角度全面阐述了气血与创伤、疾病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内外用药、手法按摩、复位和包扎外固定等治疗方法，对后世骨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临证指导原则。《灵枢·经水》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基于这种解剖观念，《内经》中描述了骨骼系统的大体结构和形态，对关节、筋、肌肉等都有相当的载述。《内经》对全身主要的骨骼都有了命名，记载了各长干骨的长短，指出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柱中有脊髓，脊髓与脑相通达，受脑统属。对骨与关节的生理功能，《内经》提到了骨骼的支架、杠杆、藏髓作用。如《灵枢·经脉》云：“骨为干”。《灵枢·决气》云：“骨属屈伸”。《素问·脉要精微论》云：“骨者，髓之府”。关于关节，《内经》指出了关节中有关节液，关节液对关节运动有重要作用。如《素问·刺禁论》云：“刺关节液出，不得屈伸”。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有这样精准的认识是令人吃惊的。“筋”之一词，最早见于马王堆出土的两部灸经。《内经》对“筋”的论述较多，既有组织部位的论述，也有功能特点的论述。《内经》对“筋”的概念，还有“筋膜”“经筋”“宗筋”等名称，但统称为筋。如《灵枢·经筋》记载：“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趾），上结外踝，上循胫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结于腋下。”从这些论述看，很类似现代的神经循行部位，但又不尽然。《内经》也有很多对筋的功能的论述。如《素问·痿论》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灵枢·经脉》云：“筋为刚”。《素问·长刺节论》云：“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素问·痹论》云：“痹……在于筋，则屈不伸。”《灵枢·经筋》云：“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素问·痿论》云：“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内经》还述及了肌肉对筋骨的保护作用。如《灵枢·经脉》云：“肉为墙”。在病理情况下，肌肉之病，可出现一些特有表现。如《素问·痹论》云：“痹……在于肉则不仁。”《素问·痿论》云：“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整体观念是《内经》的突出思想，不仅是整个中医学的指导原则，也是骨伤科理论的突出特色，它指导了骨伤科实践，使中医骨伤科表现出了独到的学术特点和专长。《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俯，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这是运用望诊，从腰膝运动功能的表现，观察与其所主的筋骨及脏腑的虚实盛衰变化。

到了大约公元1世纪后，以中医外科学鼻祖华佗为代表的医家已经能够通过手术、手法复位和多种外固定方法治疗骨折，并逐渐形成了“五禽戏”等一套导引锻炼的方法，以促进骨与关节损伤的康复。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建名为“五禽之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可见中医不仅重视疾病的治疗，更重视防病健体。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就有多种颈、腰部屈伸、侧弯、旋转等锻炼方式。

到了4世纪前后，以葛洪为代表的正骨学家明确提出了在骨折局部敷药后用竹制小夹板治疗骨折的方法，“用竹片夹裹之，勿令转动”。他所提出的不超关节的夹板外固定一直是中医治疗骨折的基本原则之一。他是第一个提出小夹板治疗骨折的骨伤科医学专家，并发表了对后世影响甚大的骨伤医学专著《肘后备急方》，它所记载的很多方剂仍是目前骨伤科临床上常用的方剂。

