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三角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构建发展新动能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现实状况与潜在能力

长三角作为我国较为发达的城市群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5年两省一市GDP占全国的20.05%，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分别为10.31万元（上海市）、8.80万元（江苏省）和7.74万元（浙江省），远高于全国4.94万元的平均水平；1978—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为11.73%，高于全国同期增速约2个百分点。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环境和发展动力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长三角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趋势，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均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准确把握长三角地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厘清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未来趋势也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对调整区域发展结构、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现实状况分析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历史趋势

1978—2015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9年为改革开放的过渡初期，1990—2001年为市场化建设初期，这两个时期受国家总体政策的影响较大，经济增长的波动也相对明显；2002—2015年为市场化建设逐步完善的时期，经济增长受全球化影响并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具体如图2-1所示。

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状况与各项改革举措呈现较强的相关性：1978年以来受“拨乱反正”政策的刺激，基础建设投资快速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速的加快；随后，在1984年信贷体制改革和1986年经济“软着陆”政策等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增长波动有所加大；1987—1989年经济增长的波动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最大落差约为14个百分点，其中1988年的“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的政策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速超过16%，而1989年由于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导致经济增长明显下降，经济增速仅为2.1%。

1990年之后，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管理逐渐放松并让步于市场，政府的管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法律法规等手段，辅之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手段来抚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或纠正市场失灵，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波动逐渐减小，稳定性逐渐增强。1990—2001年是我国市场化建设的初期，经济增长的波峰在1992年，这主要是因为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经济增长的刺激，进而拉动投资迅速增长；而后，国家实行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经济调控，通过“适度紧缩”乃至“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而1997年之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2001年经济增速不足11%。2002—2015年，经济增速呈现稳中有降的整体格局，经济增速的极差仅为6.5个百分点。2002年之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趋弱，经济增长开始复苏，到2002—2006年经济增速达到这一时期的高峰水平，经济增速超过14%。而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为显著，长三角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受到明显冲击，经济增速出现明显回落，尽管受到国家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刺激政策影响，2008—2012年经济增速仍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但受到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转变、出口动力疲软和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2012年之后区域经济增速连续低于10%，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

1978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经历了波动增长、增速上升再下降的过程，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发生了由大向小的转变（见图2-1）。与总体增长类似，上海市、江苏省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状况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但总体上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差异化的特征（见图2-2）:1978—2015年，江苏省和浙江省增长较快而上海市增长较慢，上海市、江苏省与浙江省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12.2%和12.3%；与增长状况类似，江苏省经济增长波动显著高于上海市和浙江省，从以极差和标准差表征的经济增长波动看，长三角、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标准差分别为3.8、3.3、4.3和4.8，极差分别为20.2、11.8、23.1和22.6。从经济增长波动看，苏浙沪经济增速波动与长三角地区波动基本保持一致：1978—1989年经济增长受各种因素影响而保持相对较低的速度，1990—2001年市场化建设初期经济在波动中走向快速增长，2002—2015年市场化完善时期经济增速趋于下降，但整体上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市是长三角两省一市中经济增速最慢的地区。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测算及其演变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C-D生产函数中通常选择GDP作为产出指标，选择资本存量、劳动者人数作为投入指标，将索洛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计量之前，对相关数据的选取进行简要说明：

第一，衡量经济整体产出主要有两项指标，一是按可比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二是按可比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般研究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全社会经济产出量最为理想的指标，因此本章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的定量指标，同时以1978年为基期对各年GDP进行调整。

第二，劳动投入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投入数量，还与劳动的利用效率、劳动者素质等有关。本章采用国内学者的一般做法，将全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将劳动力投入的效率及质量提高等因素归入全要素生产率（TFP）中。为保持数据的稳定性，对这一指标做如下简单处理，即基年和末年数据保持不变，其余年份为当年及前后相邻两年数据的平均值。

