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

太平天国根据“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的指导思想，建有女营——后期叫作女馆的组织。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中期及后期，不论在组织形式、社会内容以及政治影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所以，对这个制度进行评价，不能不对它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太平天国初期的女营

在太平天国从金田到南京的进军途中，这个时期的女营，完全是太平军中女战士的一种战斗组织。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其中有一条便是“别男行女行”。接着颁布的《定营规条十要》里，第五条又有“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的规定。自此之后，太平军中一直严禁“男女混杂”，女战士和女家属被统一组织在女营中，即使子女省视父母，丈夫探看妻子，也只准“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不得径进姊妹营中”。男女包括夫妇如私行同宿，就会因“犯天条”而被严行诛戮。亲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唎在讲到太平军女战士时说：“革命初期，她们曾勇敢参战，有的并担任了军官的职务。军队中男女分营，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

在战争激烈进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没有任何较为固定的根据地而处于流动作战的情况下，太平军中严格实行的男女分营的制度，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它对革命战争的发展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在专门向太平军将士进行政治教育的《天情道理书》中，有一处特别讲到军中实行男女分营的原因：“我们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肠，早日投营扶主，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固宜侍奉父母，携带妻子。但当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况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均当分别，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严肃而免混淆。”这里说得很清楚，由于许多人是全家参加革命的，所以太平军中男女老幼都有，为了使这种情况适应“创业之初”的战争环境，就必须有恰当的形式加以组织。反过来说，正因为有女营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更多地吸收群众举家参军。谁都知道，封建法律对于拿起武器造反之人是要处以灭九族之刑的。为了责令地方官吏搜寻和挖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祖坟，皇帝曾专门下过几道上谕，那么，对于活着的革命战士家属的残酷迫害，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全家参加革命，使一家大小分别编入太平军的各种组织之中，对于安定军心、解除革命将士的后顾之忧，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论敌我双方都曾指出过。一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佚名作者在所写的《平贼纪略》中说：“发逆（按：‘发逆’‘贼’，均为对太平军之污称，下同，不一一说明）别男女甚严，夫妇不能同居，盖恐贼众引家，不与力战，而设女馆，挈家同行，以系恋之。”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也确实把这一点作为优于反动军队的一个方面，并以此教育战士，鼓舞士气。《天情道理书》说：“盖我们兄弟自金田以至金陵，随处进剿妖魔……丰衣足食，父母妻子，俱各偕来，同享天福，时常皆得亲身照料。现今建都天京，虽家室尚未团圆，试观何等威风，何等排场！以视残妖之困苦不堪，不顾其家，莫保其身者，奚啻相悬霄壤乎！”对于许多举家参军的战士来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维护严密的军事组织、严格的军事纪律，暂时地放弃家庭生活，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

太平军中的女战士，既经以女营的形式组织起来，自然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她们的作用。她们威风凛凛，冲锋陷阵，驰骋疆场，“勇健过于男子”。许多著述都记录了（或者出于赞美，或者出于诅咒）太平天国女军的英勇战斗业绩。在中国历史上，众多数量的妇女在军队中发挥过重要的战斗作用，这种现象通常只在革命队伍中才屡屡见到。而太平天国在这一方面，较之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要反映和表现得更加突出，更有声色。

太平军在内部严格男女之别，使得他们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也更加严肃，更加认真。许多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恶毒攻击的人也往往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戒淫甚严”，他们是严禁奸淫妇女的。连曾国藩也说，太平军“颇能禁止奸淫”。有一个反动文人在对太平军做了一通污蔑后，竟然丧心病狂地慨叹南京在被太平军攻占时，妇女死得不够“特异”，以致他失去了生动“可传”的材料。他说：“缘贼禁奸淫甚严，其党皆不敢犯，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因无激烈可传之行。”这种道学家的悖谬心理固然使我们觉得难以索解，但文中反映的太平军的纪律严明则是十分真实的。如果拿所谓“官兵”即封建反动军队的行为来加以对照，我们就能得到更加鲜明的印象。有一个材料说，清政府的官军经过醴陵时，“大路左右数里，无妇不奸，无物不掠”，而太平军则“不甚淫杀，惟与官兵为仇，目之为妖”。“长发颇谨饬，有妇女入家，不准进房，授受不亲。贼令最严密，故民不怨。”太平军的严格纪律，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支队伍的革命本质，但有一系列比较好的制度，包括女营制度在内，作为有力的保证，也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因素。

