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动因

我们对城市商圈问题的关注是有一系列原因的，从学术动因而言，对空间经济学关于聚集与收益递增等原理的兴趣，以及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关注，引发了我们对城市商圈研究的重视。此外，对于城市商业功能的探讨以及参与本区域城市商业发展的实践也激发了我们研究城市商圈的热情。《城市商圈论》对国内外关于城市商圈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综述，探讨了城市商圈集聚及规模与业态要素及城市商圈空间关联效应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了城市商圈布局的模型构建与对策，并对城市商圈的演进过程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

一、经济圈与城市商圈

城市商圈是经济圈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与城市交通圈、城市生态圈、城市产业圈等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形成城市经济圈。经济圈是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一种空间经济组合。经济圈是一个新概念，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未见收录。法国学者戈特曼（Gottanman,1957）提出“大都市经济圈（带）”概念以来，大都市经济圈的理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经济圈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单独出现和被引用。经济圈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组织的相互联系和生产力布局的一种地域组合形式。经济圈主要是从地域的自然资源、经济技术条件和政府的宏观管理出发，组成某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地域产业配置圈。由于经济圈的形成在空间上必须以大城市为中心、以次一级城市为节点，因此经济圈又称大城市群、城市群集合、大经济区、大都会区或都会区集合。经济圈通常指疆域极广的国家内部某一特定区域，常为城市群体的集合体，或在国家经济总量（GDP）中占有很大比重，有的甚至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巨大。经济圈一般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自然形成，而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与割裂，其特点表现为内部具有比较明显的同质性与群体性，与外部有着比较明确的组织和地域区间。大地域的经济圈一般都有原材料生产区、能源生产区、加工区和农业基地，从而构成一种综合产业圈。如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综合产业圈。而较小地域的经济圈往往只拥有某一两个方面的优势产业区，地方特色比较突出。

从历史上看经济圈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欧洲是世界上最先完成城市化的地区，也是最先出现都市经济圈的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伦敦1800年就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和城市郊区所组成的都市经济圈，圈域半径约13公里，总面积约2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达260万人；到1971年形成了由内伦敦、大伦敦、标准大城市劳务区和伦敦大都市经济圈四个圈层构成的圈域半径约65公里、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00多万的都市经济圈，是英国的经济核心地区。美国是继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形成了以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为代表的三大都市经济圈。纽约大都市经济圈是以曼哈顿岛为中心，覆盖1万多平方公里，囊括180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地区，是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1990年，洛杉矶大都市经济圈覆盖范围内人口达到1300多万，中心城市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人口达到310万，是美国重要的军工基地和文化娱乐中心。到1990年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拥有市区人口298万，芝加哥大都市经济圈人口810多万，是美国内地重要的金融、贸易、文化和重化工基地。亚洲则以日本为代表形成了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逐渐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代表的三大都市经济圈。其中东京大都市经济圈是由内核区、中层区、外层区组成的半径100多公里、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化地区，2000年聚集了4130万人，占日本全国人口的32%左右，是日本金融、贸易、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大阪大都市经济圈圈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7.2%；人口2000多万，占日本总人口的16.5%，是日本第二大工业基地和西日本经济中心。名古屋大都市经济圈是以名古屋市为中心，包括岐阜市、丰田市以及四日市等环状城市带共同构成的半径达50至70公里的城市化地区。