稳定的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动力，1978—2015年长三角、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年均就业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6%、1.3%、1.4%和2.0%。从图2-3看，不同区域就业人口的增长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波动，总体表现为“增长—下降—增长—下降”的趋势，但上海市就业人口增长波动显著高于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初期，就业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在1983年前后达到峰值；而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亚洲金融危机及严厉的“治理整顿”等导致全社会就业人口增长有所下降；随着国企改革的完成和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的实施，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就业人口的增速也大幅回升，在2006年前后均达到1978年以来的峰值，并在2002—2007年期间维持了稳定高速增长的态势，就业人口的稳步增长也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8年之后，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有区域的就业人口增长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2015年上海市与江苏省就业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产出的数量也取决于资本存量，而当期资本存量又取决于上期的资本存量和当期的资本流量。我们根据永续盘存法的思想来估算资本存量，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作为各年度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额。用公式表示为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名义投资，Pt表示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Kt-1表示上一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基年固定资本存量K0的估算采用国际常用的计算方法，即K0=I0/（g+δ），其中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均增长率，δ是折旧率，I0是基期的投资。永续盘存法认为资本品的效率在各期呈几何下降的趋势，我们用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来表征，其中折旧率δ采用现在较为常用的6%进行估算。

在孙辉等（2010）对中国各省份资本存量的估计的基础上，参考张军等（2004）对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我们对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两省一市1978—2015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加总获得长三角1978—2015年的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增长格局与就业人口相比，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波动趋势，但不同区域均表现为“增长—下降—增长—下降”的整体趋势。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稳步提升，1978—1987年绝大多数年份增幅都保持在15%以上，而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速稍有下降，在10%左右徘徊。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1993年前后，1994—1997年区域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再次达到15%左右的高峰。此后，伴随着经济逐步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从1998年起，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稳定在10%～15%之间，而2008年之后，各地区固定资本投资增速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但仍未阻挡区域固定资本投资增速下降的趋势，2012年之后上海市固定资本存量增速连续低于10%,2014年之后浙江省固定资本存量也开始以低于10%的速度增长，具体见图2-4。

第四，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的贡献之和，包括了技术进步、生产组织与管理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规模效益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教育进步等。最常用的TFP测度模型是建立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索洛残差法，利用生产函数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是以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为条件的，此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等于技术进步率。

（三）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率分解

依据索洛模型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经典方法，沿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技术中性的基本假设，采用C-D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因素的贡献进行分解：

其中，Yt为第t年总产出，Kt为第t年资本存量，Lt为第t年劳动力，At为全要素生产率。

对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

要估算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在方程两边对时间求导，获得经济增速与劳动力增速、资本存量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关系：

利用1978—2015年的年度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生产函数模型（2-2）进行回归，各项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不同区域的回归结果如下：

上海市 lnY=0.713lnK+0.875lnL-4.086

R2 =0.994

江苏省 lnY=0.898lnK+1.170lnL-8.066

浙江省 lnY=0.692lnK+1.034lnL-6.389

R2 =0.996

对回归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到不同区域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弹性，具体结果如下：

上海市 gA（t）=gY（t）-0.449gK（t）-0.551gL（t）

浙江省 gA（t）=gY（t）-0.401gK（t）-0.599gL（t）

对上海市而言，资本要素弹性为0.464，劳动力要素弹性为0.536；对江苏省而言，资本要素弹性为0.426，劳动力要素弹性为0.574；对浙江省而言，资本要素弹性为0.366，劳动力要素弹性为0.634。对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的贡献明显较大，但相比而言，上海市的经济增长中资本贡献最大而浙江省最小。

通过索洛剩余法估计两省一市的总量生产函数，然后估计不同要素的贡献率以及长三角地区要素贡献率，具体如表2-1所示。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江苏省与浙江省及长三角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技术推动的。

综观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动力因素，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征（见图2-5至图2-8）：