洪仁玕在英勇就义前所作的自述中，回顾太平天国的历史，曾把实行“男女有别，虽夫妇不许相见”的军中女营制度，作为革命初期“所至无不胜捷”的一条重要原因。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太平军占领武昌以后的“男女分馆”

自太平军占领武昌开始，特别是定都天京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太平军对全体居民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男馆”，全体妇女集中到“女馆”。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里和一定地区内取消了家庭，这当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853年1月，太平军攻下了武昌，大军顺江东下，占领南京指日可待。它将怎样组织和管理自己统治地区的广大群众呢？在武昌，它把原先仅仅实行于军中的男女分营制度，照搬而扩大到了广大群众中间，对全体城市居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粤匪纪略》云：“省门陷后，首逆入城，将绅民铺户，无论男妇，逼胁投降，以二十五人为一军，男有男贼管带，女有女贼管领。……男人少壮者，即命出城守营，其余分别男女馆，概令归馆住宿，彼此不许往来。”《鄂城纪事诗》也说：“贼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彼此不相往来，或男至女馆，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男馆以两司马领之，女馆以蛮婆领之。规矩森严，不敢或犯。”

此外，《武昌纪事》《武昌兵燹纪事》等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即挥师东进，于1853年3月19日攻占南京，不久又先后从清军手中夺得镇江和扬州。在这几个城市里，太平军同样对全体城市居民实行了“男女分馆”的政策。如镇江，“以空屋分男女居之，各立男女伪司马掌之，屋各数十人”。扬州，“别城中民使各处（谓之打馆子，每馆十数人，即民房室而错据之），男女异地，夫妇不相闻”。“嗣出伪示，令民进贡，驱民拜降，男为男馆，女为女馆，潜以兵法部勒，或夫妇暂相语，谓之犯天条。”

这种“男女分馆”政策的具体内容究竟怎样？我们可以看一看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的情形。一方面，在这里这一政策似乎执行得最为认真和彻底；另一方面，这里较之其他地方留下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更为详尽的材料。

据当时人的记载，太平军进入南京之后的四五日，也就是军事行动刚刚结束，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等领导人尚未入城之时，就开始了组织“男女分馆”的工作，“令合城男女分别住馆，不准私藏在家”。这件工作做得雷厉风行，往往是当场令全家大小，略带一点随身衣物，不得有须臾迟延，立即各归各馆，“于是父母兄弟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 “虽夫妇母子不容相通”。馆有几种，有专门技术的，编入专业馆，如男子会机织的可入机匠馆，能做瓦木工的可入瓦木营，妇女会刺绣的分入绣锦营；男子十六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或有残疾的，编入牌尾馆或老民馆，但“女馆则老幼同居，固无所谓牌尾也”；其余则男归男馆或曰新兄弟馆，女归女馆或曰新姊妹馆。

当时有一些群众心怀疑惧，或者东躲西藏，拒不入馆；或者联络一些亲友，男女分别聚居在一起，组织所谓“私馆”。如胡思燮在《患难一家言》中就记，他为了对付太平天国的“男女分馆”政策，在躲藏了一阵之后，由于太平军对“隐于僻巷未入馆者”查究甚严，觉得实在躲不过去了，“揣其势，非入女馆不可。乃与母兄商，暂于金沙井觅空屋，可容数十人者居之，自设两馆，以女奴为牌头应差役，余兄仍居宅旁，供给一切”。但这也不行。太平军对“私馆”也严加查察。《可园备忘录》就讲到，在进行“男女分馆”个把月之后，即“闻贼有查私馆之说，私馆者，女馆之未入贼籍者也。众大惧，然亦无如何”，后来太平军果然将一些妇女从私馆中一一逐出，强制编入正式的女馆。这些材料说明，太平天国确实是极为认真地实行了这一政策，丝毫也不肯马虎。

