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的壮丽画卷

——评《星星草》上卷

凌力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反映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暴风骤雨式的伟大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捻军起义。读完刚刚出版的上卷，我们感到，这部作品的一个优点是，作者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作品描写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拘囿于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对史实加以取舍、想象、虚构、集中、概括，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刻画，性格鲜明的人物塑造，生动具体的社会风习描绘，把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艺术地再现在读者面前。

《星星草》上卷通过后期捻军从濒临败亡到重新振兴的曲折过程，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壮丽画卷。作品以相当的篇幅进行了战争场景的描写。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但却并不使人感到重复或雷同，而是变幻多姿，各有特色。拿捻军三次消灭僧格林沁的前锋部队来说，写法上就各不相同。第一次太平桥之战是实写，详细地写了战斗的准备、发动、经过和结局。第二次邓州之战是虚写。虽然这次战斗给予官军的打击并不次于上一次，但小说只用了不到五十字，就一笔带过了。第三次鲁山大捷则是先虚写，后实写。先是通过僧格林沁的眼睛，环视了官军尸横遍野的战场，预先点明了战斗的结局，然后再用倒叙的笔法，生动地绘述了战争的全部经过。这样，读起小说来就时时给人以新鲜之感。

在捻军和封建朝廷的反革命武装的生死搏斗中，小说并没有把官军写得孱弱无力，不堪一击。小说并不回避官军在军事实力上的优势，而是着力揭露在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后面存在着的政治上的虚弱。不论是僧格林沁也好，还是曾国藩、李鸿章也好，他们的军队都面临着两个极其尖锐的矛盾。一个是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势不两立的阶级对立：官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人民群众则如曾国藩自供的“恨兵如仇”。另一个则是封建军队各派系之间的内部争斗，他们互相倾轧，尔虞我诈，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小说以生动的故事情节，让这两个矛盾得到充分的展现，并且使之与捻军同人民群众的骨肉情义以及捻军将士之间的革命团结做鲜明的对比。这就使读者有充分理由相信，手持旧式武器的捻军，能够在与训练有素的官军作战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胜利，是合乎情理的，是符合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的。

《星星草》结合着波澜起伏的情节开展，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虽然在上卷中尚未完成其个性的最后创作，但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着力刻画了那些叱咤风云的革命农民英雄的群像，特别是这支起义队伍的主要领导人赖文光、张宗禹和任化邦。

赖文光的历史原型，本来就是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自金田起义就参加革命的太平军老战士，曾转战南北，累建功勋。在小说中，赖文光是在广大捻军将士的期待、关切、信任、爱戴的气氛中出场的，又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起义军面临存亡继绝的生死关头被推为统帅。接着，小说把赖文光放到一系列矛盾冲突的中心地位，让他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时，展示其作为农民领袖的种种可贵品格。小说写赖文光的智，不仅是写他个人的聪慧敏捷，而是着重表现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上，他较之同时代的战友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小说写赖文光的勇，也不仅是写他个人的孔武威猛，而是着重表现他襟怀阔大，气度恢宏，有着坚毅沉着、临危不惧的革命胆略。梁王张宗禹和鲁王任化邦，是小说用力刻画的另外两位农民领袖。在封建时期编纂的史书中，张宗禹有“沉静好谋”之名，任化邦则有“骁勇善战”之誉。在作品中，通过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和细腻朴实的性格发展，我们看到了张宗禹这样一个年轻的农民领袖在斗争锻炼中逐渐成熟的过程，也看到了任化邦这样一个勇敢、忠诚、豪放、粗犷的农民领袖的典型性格。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农民起义军中其他一些英雄形象，如英雄母亲刘三娘、青年将领罗立海、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少女罗晓妹、活泼开朗的捻军小将小皮绠等。这些人物，也都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描绘这些农民英雄群像时，并不是把他们写成满脑子只知道冲锋陷阵、杀敌斩妖，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农民英雄很有“人情味”，他们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强烈的感情。小说写出了他们对于阶级敌人的恨，又多方面地写了在革命队伍内部各种不同性质的爱：赖文光对于将士、人民群众的阶级爱和同志爱，向革命贡献出了自己五个儿子的刘三娘的母子之爱，张宗禹和罗晓妹在生死与共的战斗中萌生、建立的男女之爱，一对烈士子女罗立海和罗晓妹的兄妹之爱，甚至还有“绿林英豪”式的任化邦和鲁王嫂的夫妇之爱，等等。这些各式各样的爱的描写，不仅没有损害英雄形象，反而使这些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完整了。

《星星草》上卷在反面人物的刻画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作品摒弃了从外形、从现象上去丑化反面人物的简单做法，着重从政治本质上揭露人物的反动性。作者大胆地将一些好的形容词用于某些反面人物的外形描写（如写曾国藩“体态高大”“气宇凝重”；刘铭传“面部的线条棱角分明”,“表现出一种蓬勃刚强的锐气”；等等），甚至在品格和行动方面，也敢于给反面人物一些肯定的描述或评论（如写僧格林沁的勇敢和“身先士卒”，曾国藩的精敏和“儒雅风流”，等等）。其实，这样的描写不是削弱而是深化了对于反面人物反动本质的揭露。在生活中，在美的形体中埋藏着肮脏灵魂的人，难道不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吗？作为朝廷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的僧格林沁，急于要把捻军一口吞掉，他愈是勇敢，愈是身先士卒，不愈加说明他是起义军的凶恶敌人吗？精敏的反革命较之颟顸的反革命，对革命不是有着更大的危险性吗？只有“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才胡说反面人物越无能、越愚蠢、越昏聩，才越显出正面人物的高大和完美。《星星草》在人物塑造上的新探索，也是对“四人帮”文艺“理论”的有力批判。

当然这部作品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在一些次要人物的身上，语言还显得缺乏符合不同身份的个性和特色；个别的语言还略嫌现代化了一些；少数地方的细节描写也有过分之处。我们希望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星星草》的下卷写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