1．资本贡献波动回落并趋于稳定，但仍是重要动力

长三角资本贡献率波动明显，从1982年的67.9%的高位逐步下降到1992年的18.8%，随后又上升到1992年的62.9%，此后呈现出下降并趋于稳定的格局，但整体上资本仍然是长三角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2年之后趋于稳定，年均贡献率约53%。但不同区域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其中上海市资本贡献率较小，而浙江省资本贡献率则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上升到2015年的50%左右，但两省一市的资本贡献率在2012年之后均有趋于稳定的态势。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长三角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均在逐步转变。

2．劳动力贡献率波动变化，但总体较低

劳动力对长三角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特别是1992年之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平稳，且明显小于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改革开放到1991年间，随着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人口红利集中释放，区域劳动力贡献率在波动中大幅度提高到22.3%，但此后随着资本存量的累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加之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断外迁等因素，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2000年之后贡献率下降至5%以内。对比分析，江苏省劳动力贡献率最小而浙江省劳动力贡献率最大，上海市与浙江省劳动力贡献率波动要显著于江苏省，但两省一市劳动力贡献率总体均呈现波动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

3．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明显，但总体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至1997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呈现明显的波动趋势，从1979年的52%左右波动增长到1992年的70%，此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有所下降，到1997年之后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多数年份的贡献率在40%～50%之间；总体上，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历了从波动向稳定的转变，且总体有所提高。究其原因，早期全要素生产率的频繁波动反映了改革早期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由于制度上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而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一些制度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从而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刺激下，改革的深化又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机遇。从两省一市对比看，上海市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明显且增长较为显著，浙江省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较高而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此外，资本与劳动力贡献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提高对比表明，在经济转型发展期，技术类因素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分析

潜在增长率，简单来讲就是一国在可支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经济达到最大化的产出的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主要是对潜在产出的测算，潜在产出的计算方法包括趋势法、单变量滤波法、多变量滤波法、结构向量自回归、生产函数法和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等多种方法。我们采用H-P滤波法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趋势进行分析，该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认为经济变量既不具有趋势稳定性也不随机变动，而是逐渐变动的，该方法被应用于各种领域的数据分析。该方法的原理是对要分析的经济变量求解最小化函数，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确定性趋势（潜在产出），而另外一部分为短期周期波动，用于度量产出缺口。用滤波方法计算潜在增长率，数据可得性强，计算简单便捷，但使用过程中面临着参数选择的问题，我们使用国内利用H-P滤波方法研究年度宏观数据时常用的100作为平滑因子。

（一）长三角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状况

采用H-P滤波法测度长三角地区不同区域的潜在经济增长历程，具体结果如图2-9所示。基于H-P滤波的测度表明，1979—2015年长三角不同区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即表现为“下降—增长—下降—增长—下降”的格局，与长三角地区的实际增长情况总体相似。但具体而言，上海市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最低，而浙江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对比不同区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见图2-9与图2-1、图2-2）可知，1979—2015年长三角地区不同区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呈现出大致同步的变化规律。这表明，这一时期区域实际经济增长除了受经济潜在产出的影响外，还受到了需求刺激政策等外生因素的冲击，如实际经济增长受宏观管理政策影响较为显著的1991—1992年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提升，增速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可能是当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协调引起的经济增速的偶然波动。在此后的三年里，受波动余温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也一直略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处在产出扩张阶段，相对过热。进入21世纪以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规律特征，特别是2010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逐渐下滑。由此表明，21世纪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走势主要取决于潜在经济产出的增长水平，尤其“十二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实际经济增速趋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潜在产出能力的下降。

（二）长三角地区潜在经济增长预测

对潜在经济增长趋势的预测中，本章参考相关研究，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解为对资本存量、就业人口和TFP三大增长动力的预测。然后，借鉴张延群、娄峰（2009）的预测思想，采用H-P滤波方法分析资本存量、就业人口和TFP的历史运动轨迹并以此对其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和设定。

“十三五”时期，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新技术革命初露端倪，国际合作继续深化的复杂环境下，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既面临很多调整也存在很多机遇。面对新阶段、新常态的特定条件，经济发展模式将有所调整，增长动力将逐步转换。