女馆的情况，一般的是“以二十五人为一房”，但因人数甚多，所以实际上常常超过，也有以五十人、六七十人，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每一女馆，以参加革命较早的广西、湖南的太平军女战士为统领。“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即伪卒长。其上又有女伪军帅、女伪监军、女伪总制等贼婆。”女馆妇女，每日发给粮米，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同时，则要从事削竹签、挑砖、负米、挖壕、刈麦、割稻、担水等种种战事勤务或日常生活的劳动。男子进入女馆是严格禁止的，即使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亦不例外。“虽起义重臣，无敢乱群肆虐者。”但亲属前往女馆门前省视，还是允许的。故《金陵省难纪略》说，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而《金陵杂记》则云“女眷在馆，其家有男丁在城内者，尚可暗中照应，私送米菜”。隐伏在天京的清军奸细张继庚在《致祁公子书》里，记有到女馆去向清朝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的妻子及自己的家属“定省慰劝”及送“米柴衣物”等情形。可见，有的记载说女馆“锁闭严禁，不许人窃探”, “亦不许相见讲话”，未免是言过其实了。

女馆的驻地，一般选民间房屋较宽大者。因为男女集中居住，所以便空出一部分房屋来，这些空屋便加以锁闭，不许人随便入内，所谓“其女馆所在皆有民居，非设伪馆者皆扃之”。但这些女馆却经常迁移。据《粤逆纪略》说，“伪馆或六七日一搬，或五六日一搬，甚有间日一搬者”，而女馆之“迁移无定，殆有甚于男馆者”。我们看当时曾有家属在女馆中生活的人的叙述，果然有在一两个月之内搬徙达五六处的。

天京城内的妇女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馆，所以女馆的数量着实不少。《金陵杂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女馆住处甚多，城北由莲花桥洪武街一带，以至花牌楼门楼桥等处，城南在南门大街以至内桥，城东在石桥新廊、武定桥、石坝街、军师巷、东牌楼、状元境、奇望街、承恩寺、王府园口，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门桥、糯米巷、安品街东并前后街一带，直至朝天宫后，易家桥左右街巷，又自珠宝廊至虹桥、卢妃巷、土街口一带，共约有妇女十余万口。

普遍地对城市居民实行“男女分馆”，将如此众多的妇女集中到女馆之内，过着一种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太平军刚刚进入南京的时候，社会秩序还很不安定，残存在这个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和活跃。他们有的“十百为群，往往于昏黑时，贼孤入委巷，辄袖刃尾杀之”，从事罪恶的暗杀活动；有的“密结统治，歃血为盟”，纠集和发展反革命势力，和城外的清军秘密勾结，阴谋内外配合；有的“聚处一室，暇则作骂贼之诗以纾愤”，进行反革命宣传；有的捏造清军打胜仗的消息，“奔走数十里转相告”，散步反革命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把全体居民组织起来，悉数编入馆中，一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作用。

然而，对反革命活动的限制和打击，不一定通过“男女分馆”这种方式，通过别的方式或许会做得更好些。由于实行“男女分馆”政策引起的广大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疑惧和不满，其政治上的损失则是很难弥补的。实行“男女分馆”，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之内取消了家庭，所谓“馆分男女家何在”, “家则登时败坏，人则子散妻离”，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家庭始终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细胞，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里，取消家庭是极为虚妄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清朝封建统治者把太平天国说成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的暴徒和恶棍，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其实，太平军曾规定了极严格的纪律，不得随意伤害群众，不得奸淫妇女，不准妄取群众一物，与百姓交易要照价付钱，甚至行军时不得随意进入民宅，等等。这些规定，特别是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认真执行的，正因为这样，太平军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在天京以及其他几个城市实行的“男女分馆”的政策，却使不少群众感到太平军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中国的老话，常常以“家破人亡”作为最大不幸，现在，人亡虽则未必，“家破”却似乎确实临到头上。群众的这种感觉，由于实施过程中过于生硬简单而缺乏细致耐心的宣传教育，自然不免会更加强烈了。

