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骨伤科学是中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研究人体骨、关节及软组织损伤和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学科，是我国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劳动和与伤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的结果，经长期积累，逐步提高，由零散的经验体会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独特科学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技术的临床学科，尤其在骨伤科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脊柱骨伤科学是中医骨伤科学的次级分科。在当今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劳动、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加之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脊柱的伤病日渐增多，并趋复杂。脊柱作为人体的支柱，如何做好脊柱伤病的防治工作是当今整个医学界、特别是骨伤科界的重大任务之一。

中医骨伤科学理论是由其概念、原理和逻辑结论等要素构成的，经过实践检验后系统化了的知识体系。中医骨伤科学的基本概念是构建中医骨伤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知识要素。它的概念是通过中医骨伤科学的科学术语而概括、表达和传递的。同时，中医骨伤科学的科学术语也是与时俱进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诊断技术、理筋技术、整复技术、外固定技术（含器具与材料）、导引练功（功能锻炼）技术及药物和手术治疗技术等。中医骨伤科学的诊断技术与手法治疗技术往往交汇融合，形成了诊中有治、边诊边治的特色，充分体现了中医骨伤科学“手摸心会，法从手出”的诊疗特色。例如，手法是治疗脊柱伤病的重要方法之一，手法施力的大小、方向和速度直接关系到手法治疗的疗效和安全。在诊疗当中，必须通过仔细的触摸和心会，在即时对病情进行分析判断的同时，及时调整所施手法，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这一诊疗特点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增强临床安全性。

中医骨伤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零散到全面的历史演变、发展历程。从公元4世纪葛洪创造的小夹板局部外固定法和颞颌关节脱位手法整复，到唐代蔺道人提出的“动静结合”固定原则，对肩关节脱位采用的“椅背复位法”，再到元代危亦林的“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直至清代吴谦归纳出摸、接、端、提、按、摩、推、拿正骨八法，学术理论和文献资料日益丰富，技术操作更加实用规范。晋唐的《肘后方》和《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仅仅记载了部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到了明清时期，《普济方》《医宗金鉴》《中国接骨图说》等专著就记载了各部位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在治疗方法上也从单一方法发展到手法、药物和功能锻炼等更加丰富的治疗方法。

通过对这一演变过程的研究，也会发现中医骨伤科学的一些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例如，中国法医学对解剖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水平，但是法医解剖学的成就并没有很好地运用到骨伤科上来。究其根源，可能是当时的解剖水平尚不足以说明生理病理，对临床应用价值尚不显著。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结构有关。中国古代的农业是分散的家庭小生产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当时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上，人们更多是想方设法去解决切实的伤病问题。而那些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基础研究结果就会被轻视或无暇顾及，而经济实用、行之有效的手法整复和外固定技术必然得以重视和发展，以至于中医骨伤科的大多技术发明均出现在直接的临床应用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直观体验的思维模式，也直接影响了中医学及骨伤技术的发展。直观体验的思维主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器官的“心”。所谓“心之官则思”，是指通过悟性去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以多年直观体验为基本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中医骨伤科学中蕴含着典型的悟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追溯病因时，强调生命有机体的整体动态平衡和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都是要靠悟性来把握的。在中医骨伤科学的学习中，如果只停留在书本知识层面，不下工夫深入体验和感悟，就很难掌握其某些真谛。中医骨伤科技术与直观体验的思维模式的关系更加密切。例如，在手法触诊和治疗上，强调经验功夫，以手摸心会为主，靠大量的临床体验和经验才能逐渐掌握和熟练。而对疾病的认识过程中更是强调反复体悟，医术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悟性的深浅。所以，中医骨伤科技术部分是“悟”出来的。人与人的悟性是不同的，但每个人的悟性都可能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强化实践而提高。手摸方能心会，熟练方可生巧。骨折、筋伤、内伤的临床诊断，离不开触摸患部，这是中医伤科的基本功，也是常规检查。

在注重循证、强调证据的科学时代，必须充分认识传统骨伤科学中的优势和不足，经验和悟性很宝贵，但不能完全依赖经验和悟性。只有不断完善骨伤科理论，深化基础研究，提高诊疗技术的精度，才能把骨伤科学不断推向前进。

西医及其骨科学（orthopaedics）进入我国不过百年的历史。它借助现代解剖学、麻醉学知识和X线技术，具有直观、准确、快速等显著特点。中医骨伤科独特的手法整复技术和辨证使用中药也被西医骨科所采用。两者在理论上相互启发和在诊疗技术上的相互借用，引发了二者向更深入层面的交会。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发出中西医结合的号召之后，中西医结合工作广泛展开，成绩卓著，骨伤科的中西医结合更是成绩斐然。

在骨折创伤方面以尚天裕为代表。他创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四个基本原则和一整套有效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接骨学。对于四肢骨折多采用手法整复、夹板固定，对于脊柱骨折多采用腰背下垫枕、功能锻炼的方法，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1964年，国家科委组织专家在天津对“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疗法”进行鉴定，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建议向全国推广。此后，举办了全国性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学习班。至1988年，共办了20期，学员达千余人。周恩来总理称赞说：“对小夹板外固定治疗骨折，我很感兴趣，这是辩证法，它说出了真理。局部与整体、内因与外因，两个积极性都要发挥……”

在软组织损伤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冯天有是其主要代表。他在1975年首次提出脊柱内外平衡失调是损伤退变性疾病的理论基础，单多（个）椎体位移是发病的主要病理改变；创立了以“棘突四条线”触诊法为主的脊柱物理诊断系统，治疗上开创了“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寰枢椎半脱位、峡部裂等一系列脊柱疾病，在发病机制上阐明了新观点，在诊断上提出了新内容，在治疗上创用了新方法，临床上取得显著疗效，学术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家卫生部委托举办学习班向国内外推广，培养了600余名学术带头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像火种一样，将他的观点和方法传向了全国，带动了以手法治疗为主的软组织损伤研究和临床应用，使手法治疗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他是中国软组织损伤临床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损伤退变性脊柱疾病的临床研究建立了一套新的学术体系，开创了中西医结合骨伤临床诊治的新领域。

综合上述论述可见，以尚天裕为代表的小夹板治疗骨折和以冯天有为代表的手法诊疗软组织损伤是中西医结合骨伤科的代表之作。这两位专家为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随后，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事业进一步得以发展。现代中医骨伤科技术吸取了传统中医之精华，并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医药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几十年的实践，几十年的碰撞，中医骨伤科学和西医骨科学碰出了火花，在各自的医疗实践和基础研究中，相互补长取短，发挥优势，不仅在学术理论上形成一定的交融，在诊疗技术上有更多、更实质的交融结合，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好、痛苦小和费用低则是评价医疗技术好坏的基本标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医骨伤科已初具这样的标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坚持学术理论和诊疗技术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将是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长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