中国经济圈的形成与出现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如近代以来随着上海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与贸易中心，率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原有长三角经济圈发展的同时又逐渐形成了京津唐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在区域内的基础建设共享、大中小城市体系的完善、城乡的统筹发展、产业集聚与集群、区域分工与协作、市场体系互动、商品与生产要素流动等方面相对成熟，同时又各有特点。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集中，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使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的开放性明显，其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国际交往等活动中的组织管理协调功能更加突出。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以上海为核心，其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城市体系完备。区域内共有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杭州、宁波，15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人口7534万人，占全国的5.9%，建制镇和县级市（小城市）的数量多。近几年，这一地区开始由重点发展小城镇转向重点发展大中城市，空间布局上再次由分散走向集中，各类开发区建设，成为原有城市外延扩张的主要标志。珠三角经济圈又称为珠三角都市经济圈或珠三角经济区，是指由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区域的9个地级市组成的经济圈，这9个地级市是指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中山市和东莞市。此外，珠三角经济都市经济圈也同时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经济圈。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经济圈的崛起，首先得益于接近香港、澳门，由于吸引大量港澳台投资，由于“一国两制”的制度投入，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珠三角新城市体系随之形成。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除了全国这三个最大的经济圈外又提出和建设了一批新的经济圈，如有的提出环渤海经济圈，该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提出“大西南经济圈”这一区域经济概念，有的则提西三角经济圈，2009年全国两会上，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市长向国家提交西三角经济圈发展提案。在我国中部地区则涌现了武汉城市圈，此外还提出了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圈、广西北部湾经济圈等。同时在大经济圈内又可包括若干规模小一点的经济圈，如在长三角经济圈内又提出南京经济圈、合肥经济圈、杭州经济圈等；在珠三角经济圈内提出了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都市经济圈、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都市经济圈、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都市经济圈；在京津唐经济圈内，河北省又提出建设环首都经济圈等。由此可见，经济圈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空间范围，从空间规模上划分，有大大小小的各类经济圈，并彼此间互相渗透和关联。

无论何种经济圈都离不开城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城市是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中心，是资源配置和产业集聚的载体，是形成各类经济圈的中心、节点与平台。经济圈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由城市的功能决定。正因为如此就必须研究城市的功能，而探讨城市的功能必须了解城市商圈。因为城市商圈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的整体功能及城市功能的发挥。

二、空间经济学与城市商圈研究

城市商圈是商业网点、商业业态在城市一定空间的分布、组合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研究城市商圈必须运用空间经济学原理。空间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空间经济学把主流经济学长期所忽略的空间因素重新纳入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探讨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以及决定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因素与机制，并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来解释经济增长。空间经济学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框架。与新古典的规模收益递减（不变）和完全竞争不同，空间经济学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主要基础，以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将垄断竞争和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一般均衡建模技术结合在一起，并借鉴国际贸易理论利用萨缪尔森“冰山”交易技术，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把空间要素引入了一般均衡框架，完成了空间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即核心—边缘模型，简称CP模型，其核心观点为：第一，经济系统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第二，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第三，在某些临界状态下经济系统的空间模式可以发生突然变化。第四，空间经济学第二个突出的特征是区位的粘性，也就是“路径依赖”。第五，人们预期的变化对经济路径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对空间经济学的关注，特别是对空间经济与贸易经济理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之间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关注，是我们研究贸易理论与城市商圈的重要动因。特别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与空间经济理论为我们从多学科理论的渗透与融合研究城市商圈提供了许多启示。过去我们讲授贸易理论时就感到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如按照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努力生产更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出口，并通过交换进口本国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贸易福利；按照“H-O”原理即“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出口其要素密集的产品，进口本国要素短缺或非密集要素的产品，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要素禀赋差异，国际贸易应是以这两类国家之间的贸易为主。但是事实上二战后的国际贸易空间格局却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为主，如美国与欧洲的同类产品贸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同类产品贸易，这意味着世界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在要素相似的国家间进行，而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是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打破了传统主流贸易理论的局限，用规模经济优势、需求偏好相似、产品异质性等原理解释了二战后的国际贸易新发展。他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在创立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克鲁格曼从产业规模效应形成中看到了产业集聚与产业在空间地理上的分布与形成有关，应当把空间经济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而不是排斥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1979年发表了《递增收益、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199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学》一文是创立新经济地理学，即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作。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日本京都大学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区域与国际贸易》，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空间经济学的创立，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该书不但在美国成为许多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教材，而且被译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其后不久即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也出版了《集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导论》两本空间经济学的著作。