有人说，实行“男女分馆”的结果，使“阖城无一安居者”，不但引起一部分群众的逃亡，甚至还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金陵纪事》云：“自男女各分馆后，既不能得民欢心，又不能禁人逃走。”《金陵杂记》也说：“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甚至有人说：“是时贼令男女分居，有同室者斩以徇。于是有室不能保，有家不敢归，坐此阖门殉节者甚多。”“又传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驱迫即行。……于是父母兄弟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归自尽者连日未休。”自杀者是否有如此之多，是大可怀疑的，但终究不能完全否定有这样的事实。连太平天国的正式文告中也曾说过：“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族，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为之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这段话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广大群众确实感到骨肉离散了，家资荡尽了，以致历时一年有余，仍然“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广大群众对于取消家庭的长期不满，迫使这个制度终于无法继续下去，从发布这个告谕之后，仅仅半年多时间就废除了。

太平天国后期的女馆

1855年春以后，太平军在占领一些城市时，仍然建立和组织“姊妹馆”。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天京长期隔离男女的制度虽然废除了，但在攻克新的城市时，却仍是一样照旧例把男女隔离开来，只是实行的时间较短而已。其实这是不确定的。虽然在不少城市中（也包括后期的天京）确有“女馆”或“姊妹馆”的存在，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材料记载太平军在占领城市时，曾像1855年前在天京、扬州等地所实行的那样，把全体居民都强制编入男馆、女馆之中。相反，许多材料表明，太平天国后期，在城市中也如在乡村中一样，始终允许群众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活。也就是说，一部分妇女之编入女馆，与绝大部分群众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并存的。这种情况与1855年以前的政策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苏台麋鹿记》曾明确讲到这种区别：“金陵之陷也，贼勒民分别男女设馆，不许同室，而日给以米，男之精壮者为牌面，老幼者为牌尾。至苏城却不尽沿此例，间或设立女馆，无非虚言恫喝。”

那么，太平天国后期的女馆，参加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种女馆又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将在外作战的太平军将士的家属，或一些没有亲人照料的单身青年女子集中起来，组成女馆。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1860年以后天京的社会生活，说：“在他们的 ‘圣城’里——他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的新都——秩序和纪律最为完善。城中划出几部分地区作为出外作战或因公出差的人们的妻女的住所。”“太平天国妇女或结婚成为家庭一员，或入姊妹馆（许多大城市中都设有姊妹馆，由专人管理），而不准单身妇女有其他生活方式。这条法律是为了禁娼。”“姊妹馆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负责，并特别设有机构以教养那些没有亲人照料的青年女子，以及那些因丈夫长期出外工作而无亲人供养的已婚妇女。”

一是在战事刚刚结束或尚未完全结束的地区，收容一部分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女，组成女馆。龚又村《自怡日记》记他于太平军占领常熟后，于常熟城内，“路遇无数难妇，知赴南城总局点名，每日一粥两饭，无屋者常住姚局，有屋者由家就食”。他还讲到，他朋友家中一个姓黄的婢女，就在女馆中生活。又，据《鳅闻日记》记载，慷天燕钱桂仁到常熟后，即“出令查放女馆难民，给发银米，暂借住兴福寺”。这些材料都讲到常熟女馆中收容有不少难民妇女。据说，常熟一带设立女馆等，多是效仿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做法，那么，我们推测在苏州的女馆中也有很多是难民，大概不致有多大错误。

还有一种情况。自1855年初废除隔绝男女的制度后，太平军将士是准许结婚和有家室的。但是，在行军作战之时，队伍中还是不准带家眷。在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参加太平军的人员成分比较复杂等各种原因，军队纪律有所懈弛，有少数将士便违反规定而在军伍中窝藏妇女，甚至还有人“私掠民女”。对这种违反军纪的，检查出来，便将那些妇女送入女馆，统一管理，“不准妄娶，亦不许奸盗”。显然，女馆也是对妇女群众的一种保护。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太平天国后期的女馆，不是违背群众的利益而是保护群众的利益的，不是主观地强求一律推行而是根据客观需要有目的地实行的，总体来说，是有益的、积极的，它与1855年以前的那种女馆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我们可以对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概括地说几句。还在1853年时，《华北先驱周报》就曾发表过一篇社评，称赞太平天国“在特别作战期间男女分隔”的制度，“洵世界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作为一种勇敢的、大胆的试验，这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未曾见”的。但既然是尝试，就可能成功，也难免失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制度，当它符合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的时候，它具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而当它哪怕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得过了头，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时，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于是就不免要碰壁，要受挫；它只有重新回到现实生活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才又重新起积极作用。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