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

在对学科问题的评论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学科（discipline）与科学（science）的区分，二是学科界定的不断深化，三是交叉学科的出现。

首先，在深入研究学科之前，要对学科与科学进行区分。学科与科学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这一点从《现代汉语词典》对二者的不同解释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学科有三点解释：一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二是指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三是指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相比较，《辞海》对学科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很接近，《辞海》对学科的解释是“学术的分类”和“教学科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学科的定义则与上述两个词典略有区别，它把学科等同于“知识门类”和“知识领域”，并把全部知识分成“66个学科或知识领域”。但无论是哪一种定义，我们都可以看出，它们对学科的定义都只是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并没有深层次地揭示学科概念的本质。

其次，国内外学者对学科的界定不断深化。法国的布瓦索教授从形式和结构的角度对学科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学科第一与客体、方法和程序有关，第二与定律有关。他还认为，一门学科是三种成分的集合：一是可观察或已形式化的客体，两者都受到方法和程序的制约；二是现象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具体化；三是按照一组原理表达或阐述的定律——这些定律用来解释现象，并预测现象的作用方式。布瓦索教授对学科的认识显然前进了一步。而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用“范式”（paradigm）和“专业基体”（disciplinal matrix）来规定一门学科。托马斯·库恩认为，一门学科可以被称为范式、范式成分或合乎范式的东西，被“专业基体”所规定。专业基体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中国著名学者金吾伦在《跨学科研究引论》一书中提到，定义学科的方式至少有四种：其一，用人们意欲研究的客体、领域；其二，用人们所做工作的参加者及权限或习惯；其三，用人们探究的方法和模式；其四，用人们的探究结果。例如，天文学是一个最早具有清楚定义的学科，它规定了研究客体——恒星及行星的运动；有一批具有特殊能力的参加者，使用特殊的探究方法，得到了探究的结果。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学科被分成三个大类，即自然哲学，包括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精神哲学，包括社会科学；道德哲学，主要是伦理学。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研究范围的扩大，学科问题的研究也变得异常复杂。李光和任定成在其《交叉科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学科的特征在于它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和研究规范上”。德国波鸿大学教授黑克豪森从学科的“材料域”、学科的“题材”、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学科的“方法”、学科的“分析工具”、学科在试验领域的应用、学科的“历史偶然性”等七个方面来说明一门学科的本质特征。一般认为，学科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专业组织；其二，独特的语言系统；其三，特殊的研究策略；其四，持有的规则（或规范）。其中，第四项中的规则（或规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潜在性，指规则是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无形约定；二是公共性，规则具有公共性，个人的成果要受到公共规则的约束和评价；三是层次性，所有的知识领域构成的整体有规范，这个整体中的学科部类有规范，学科部类中的学科有规范，学科分支也有规范；四是相对稳定性，学科规范也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与学科中的认识成果相比则要稳定得多，由于这种稳定性，它可以容纳对立的学说。

最后，交叉学科科学（跨学科科学）是在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系统的转化中出现的。较单一学科系统而言，交叉学科科研成果能够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的价值。

从学科系统形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全部学科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对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对象学科系统，二是以问题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问题学科系统。前者的主要功能是解释世界，后者的主要功能则是改造世界。

1937年，毛泽东在其撰写的《矛盾论》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对20世纪之前的学科状况做了基本的概括。也就是说，在20世纪前，学科主要是不断地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进而形成近代针对各个研究对象的各门学科，那时，跨学科的情况很少发生，比如，自然学科形成的基础是实验，它是通过经验归纳和理论演绎而形成的。

在近代，由于当时在科学界牛顿力学占主导地位，在哲学界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支配着研究主体，再加上人类认识能力和手段的局限，因此，这一时期学科的主要特征是各个学科分门别类，并且不断地走向细化，学科间基本上彼此独立、壁垒森严。这一时期，几乎每一门学科研究主体都专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包括客体、成分、现象、属性、变数等）和研究领域，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学科迅速地膨胀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基础性学科中，属于自然科学系统的学科主要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等，属于社会科学系统的学科有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这些学科作为传统的基础性学科，至今仍在学科系统中占据基础地位。

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不断提高，依靠单一学科难以完成研究任务，只有依靠多学科的交汇、融合，运用具有高度的集成性和相互借鉴渗透的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出复杂现象的本质。因此，各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科学界的普遍关注。学科的边缘地带大量涌现出二元的交叉学科，这些二元交叉学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学科之间的裂痕，改变了学科分割的局面，但仍限于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而，这些学科本质上仍属于以对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学科系统。

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主体视野的拓宽和研究对象相互的交汇，某种整体的科学——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开始形成，从而为现代的科学研究展示出一个崭新的前景。系统科学的出现，体现了科学技术综合化和科学社会一体化的趋势，改变了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割的局面，沟通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

德国物理学家M．普朗克在他的《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写道：“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由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难道这仅仅是臆想的吗？”如果我们把整个知识体系分割成各个不同部分，分别来看每一个独立部分，就会丧失整个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甚至某些知识领域的特长也会被其他知识领域的不足所取代。当然，在现今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十分全面地看待整个知识体系，而只是把知识进行细化。正如李光和任定成在其《交叉科学导论》一书中所说，“学科的特征在于它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和研究规范上”。可见，学科的独立性必然会导致学科的分化、分割，但科学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学科研究某一对象或事物的某一个方面，而大量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却大都是综合性的。这就必然导致单个的学科与整体的科学、分割的学科与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之间的错位和矛盾。特别在当今条件下，拓宽知识面是时代所需，是竞争所迫。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是在这一问题上展开的。在不同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科学知识与思想道德之间的联结处发现新的问题，就会在新的领域取得收获。因此，要解决上述矛盾，除了要积极推动跨学科研究、跨学科教育进行学科的结构重组和整体优化以外，还要实现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系统的转换。

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基础研究，其主要功能是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系统，其主要任务则是进行开发、研究对策，其主要功能是解决实际问题，改造世界。显而易见，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体系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更适于解决实际问题。因而，要使我们的科研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的价值，使科学更好地为实际工作服务，就必须实现从对象学科系统向问题学科系统的转换。当然，实现学科系统的转换并不是完全否定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科学的发现是个很长的阶段，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还将存在和发展。通过学科系统的转换，可以使科学更好地为实践服务；通过实践也可以打破学科界限，使人类对对象的认识更深入，反过来这也会促进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个学科系统的螺旋式上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就是以问题学科系统为主旨的。它就是要运用质性方法涉及的社会科学、定量方法涉及的多元统计学、脑科学方法涉及的生命科学、信息化方法涉及的信息科学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问题。这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