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研究

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会议决定设中国哲学史编写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室的全部研究人员，于1961年年初集中到中央党校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开始我也随教研室到中央党校，但因当时中国哲学史有两个课堂：一是哲学研究班（三年制）二年级，这是各高等学校来的哲学教师；二是1957级哲学系本科生。当时我是教研室秘书，教研室主任石峻和党支部书记尹明都到中央党校编书，并住在中央党校，校内的讲课要我具体协调教员来讲课；同时，我还担任研究班的辅导教员，本科生班由王俊义任辅导教员。我不仅要答疑解惑，而且还给哲学研究班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原著选读，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为此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备课，于是我就回校了，因为辅导教员不仅要与研究班的同学一起听课，而且要组织课堂讨论，并协调每段讲课教员的时间和教室，另外每周还有两次个别辅导，同学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讲课老师没有讲清楚的问题、经典原著读不懂的问题等都在个别辅导时解决，所以要全面准备，以免回答不出来。1960年我分到教研室时，石峻和尹明同志要求我搞通中国哲学史，能讲通史，不要像现在一样分段教学（当时教研室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四段，即先秦、汉唐、宋元明清、近代，每段由一个教员讲课），并根据教研室先秦和近代研究有人而汉唐和宋元明清缺人的情况，要求我重点研究宋元明清理学。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界一直在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所以这一段几乎成为中国哲学史的禁区，几乎无年轻人研究。教研室出于教学的需要，要我研究这一段，我当时没有二话，表示完全服从教研室的分配。

为了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也为了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得到充实，我当时为自己制订了补课和科研的计划。在补课方面：每星期听8小时哲学原理和马列哲学经典著作课，仔细研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并参加考试，以提高自己的哲学理论素养、哲学思辨能力、理论思维水平。作为辅导教员，我还要认真听主讲教员的“中国哲学史”课，每星期4小时。我在准备辅导课中要融会贯通主讲教员的内容，同时参考各家观点，于是我找来所有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和论文，梳理各家观点的不同之处，梳理学术界最新研究情况和不同观点，以便在研究生问我时有较好的回答。这班研究生不仅都是大学毕业，而且有的从事哲学教学多年，大多年纪比我大，如胡福明、贾顺先同志等。为此，我整理了几篇学术讨论的报道：《首都哲学界展开孔子哲学思想的探讨》（《光明日报》1961年10月30日）、《1961年中国哲学史方面若干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2年3月16日）、《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6日）、《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党性原则的问题讨论》（《人民日报》1964年3月9日）等。这些就是当时为什么我连续写了几篇学术报道的原因和背景。

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准确理解古代经典文本的原意。尽管我在中小学寒暑假念过私塾，但只背不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治理和研究经典文本必须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臧庸说：“读书当通训诂，始能治经。”段玉裁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理解和诠释经典文本的意义，必须搞懂、搞通文字的形、音、义。因此，我与王俊义到北京大学选修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韵训诂”课。当时人大到北大选修课程很简单，只要向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报个名就可以了，不要交任何钱，每次听课还发给我们讲义。他讲课结合现代汉语文字，举例比较，很有启发，如讲文字，便讲文字释名、现代汉字综述、汉字书法与形体变化、古代文字形体溯源、各种字形组织释例、古典文献中的字形问题和整理工作的关系、六书释例七题。音韵、训诂也都讲得详细。他讲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他板书写得漂亮，我在记笔记时，就学其书法。后又听吴则虞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课，他的文字学只讲六书，音韵学只讲声韵、调、切，没有切合古籍整理工作。我便依据魏、吴两先生的讲授，选择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中最难理解的《周易》来注译。这时学术界也开展了对《周易》著作年代、作者、《经》《传》关系、思想内涵、现代意义的讨论。学术界各说其陈，莫衷一是。我想解决分歧意见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搞清楚《周易》经典文本文字的形、音、义，排除后人及现代人的种种附会和误读，由文字、音韵、训诂而贴近《周易》文本的原意和作者的原意，再现《周易》本来面相，以便化解人们对《周易》的误会。经一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周易》全书的注译工作。在注译中我几乎看完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全部相关资料，但基本上我是按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方法做的，发挥自己看法较少。