1．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呈现缓慢递减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追赶型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而实现的技术进步速度会越来越慢。随着市场化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长三角地区凭借资源禀赋优势获得政策红利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然而，教育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的扩大及深化改革推动的行政体制改革等带来的新红利的叠加，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总体判断，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可能呈现缓慢递减的趋势，但仍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趋缓

依靠较高储蓄率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资本存量快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起飞的阶段已成历史。未来，随着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的到来，社会保障体系将得到不断完善，居民储蓄的意愿将有所下降，资本存量的增速势必受到影响。此外，通过资本粗放型积累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发展过程伴随的资源环境代价也会得到更大的重视，“十三五”时期政府和社会对资源环境必将高度重视，投资面临的资源环境标准约束将日益强化，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也将随之下降。

3．劳动力增长基本稳定或有所下降

长三角地区不同区域劳动力增长都完成了高增长向低增长的转变，且近年来连续多年保持低速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十三五”时期，在全国人口流动格局转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逐步完成和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预计总体上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增长基本稳定，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在前文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未来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长要素的演变基准情形设定如下：（1）长三角地区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将会终止，资本存量增长率将在2015—2020年期间回落到1978—2000年的平均水平；（2）未来潜在就业人口增长率将逐步下降，考虑到经济转型渐趋稳定，设定就业人口增长率等于2013—2015年的平均水平；（3）未来TFP增长率难以出现明显的改观，但考虑到长三角地区特殊的区位等优势，假定2016—2020年间TFP增长率保持在2000—2015年的平均水平。

同时，本章进一步设定了偏离基准情形的乐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以考察未来潜在增长率可能的上下限。在乐观情形下，资本存量增长率较基准情形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就业人口增长率较基准情形提高0.1个百分点，TFP增长率保持在1978—2015年的平均水平。在悲观情形下，资本存量增长率较基准情形下降1个百分点，潜在就业人口增长率较基准情形下降0.1个百分点，TFP增长率较基准情形下降0.5个百分点。

表2-2给出了长三角地区不同区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结果。结果表明，1978—2015年不同区域的潜在增长率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结合图2-9可以发现，2000—200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短暂的逐步上升态势，但2005年之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0—2015年间已经降至10%以下的低位。根据相关方法对2016—2020年不同区域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测算发现，各区域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均将出现显著的下滑。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2016—2020年长三角、上海市、江苏省与浙江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下滑至7.83%、7.03%、8.13%和7.25%，分别比2010—2015年下降0.76、0.38、0.88和0.68个百分点。即使在乐观情形下，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将比2010—2015年下降0.36、0.08、0.49和0.13个百分点，而在悲观情形下更是将降低1.06、0.69、1.15和1.08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支撑长三角地区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弱。首先，在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政策发生转变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明显减弱。其次，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及产业转移也带来了人口流入的明显放缓，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劳动力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不复存在。再次，行政体制改革及政策倾斜带来的制度红利逐渐消失，而新的改革红利尚未形成。最后，与改革开放初期情形不同，在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后期后，“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大幅减弱。从以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看，投资趋于稳定、劳动力的停滞甚至负增长及TFP增长率的放缓，都使得对未来长三角地区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预测出现下降。

估算潜在产出的关键在于判断产出的变化是周期性因素引起的暂时变化还是由趋势变化引起的持久变化。如果产出的变化是由趋势的持久变化引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须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如果是潜在增长率变化所引起的，就必须以供给管理为导向实施结构性改革。近年来，长三角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主要是由潜在增长率变化引起的，这实际上意味着，长三角目前正处于从资本驱动型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过渡的阶段。应当正确看待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必须通过供给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改善潜在增长率所导致的经济增速减缓，因此未来的政策取向应从需求管理过渡到供给管理，尤其应当避免大规模的短期刺激政策，充分释放改革红利，通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机制的转型，加快结构调整，发掘人力资本、创新驱动和制度供给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努力从资本驱动型增长转型为创新驱动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