自5世纪左右，在朝廷太医署设立了专职的“折伤医”之后，骨折的手术、药物和外固定治疗均取得了更大进展，明确提出了伤口污染和包扎固定不当可以造成感染，对此提出了类似现代清创术和外固定的治疗方法，有代表性的专著是《诸病源候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状学专著，书中明确提出了对开放性骨折应早期施行清创手术治疗，还介绍了骨折固定、血管结扎和异物清除等技术。到了唐代，太医署设有专门的按摩科，主要从事骨折的复位和伤科治疗，强调了骨折后正确复位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是骨折外固定的先决条件。唐末名医孙思邈等更是深入地总结了内服药物和外固定治疗骨折的经验。王焘编写的《外台秘要》对创伤进行了分类（骨折、脱位、伤筋、内伤和金疮）治疗。蔺道人编写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中医骨伤科学的经典名著之一。全书论述内容有整骨手法和治疗方剂，并记载了伤损、脱臼、止血、手术复位、牵引、扩创、填塞、缝合等内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科学价值的骨伤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的学术思想源于《内经》和《难经》，以气血学说为立论依据，继承了《肘后方》《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骨伤科方面的学术成就，阐述了骨折的正确复位、夹板固定、功能锻炼、内外药物治疗四大法。“凡夹缚，夏三两日、冬五三日解开夹缚处，用热水泡洗去旧药，洗时切不可惊动损处”，“凡夹缚杉木皮数片，周围紧夹缚，留开皆一缝，夹缚必三度，缚必要紧”。“夹缚”就是我国“外固定”最早的名称，不论是骨折或脱位，闭合性的或是开放性的，经过手法或手术整复对位后，为了防止再移位、止痛和创伤的迅速修复，在伤处外面用竹片、杉木皮等有一定弹性的夹板加以固定，是有利于促进伤处修复的。该书不仅系统总结出了手摸心会、拔伸牵引、端提挤按等骨折整复基本手法，还提出了肩关节的靠背椅式复位法及髋关节的足蹬复位法，而且对葛洪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高，对小夹板外固定方法作了改进，强调小夹板固定后的上下关节活动是维护关节功能的重要措施，这是骨折治疗中动静结合观念的早期体现。在使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的同时，他还根据骨折和患者的具体情况，辨证分析，因人施治，或给予活血化瘀或给予补气养血等不同的中药，或内服或外敷，体现了骨折治疗的整体观念。对于开放骨折，他明确提出清创后缝合或不缝合而用药，在骨折复位的基础上使用小夹板外固定治疗，很好地体现了早期对开放骨折的处理原则以及复位与外固定的关系。在骨折固定的同时，他还十分强调活动关节，指出：“凡曲转（关节）……将绢片包之，后时时运动，盖曲则得伸，得伸则不得屈，或屈或伸，时时为之方可。”就是说，骨折固定以后，还要不停地活动关节，进行锻炼，才能保证关节的功能恢复。“或屈或伸，时时为之方可”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另外，在固定的时候，应保持关节屈曲的功能位，因为，“盖曲则得伸，得伸则不得屈”，长期伸直固定，屈曲就困难了。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蔺道人天才地把“形不动则精不流”的观点应用到骨折的治疗当中，结合历代骨折治疗的经验，提出了以手法整复为主的复位、固定和活动三大骨折治疗原则，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并治的治疗思想，因此，蔺道人不愧为中医骨伤科学的奠基人。

从宋代到元代，朝廷内部设有专门的骨伤科，宋代称为“疮肿兼折疡科”，元代称为“正骨兼金镞科”，把骨伤科提高到朝廷太医局内一个专科的位置，可见当时官方对骨伤科的重视程度。宋代的接骨医生遍布城乡，并建有专门的骨伤医院。治疗上广泛使用动物骨骼内服治疗骨折，目的是以骨补骨、促进骨折愈合。有关的方剂和治疗方法在《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有丰富的记载。对全身骨和关节结构观察最细、论述最多的是宋慈的《洗冤集录》。其中论述很准确，如卷之三曰：“自项至腰至二十四膇（椎）骨，上有一个大槌骨。肩井及左右饭匙骨（肩胛骨）各一片。左右肋骨……各十二条，八条长，四条短……男女腰间各有一骨，大如手掌，有八孔作四行（样）……（骶椎）。”元代由于大规模的征战，中国的疆土急剧扩大，一方面为中西方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的原因增加了对骨伤科的需求，出现了不少骨伤药物和复位固定方法。元代危亦林（公元1277—1347年）撰写的《世医得效方》，继承了蔺道人的经验，在骨折整复方法、固定技术及其用药方面都有了进步和创新。在骨折脱位的总体诊断认识上，他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纳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系指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系指肱骨、前臂骨、股骨、胫腓骨四大长干骨的骨折。这一概括确实切中了骨折脱位的多发部位。危亦林记载了肩关节、肘关节等近关节部位骨折脱位的复位技术及髋关节、膝关节、足踝关节和脊椎骨折的复位方法。对于关节部位的骨折，他强调外固定以后“不要定放”，而要“时时用曲直”活动，以防形成“日后曲不得”（关节强直）。危亦林首先记载了脊椎屈曲型骨折，创造了“悬吊”复位技术（图1-2-1），第一次对脊椎骨折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并获成功，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