空间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空间集聚与规模效益递增，其理论基石是建立在三个命题之上的，即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和运输成本。由此克鲁格曼等一批经济学家将空间经济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改变了过去主流经济学排斥经济地理学的局面。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它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在宏观层次上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空间经济学揭示了一系列空间经济活动的规律，如：（1）宏观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2）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空间聚集力和分散力与贸易成本的变动有关；空间贸易成本变动也引起市场拥挤效应与市场接近效应作用程度的变化；（3）经济系统的空间模式处于某些临界状态下时可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4）某种产品的分布模式具有一定的空间“粘性”，即发展路径依赖，“粘性”的存在使区域的经济在短期内相对稳定，要改变这种“粘性”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5）区域的产业集聚带来集聚租金。

总之，空间经济学是一门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众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新兴学科。它既与城市经济学相融合，又与国际贸易学相融合，空间经济学的产业聚集及报酬递增核心范畴与模型分析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克鲁格曼等人创立的空间经济学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空间经济学的原理及模型运用，特别是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从空间经济学视角关注城市圈、城市群的研究，重视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与集中研究。如自2003年以来，由江苏省社科界与安徽省社科界举办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论坛已举办了七届，在南京都市圈的形成、发展以及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城乡统筹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在产业与空间的布局与集聚研究方面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中青年学者，如著名的湘籍女经济学者梁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其代表作《产业集聚论》（商务印书馆，2004）获中国国际贸易领域最高学术研究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由其主译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在介绍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及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一批关于新经济地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西方学术专著，对于推进国内学术界对空间经济学的关注及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问题，是功不可没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一批学者在研究产业的空间集聚、集群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格局及城市群的空间演进方面取得了一批有创新特色的学术成果，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安虎森先后主编的《空间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和《空间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就是国内学者研究空间经济学的代表性文献。当然，对于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的空间经济学即新经济地理理论，学术界也有各种批评，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批评，有的从地理学角度批评，有的从方法学角度批评。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批评对于学科的深化和继续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何种批评，对于产业和生产要素在空间集聚的经济现象都是认同的。空间经济学的核心主线是集聚，城市本身也是生产要素集聚的结果。而任何城市，总会在某些特定的城市区域形成商业行业、商业企业的集聚，或是某个特色的行业集聚在一起，或是多个行业集聚在一起，商业经济学界有句俗语“店多成市”，就是指众多的商业网店集聚在一起会形成市场规模。在国内外城市中，都有集聚的商业中心与规模不等、类型各异的城市商圈，无论是号称国际商业大都市的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还是国内的商业名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哈尔滨、西安等，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高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商业大都市与国外国际大都市的差距正在缩小。研究城市商圈对于更好地理解空间经济学的集聚原理及收益递增，对于提升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集聚效益与发展质量都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商圈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常讲没有商圈与市场的城市，只会是一座“孤城”与“死城”，因此，关注城市的商业在空间的集聚与商圈的发展就是十分必要的。

三、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商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崛起，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即GDP已超过30万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前三甲的成员。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即GDP已超过40万亿人民币，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人均GDP也已超过42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国家盈利模式将出现重大转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出现四个重大的转变，即由政治主导型社会发展向经济主导型社会发展转变、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一道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口城市化结束了之前近20年的徘徊局面，驶入快车道。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平均提高0.92个百分点，建制市数量由1978年的190多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由1994年的32个增加到2008年的118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达20个，其中上海、北京、深圳位居三甲。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市场动力在扩张。除了以一批特大城市为核心增长极的城市群（圈）在走向成熟外，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闽南城市群的崛起，一批新的城市群如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也初露端倪，城市群的兴起使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产业的集聚与集中，各种类型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设立，使新型工业化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变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城市化，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场壮举，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意味着要把几亿农民变为市民，这是任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历史任务。更何况从历史上看，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过以商人为主的城市市民阶层与市民社会。数量巨大的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过程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积聚与释放的过程，也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大要素。

