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爱国思潮的折射与映现

——读《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如果冷静地做一点自我反思，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较多地注意了对精英阶层单个的、个别的思想家的解剖，却相对地较少顾及对社会思潮的综合分析，更少对于特定时期普通老百姓的思想状况、思想脉络的了解和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正是怀着弥补这个缺陷的愿望，我极有兴味地阅读了《反洋教书文揭帖选》。这本书中所收的资料，除了一小部分是由活跃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某些上层人物如奕、李鸿章、刘坤一、倭仁、薛福成等所撰写者外，绝大部分是由普通老百姓创作并以普通老百姓为读者对象的政治宣传品。文章的作者至多不过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举人、秀才一类的地方小士绅和乡村知识分子。应该说，从这本书的内容中，是很可以窥见当时普通老百姓的一般真实思想状况的。

在晚清历史上，绵延不绝、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性质的斗争，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不久就已开始，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延续，到19世纪末，终于发展成为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斗争形式和思想渊源来说，义和团运动与反洋教斗争确是一脉相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义和团在思想意识及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但许多基本点则是在反洋教的群众身上早就显示出来了。

在《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加深，反抗意识怎样在生活在社会底层、身处穷乡僻壤的普通群众中间潜滋暗长，爱国主义的烈火怎样在他们心中蔓延燃烧，并驱使他们去认真思考一些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群众认识世界，总是从与自己紧密相关的切身利害开始的。许多书文揭帖具体地揭露了以外国侵略者为靠山的教会势力“欺压农商，鱼肉乡里”的罪恶。一些不法教士和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 “种种妄为，几难尽述”。他们“强夺婚姻，霸占田土，估赊货物明骗银钱，横欺良孺，佃人田地不与纳租，已卖产业强人赎回，伐人坟树，拆人房屋，占人基址修天主堂，平地生波，因风起浪，种种不情无理之事，不恤人言，不畏国法，不论尊卑，明目张胆为不善，惟曰不足。甚至成群结党，寻仇挟嫌，持杖执刀，登时杀毙人命”。教会势力中的不法分子的种种暴行，确实令人发指。正是这些不法行为，引起了群众对“洋教”的敌视与反抗。

但是，群众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自然地去追寻某些教会势力能够如此横行霸道的根源，并立即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一系列侵略活动联系起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教会的侵略活动看作列强整个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个材料说：“自道光二十一年间，海疆用兵，大吏多望风逃避。外洋觊觎中国之心，于是益急。和议既成，外洋人在东南各海口通商，遍立天主堂传徒行教。”他们“逼处我肘腋，窥窃我腹心，肆恫喝之虚词，以要胁为能事。挟其薄技，藐我王章，驱我士民，供其羽翼。普天率土，凡有血气，谁不愿切齿同仇，思雪大耻，而压于事势，莫可如何。积岁经年，至于今日，祸几亟矣！”著名的反教会斗争的群众领袖余栋臣在告示中鲜明地指出：“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益张，其行强暴。由是煽惑我民心，奸淫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小儿嗜如菜果，国债重如丘山；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这一段话，与大体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演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所写的《兴中会章程》相比，在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机的强烈呼喊方面，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

在有些方面，被资产阶级维新派视作“蚩蚩群氓”的下层群众，在认识上却有高出于以觉醒者自居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中卖国官僚的抨击和揭露上。有一首流传于群众中的歌谣，除指出外国侵略者“把中国人，不当人，任意欺凌”外，还特别强调：“尤可恶，有一些，贪官污吏。媚外人，欺己国，秀士良民。”另一首歌谣云：“可恨可恨真可恨，可恨一般蠢杂种！奴颜婢膝媚外人，认贼作父害良民。每逢一宗教案起，丧权辱国输到底。无人来把正气伸，做个皇清骨鲠臣。”一份民众揭帖说：“可恨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这些官长，做我清朝的官，一心向外国人。”还有一份冒名为《张之洞奏稿》而实则是流传于群众中的匿名揭帖写道：“群臣贸贸，咸欲议和；合朝唯唯，不敢言战。乃议黎民之罪，加官长以刑。顺夷者反以为功臣，逆敌者皆为奸党。灭中华之威风，长禽兽之阴险。……乃属臣最为饱学之儒，素号明达之士，而反独议和者，呜呼！亦知其故矣。盖以皇上冲龄，兵民疲困，见敌势之颠狂，求身家之安乐，而遂欲苟且偷旦夕之安，且谓徐求后日之效，而安知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这里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中投降卖国分子的揭露，可谓洞鉴肺腑、入木三分了。有的甚至在抨击投降派官僚时，直接间接地涉及封建统治的最高政治代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如湖南的一份匿名揭帖说：“方今中外大臣重开边衅，逆夷数动，未闻有一督一抚秣马厉兵，奉请勤王敌忾者。皇太后、皇上深宫高拱，莫可如何。”这里虽没有认为皇帝、皇太后与卖国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公开宣称皇帝可以被瞒过，却瞒不过百姓，那么，天子头上那一圈睿智圣明的神秘光圈，也实在被灭得差不多了。这里所引的一些议论，在资产阶级维新派那里，几乎是很难得听到的；即或偶有一点，也是温和婉转得多，绝没有如此痛快淋漓和直截了当。而没有这样一些认识作为先导，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要一下子喊出清朝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来，恐怕也是不大可能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说明，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反洋教斗争中所反映的普通老百姓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晚清爱国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社会爱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觉醒途程中一级必经的阶梯。