《世医得效方·正骨兼金镞科》载：“背脊骨折法：凡剉脊骨不可用手整顿，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明确指出，脊椎骨折是由于剉伤，即间接暴力引起，这种间接暴力往往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他认为这种骨折单纯采用整复是不能纠正的，因此采取悬吊的方式，并且强调身体要“坠下身直”，表明复位必须过伸。从他这一认识中可以判断出他对骨关节的结构有了相当了解。危亦林强调对脊椎骨折复位后，要用腰围夹板外固定（图1-2-2），发明了脊椎骨折的外固定法，介绍了“用大桑白皮一片，放在脊皮上，杉树皮两三片，安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这可以保持脊椎过伸，符合脊椎解剖生理和屈曲骨折的固定要求。这种治疗脊柱骨折的“围腰”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散在的木板发展到相互连接起来的“卷帘”，直到如今的围腰。元代李仲南的《永类钤方》也记载了腰椎骨折的复位法，提出伤者攀门板的头部方向“垫高些”，然后再牵引及用手法复位，属于过伸复位法，对颈椎、踝关节、膝关节等骨折固定也都有具体论述，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治伤方药。李仲南还改进了张仲景的颈椎拔伸法，首次阐述应用“兜颈坐罂法”的布带悬吊牵引快速复位治疗颈椎骨折脱位的方法（图1-2-3）。元代太医院回回医编《回回药方》，介绍卧位牵引治疗颈椎损伤，其治法：“令病人复卧，一人扯其头向前，一人于骨节上缓揉令至软，然后入本处”。《回回药方》还首次描述了脊椎骨折脊髓损伤合并截瘫。对脊椎骨折复位，主张杠抬按压法（图1-2-4）。

如果说宋、元时代骨伤科是以实践探索为主，那么明、清阶段则更重视经验的总结，出现了一大批骨伤科的学术专著，有利地促进了骨伤科理论体系的发展，药物和外固定方法更加丰富。明朝正式开设了“正骨科”，也叫“正体科”，出现了医疗范围更加明确的独立专科和较有影响的私人诊所，学术上也开始分化，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公元1406年出版的《普济方》增加了骨折、脱位的类型，介绍了使用悬吊带治疗颈椎损伤和使用超关节夹板治疗伸直型桡骨远端骨折的治疗方法，使颈椎损伤和桡骨远端骨折的治疗更加合理有效。《普济方·用药汤使法》最先介绍了治疗颈椎骨折脱位的兜颈坐罂法：“颈骨捽进者，用毛巾一条，绳一根，系在房上，垂下来，以毛巾兜缚颏下，系于后脑壳，缚接绳头。却以瓦罂一个，五六寸高，看按入深浅，斟酌高低。令患人端坐于罂上，令伸脚坐定，医用手掣按平正，说话令不知觉，以脚一踢，踢去罂子。如在左用手左边掇出，如在右用手右边掇出（挤按纠正侧方移位）。”这种方法是利用下垂重力和对抗拉力达到快速复位的方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具有肯定的价值，其原理可循，但方法相当危险。另一种方法是牵头推肩法：具体是让患者仰卧床上，医者坐在伤员头部上方，用手牵按患者头部，双足踏住双肩用力下推，通过头部固定，躯干被推以对抗牵引，使颈椎骨折脱位复位。这一方法较前法简便，暴力较小，后世运用较多。王肯堂著述的《证治准绳》（1602）强调了骨折整复要技巧而不要暴力，利用人体解剖的特点，使用牵引等对抗性手法整复髋关节脱位等损伤，使闭合复位技巧得以提高，并丰富了复位后的外固定方法。《太平圣惠方》记载了接骨膏的临床应用，敷药后“用米沙木（即杉木）篦子，绵绳夹缚，夏月柳枝五条夹缚”。在《针灸甲乙经·卷九》中有“腰痛得俯不得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恶血归之”的记载。这就是伤筋腰痛，病机为瘀血，病因为用力过度。《针灸甲乙经·卷十》的“胫苕苕痹，膝不能屈伸，不可以行……腰胁相引急痛，髀筋瘈，胫痛，不可屈伸，痹不仁……肩臂颈痛，项急烦满惊，五指掣不可屈伸”等描述，很可能包括了膝关节、脊椎关节的关节病和颈椎病。