对于城市化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伴随大量农民的市民化，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质的变化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过程。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的就业问题显得比任何时期都重要，而出路在于创业和扩大就业岗位，为此加大城市商贸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技术门槛不高的商业就业岗位就不是权宜之计，因为要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贫民窟”在中国的复制，防止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让进城的农民安居乐业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特别是当我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全面挑战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更有针对性、紧迫性。要防止中国受制于“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崛起中的滑铁卢，出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剧烈失衡与长期停滞，因而对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诸多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应当看到虽然中国大大缩短了同世界城镇化的差距，已赶上并略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然而，我国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时还出现了学者们称之的“伪城市化”、“虚高城市化”问题。因此我国城市化需要继续保持较快步伐，但并非越快越好。要吸取拉美一些国家相继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教训。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攀比、急于撤县建市、城乡结合部出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中村、城市出现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应当引起警觉。特别是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城镇化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停留在中等水平。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不能顺利转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拉美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平均已有37年，时间最长的阿根廷有49年。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是世界上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最长的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

实际上，拉美一些国家早在“中等收入陷阱”出现之前，已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所谓“人口城市化陷阱”，是指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转移，形成畸形发展的城市化。具体可用“三个畸形”并存来概括：一为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拉美国家的超大城市，有现代化的产业、城市设施和高档住宅，但同时并存着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大量贫民窟。二为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等收入丰厚，而生活在贫困地区特别是贫民窟的居民一贫如洗。三为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主要被富人占有，他们享有的现代文明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区别，而大量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享受不到文明生活。这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城市化，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其中60%以上居住在超大城市，形成城市贫民区，与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对照。同时，公共设施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冲突加剧、环境污染严重、地价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等问题突出。这样的人口城市化，不仅没有给城市发展注入活力，没有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反而成为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垫脚石。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府财政拮据，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国家债台高筑，无力对畸形发展的城市进行根本性改造。如此，“人口城市化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交织在一起，使走出“陷阱”变得难上加难。

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超过50%的有十几个国家，例如，2008年巴西的基尼系数高达59.4%，玻利维亚57.2%，洪都拉斯55.3%，多米尼加55.0%，厄瓜多尔54.4%，危地马拉53.7%，巴拉圭52.7%，巴拿马52.4%，尼加拉瓜52.3%，智利52.0%，墨西哥51.5%，秘鲁50.5%。

因此，关注城镇化问题也就是关注中国“三农”问题，解决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数量，这样农业的规模经营与专业化，农业产业现代化才有可能。对城市化的关注，也是课题组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中联系实际关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

湖南是有名的农业大省，“四水一湖”名冠天下，“鱼米之乡”是其雅号，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人津津乐道的是“湖广熟，天下足”，常以此夸耀家乡。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内，湖南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在“十五”以前没有大的起色，我们深深感到湖南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万平方公里的湖南缺乏有规模的城市增长极，城市化率在2000年前后，一直低于全国7个百分点左右，农业大省无法向经济大省、经济强省跨越，因此，在中央明确制定“加快中部崛起”的战略后，2005年湖南省现代流通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柳思维教授主持申报首批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湖南呼应中部崛起的战略与对策”，柳思维教授与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张富泉副主任一起组织课题组成员高质量地完成了课题研究任务，并提交了最终成果，在“湖南呼应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部分，第一个战略就是“坚持城市群带动城市化发展战略”，即“坚定不移地实施城市群增长极战略，一方面要继续强化长株潭城市群的增长极功能，将长株潭城市群打造成一个人口在1200万以上，位于重庆与上海之间、广州与武汉之间的巨型城市经济圈；另一方面以长株潭城市群为龙头，在长株潭周边区域通勤半径1.5小时范围内实施“3+5”城市群战略，增强辐射带动力，带动周边城市和地区梯级发展，并通过洛湛线湖南段、焦桂线湖南段及原有铁路连线构造湖南中部地区空间网络群，培育若干个百万人口规模大城市，形成次级区域型城市群增长极，联结所有县城和重点城镇，带动整个湖南经济的发展”，在这项重大成果研究中，我们突出了长株潭城市群及其他城市圈在湖南区域经济创新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除加快长株潭城市群融成这个最大增长极外，还要打造次级城市群、城市圈，即“以岳阳、常德、益阳三市为枢纽的环湖城市圈，以娄底、邵阳、永州三市为节点的湘中南城市圈，以张家界市、吉首市、怀化市为轴线的湘西城市带”。