不过，如果认为这时下层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在总体上已经超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思想，常常淹没在大量捕风捉影的谣传、耸人听闻的讹言、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陈腐迂阔的封建说教之中。

反洋教书文揭帖中一个最常见也是最突出的内容是，大肆渲染天主教如何剖心剜目、“采生折割”，实际上把天主教徒描绘成红眉毛绿眼睛的吃人的妖魔鬼怪一般。什么“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啦！什么“百姓被洋人哄入伊教，吃了迷药，送去传针，与伊同歇，采补元阳元阴”啦！什么从教者将死时，教士“趁其人尚存气息，即剜其目，剖去其心，为彼国造伪银之药”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宣传品中甚至活灵活现地讲，“洋鬼子”所以要取中国人的眼睛，是因为将眼睛配药，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白银八斤，“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这一类传言的普遍程度，我们可以在鲁迅先生1924年所写的《论照相之类》中得到印证。这篇文章提到“三十年前”（按：正是19世纪90年代）他幼小的时候，在家乡“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的事。据说，挖眼睛一是用于电线，二是用于照相，“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所有这些传言，当然都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并无什么事实的依据。这些荒诞不经的讹言的广泛流传，有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既有人刻意编造，也有大多数人盲目信从，这在《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是可以寻找出端倪来的。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做一点深入研究，必定是颇为有趣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这些鲜血淋漓的传言，以极大的煽动力激起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愤懑情绪。那些稍微深刻的爱国思想，便借着这种曲折的形式扩散和传播开来。

在反洋教的宣传中，我们时常还看到一些封建主义的说教。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

“为圣贤卫道”，每每用来作为反洋教必要性的重要立论之一。许多书文揭帖反复强调，天主、耶稣等教的重要罪孽，即有违于孔孟之道，有悖于三纲五常。因此，必然要“坏人心术”“邪说诬民”“左道惑众”“败俗乱常”。如有的材料说：“自古我中国圣人尧帝、舜帝、禹王、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传下六经四书教天下万世，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夫要义，妇要顺，兄要友，弟要恭，朋友要信。其余道理虽多，总之以这五伦为重。”“想想这鬼叫敢来伤坏我中国几千年的正教，你说可恨不可恨哩！”还有一首题为《辟邪歌词》的，其中说道：“自古中华只一教，二帝三王周孔道。道理精微细难言，忠恕两字总其要。”“忠恕不离五伦里，五伦又从三纲起。”“可恨西洋教最邪，邪书遍发煽中华。三纲五常全不要，一点不知圣贤道。”这样的宣传，脱离了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罪行，避而不谈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而形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却以维护早已成为历史惰性力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纲常为职志，这就大大减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在一些反洋教宣传品中，还常常把洋教同封建时代农民秘密结社的所谓“邪教”混为一谈。如有则材料写道：“照得邪教滋事，为日已久，其有灯花青莲等教，固显而易见。近有天主教，假意为善，尤为地方之害。如有从其教者，立予正法，决不宽贷。”还有许多宣传品特别喜欢把天主教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联系起来，指出：“道光末年，乃有杨秀清、洪秀全等奉其教，群起倡乱，竟至蔓延东南，迄周纪不得平息。”“自道光末年起，广东、广西鬼叫就多，长毛贼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就是鬼叫大头目，一反就闹乱遍天下，几十年才得斩尽杀绝。你们年轻人不晓得长毛反的情形，你们问问年老人看，长毛贼从前发的书是鬼叫不是呦！”在这些地方，已经不是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出发去抵制洋教了。

在以爱国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反洋教书文揭帖中，夹杂着浓厚的封建观念，这并不奇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些文书的作者，毕竟都是些熟读儒家经典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尽管社会地位低微，接近劳动群众，但在观念形态上终究是以孔孟之道为正统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思想支配的。因此，即使是下层劳动人民，在思想上也到底摆脱不了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和束缚。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所包含的普通老百姓对外国侵略的认识，看作晚清爱国思潮的一种反映、一种表现。但是，它多少是在被扭曲了的情况下反映和表现出来的。说是“扭曲”，分量也许重了一点，那就叫作爱国思潮的一种折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