1742年，清朝吴谦等人编著了《医宗金鉴》一书，这是奉朝廷之命而编写的一套中医教科书，其中的《正骨心法要旨》一卷系统总结了清代以前有关骨伤科的诊疗经验，对人体各部位的骨度，损伤的内、外治法记述很详细，既有理论也重实践，图文并茂。其内容包括手法总论、手法释义、器具总论，具体又详分为内治杂证法、方法总论、伤损内证、伤损出血，共23个部分；又按受伤部位分门别类，载头部外伤、胸背部伤等76类，每类伤病又分病状、变证、治疗、预后、调养等，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在所论述的内容方面，重点介绍了正骨复位、牵引固定，以及外敷内服药物的处方及临床应用。对骨折、关节脱位发生的部位，已从《普济方》记载的15个部位增加到30个。记录了颈椎、胸椎、腰椎、骶椎、锁骨、胸锁关节、肋骨、肩胛、肩关节、肱骨、肱骨髁、肘关节、鹰嘴、尺桡骨、桡骨远端、髋关节、股骨、膝关节、髌骨、胫腓骨、足踝部、掌骨、指骨、跟骨、跖骨、趾骨等骨折或关节脱位，并且继承了蔺道人和危亦林的诊疗经验。如《医宗金鉴》将颈椎分为屈曲、伸直两型，对骨折的合并症，记载了颈椎骨折合并截瘫、颅脑损伤，肱骨骨折合并缺血性坏死或肌间隔综合征，等等。这种分类型（主要以移位方向分型）的诊断法，指导了临床的整复和固定，对治疗和预后有重要价值。《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曰：“夫手法者，谓以两手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旧也。”明代以后，行手法前强调了解骨骼局部结构，如此才能使手法奏效。《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认为“必素知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这样，才能无论何种情况，伤损“虽在肉里，以手扪知，自悉其性”。在采用手法治疗时，强调手法的精准、力度等施法技巧。“伤有轻重，而手法各有所宜。其痊可之迟速，及遗留残疾与否，皆关乎手法之所施得宜，或失其宜，或未尽其法也”，“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方称为手法也”。可见，这时期医家对手法技巧的要求很高，要做到轻、巧、稳、准，强调手法是正骨医生的基本功。该书明确提出了摸、接、端、提、按、摩、推、拿正骨八法，强调手法整复要手摸心会，识其体相，在了解人体骨骼结构和骨折脱位病理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手的触摸而体察其移位变化，采用轻、巧、稳、准的方法整复骨折脱位，然后再用相应的药物治疗和外固定方法。书中描述的攀索叠砖法和腰部垫枕法等都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图1-2-5），后者不仅可以起到治疗脊柱骨折的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良好的外固定。攀索叠砖法是让患者双手攀挂于高处的两个绳环，双足下各垫砖三块，让患者站于砖上，双手攀绳，医者扶住其腰部，助手先后将足踏之砖除去，令患者直身挺胸，其足着地。可以说这种方法是悬吊法和兜颈坐罂法的发展。腰背垫枕法是施行攀索叠砖法复位后，让患者仰卧，于腰背以枕垫起，维持脊椎过伸位以加强复位效果，是一种固定法，其原理和方法至今仍用于临床。胸腰椎骨折整复后，《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又介绍用“通木”“腰柱”固定，保持脊椎过伸，然后用药调治。本书中提出的“跌仆损伤，虽用手法调治，恐未尽得其宜，以致有治如未治之苦，则未可云医理之周详也。爰因身体上下正侧之象，制器以正之，用辅手法之所不逮，以冀分者复合，欹者复正，高者就其平，陷者升其位”等学术观点，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用“器械”整复、固定骨折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对骨伤科手法复位和外固定治疗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外固定器具的革新方面，《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总结了十种器具——裹帘、振挺、披肩、攀索、迭砖、通木、腰柱、竹帘、杉篱、抱膝，使脊柱和四肢伤病的外固定器具更加丰富多彩。