我在注译《周易》后，觉得意犹未尽，关于《周易》本身的文字、音韵、意义等问题，对后人在解释中所出现的歧义和现代人理解、诠释的异义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便想把它整理出来，于是写了《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当时给自己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依据《周易》文本文字的形、音、义，力求贴近《周易》的本来面相，尽量做到再现《周易》文本的原意和作者的原意。长期以来，诸多学者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采取六经皆我注脚的方法，随着历史的演化，时代的变迁，解释者以一定时代的“前见”“前识”诠释《周易》，便赋予《周易》各种各样的思想内涵，给《周易》穿上了形形色色的服饰：既有儒衣道袍，也有玄装理服，甚至披上现代的时装。这种假《周易》以阐述、发挥自己思想的方法，一直影响到现代。它虽给研究易学史提供了、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献资料，但也给我们恢复《周易》的历史本真带来了繁重的拨云去雾的工作。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周易》思想，就必须分清其固有的思想与后人发挥的思想，分段地、分层次地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以厘清其思想。

第二，明确区分《周易》的《经》与《传》。汉以后，《经》《传》不分，附《传》于《经》。因此，长期以来，学者们以《传》解《经》，或授《传》于《经》。这样，便往往以《传》的思想引申《经》的意蕴，甚至以《传》代《经》，譬如现行的一个较普遍看法是，《易经》的八卦代表自然界的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物质元素，因而《易经》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经考证，《易经》本身并没有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物的思想，但见之于《易传》，是晚于《易经》的《易传》的诠释。一定的思想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精神相联系，只有把它们放到各自的历史范围内，联系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维结构，进行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才能比较贴近历史实际。经历史的、逻辑的分析，《经》《传》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体系的著作。

第三，通过《易经》卦爻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搞清《易经》卦爻辞的时代、作者、性质和意义。如《既济·九三爻辞》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爻辞》亦载：“震用伐鬼方。”参照卜辞“己酉卜，丙贞：鬼方昜 [亡]。五月”（《殷墟文字甲编》3343），及同时参考《尚书》《诗经》《国语》《古本竹书记年》等，厘清史实，探究爻辞意蕴，以避免牵强。

第四，通过《易经》思想体系的研究，明确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起始，明确这种起始是怎样同宗教巫术思想相联系的。因此，我的研究便是揭示这种联系。《易经》是把殷周之际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交往活动，通过占卜这种宗教巫术形式呈现出来，看似光怪陆离，实乃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他人交往活动中以及中央与各诸侯国之间冲突融合中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教训的总结，正是在这个总结中闪烁着最初的哲学思维。如果这个观点能言之成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起始就不应该从老子或孔子讲起。那种认为在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春秋时期才出现哲学思维的说法就要改写。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起始，就可以从公元前550年向前推6～7个世纪，即公元前12世纪的殷末。

《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于1963年年初，由于忙于教学和撰写其他论文，也由于我有写完一篇论文和书稿后要放一放以便以后再修改的习惯，我就把《周易注译》和《周易思想研究》放下了。

大学四年，留校当教师一年，我都未回家看望我年迈的、从小疼爱我的祖父母和母亲。1961年春节，我回到温州永嘉永强三都普门桥北，祖父80多岁，身体很弱，祖母、母亲及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家里，弟、妹虽在中小学读书时成绩优秀，但由于出身不好，高中就不让上了，在公社种田。家里人多粮少，不够吃，家人经常饿肚子，祖父为了用高价在黑市买粮食吃，把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拿去买粮食吃了。本来我的家乡是比较富裕的，但当时也已饿死人了。祖父告诉我，我们家实在没有东西可卖了，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过。我没有一点儿办法，既没有余钱，也没有余粮。我把我所换的一个月的全国粮票给了家里，待了不到10天就痛苦地离开了家人，以免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粮食吃了，这时我家全吃稀的，晚饭稀得都不见米粒了。我祖父母身体本来较好，但当时身体已很瘦弱。我离家时，祖父对我说他活得不会太长了，听后我直流泪，我想起祖父在我小时爱护我的情景，心如刀割。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祖父母在饥饿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