成书于公元1807年的《中国接骨图说》（作者二宫献彦可）总结了18世纪骨伤科方面的主要经验。全书分为“接骨总论”“正骨图解”和“接骨经验方”三个部分。在“接骨总论”中，记有检骨、脉证治法、十不治证、敷药法、药熨法、熨斗烙法、馒熨法、振挺法、腰柱法、杉篱法、裹帘法。于“正骨图解”中绘有整骨15母法及36子法的骨折整复手法图及说明，形象生动，便于学习掌握，是该书最成功之处。“接骨经验方”中，则记载了当时通用的麻醉药方及治疗骨折的内、外用药之药方。此书记载了与《正骨心法要旨》所载推、端、续、整四法相似的熊顾法，用于治疗颈椎骨折脱位。其母法是先端提，子法一是牵引兼旋转，二是轻牵轻旋，三是牵旋整理舒筋。《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曰：“腰骨……宜手法，将两旁脊筋向内归附膂骨（胸椎），治者立于高处，将病人两手高举，则脊筋全舒，再令病人仰面昂胸，则膂骨正而患除矣。”这种手法被《中国接骨图说》所改进，名为“鹤跨法”，包括母法与子法，母法是将伤者挺胸抱起，提肩，子法是旋转、挺胸并按捺脊骨局部。

胡廷光在《伤科汇纂》（1815）中首绘人身部位穴位图、外科器械图、伤科治疗手法图共44幅，尤以治疗手法图生动形象，附以手法歌诀，一目了然，易学易记。其卷二专论骨度、骨脉、骨节、骨骼、部位、经筋。卷三专载手法和器具。全书论述各种骨伤疾病的证治，记载了骨折、脱位、筋伤的检查复位法，集清以前中医骨伤科学术成就之大成，资料丰富，理论与临证相结合，具有实用价值，是一部重要的伤科著作。其中的汗巾提法治疗颈椎骨折脱位很有价值（图1-2-6），即用布兜自下颏及脑后兜定，系于医者颈项，医者屈身相就，双足踏定患者双肩，而用力伸直脊背，以牵引对抗以复位。对于胸椎、腰椎骨折脱位等损伤，《伤科汇纂》首次把腰椎骨折分为“突出”和“陷入”两种类型。前者为屈曲型骨折所致后凸移位畸形，后者为伸直型骨折所致凹陷移位畸形。这种分类对指导治疗意义很大。其整复法采用腹部枕缸法，这是胡廷光治疗伸直型腰椎骨折脱位的方法。《伤科汇纂·腰骨》引《陈氏秘传》说：“夫腰骨脊骨断者，令患人覆卧凳上，再用物（用圆缸）置于腹，布带缚其肩胛于凳脑上。又缚其两足两腿于凳脚横木，如此则鞠曲其腰（俯卧后腰背屈起），折骨自起而易入窠臼也。又用扁担一根，从背脊趁起时（即当伤员屈起腰背时），直压其断骨处，徐徐相接归原。”这种方法是运用腹部俯卧圆缸上，屈曲脊椎，再加以局部按压。脊椎伸直型骨折脱位，均合并后关节突或椎弓根骨折或关节跳跃脱位，而导致椎体向前移位。运用此法使脊椎屈曲后，后关节距离增宽，在棘上韧带、后纵韧带和椎间盘纤维环张力作用下，可把向前滑脱的椎体拉回，兼之扁担的压力，促使上下椎弓根、关节突骨折复位。这种复位治疗方法符合脊椎的生理要求。

赵廷海在《救伤秘旨》（1852）中介绍了用绢兜牵引复位固定治疗颈椎骨折脱位的方法：“夫头颈从高坠下缩者，先用消风散或痛散加痹药昏昏散（麻醉止痛）。令患人仰卧，用绢带兜其下颊，直上头顶，再将头发解伸……归原合好。用生姜自然汁、韭汁、酒、醋调圣神散贴之，绑缚牢固，常服寻痛住痛散取效。”此法是绢兜快速牵引复位后以绑缚固定维持牵引效果，不仅具有可靠的治疗作用，同时也能起到较好的固定保护作用，较前人有很大发展，近代疗法与此相似。

总而言之，清代是中医骨伤科专著出现较多的时代，既有精品，也不乏庸作。但在正骨手法和脊柱伤病的治疗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到了晚清时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骨伤科医生大多散布于广阔的民间，以祖传和私人诊所的方式得以流传，使中医骨伤科的学术思想和各种治疗方法得以延续，但学术上没有很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