在主持完成湖南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湖南呼应中部崛起的战略与对策”的基础上，柳思维教授又撰写了《长株潭新型城市群模式的经济学解读》一文与省内一批经济学教授关于长株潭城市群的短论一道于2006年在湖南省委政研室的《决策参考》上刊发，报省委领导参阅，原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看完这期《决策参考》后特批示要省委政研室代他向“柳思维教授等表示感谢”。这也表明，柳思维教授、刘茂松教授等人关于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建议意见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及参考。后来在省委、省政府关于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中也吸纳了湖南省经济学界专家们提出的有关思路、观点和建议。

2007年12月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同时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设从此纳入了国家战略层面。在此以前，国务院先后批准了三个国家级的试验区：上海浦东改革试验区（2005年5月）、天津滨海新区（2006年5月）和成都、重庆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的发展规划，这是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城市化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2009年以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又相继批准了深圳经济特区、沈阳经济区、山西能源资源转型区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此外国家发改委又相继批准广西北部湾城市圈、福建海峡两岸经济带、辽南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吉林图们江经济区、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安徽皖江城市带、广东珠海横琴经济区、重庆两江新区等国家级改革发展试验区。在上述各个试验区的发展规划中，都充分运用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从各地实际出发，对城市乡村空间的发展规划进行了新的探索，并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与管理学、工程学、技术学中的原理与方法，对城市群试验区内的城乡统筹、空间组团、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园区组合、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进行优化构建，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和城乡统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引发了我们课题组对这一命题的继续思考。2008年11月湖南省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在长沙召开，并同时举办科协高层论坛，邀请时任湖南省政府省长的周强同志和柳思维教授作主题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科协主席何继善教授亲自主持报告会。周强同志关于湖南经济发展战略的报告十分精彩，意想不到的是周强同志做完主题报告后没有走，而坐到台下又继续听柳思维教授作“关于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主题发言，一直等柳思维教授讲完，周强同志与柳思维教授握手表示祝贺后才离开。周强同志这种虚怀若谷、尊重专家、善于听取意见的举动给参加会议的科技工作者以极深的印象。总之，在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中，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产业聚集的洼地不断引发我们课题组对经济圈、城市圈、商圈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写作本书的一大动因。

对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关注，也是我们注重对城市商圈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五”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的城镇化战略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城镇化质量来看，我国城镇化还处于粗放式的初级阶段。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财政利益和虚高的城镇化水平，热衷于土地的城镇化及城镇房地产开发，不惜利用行政手段凭空“造城”，采取“驱赶式”的城镇化模式，将农民集中起来撤乡并镇，盲目扩张城镇的空间规模，人为加速城镇化进程，造成农民“被城镇化”、土地“被城镇化”现象，新城镇的形成和旧城镇的成长都没有按市场自身规律进行，城镇的商贸服务业发展极其落后，进城农民就业难的问题突出。与此同时，城乡市场之间“二元”结构仍十分显著，没有形成统一的、协调的和有效的市场结构，导致农民“买难、卖难”现象依旧存在，劳动力转移还缺乏稳定性、城乡土地价格差仍不能反映土地实际价值、农民贷款融资依然困难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依旧落后，城镇化使城乡“二元”结构更加显著而不是缓解。这严重偏离了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影响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尤其在后金融危机阶段，完善城乡商圈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更是关系扩大内需、调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大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党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再一次明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要把城镇化发展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科学有效地拓展内需空间。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摈弃忽视质量的粗放式的城镇化模式，把扩城与育市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注重城市商圈的规划与培育，大力发展城乡商贸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与就业岗位。尤需指出的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质量问题严重，更需注重农民的市民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中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处于停滞不前阶段，与世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相背离。第二个阶段1978-2000年，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化进入恢复性加速发展阶段。此期间，全国城镇化率由17.9%上升到36%。毋庸讳言我国城镇化已进入一个恢复性加速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00年至今，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扩张阶段。一方面城镇化速度加快，年均增长率达一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由2000年的36%提高到2009年的46.6%；另一方面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结构多层次化，全国城市数量增加到655个，在655个城市中，市区总人口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达122个，占18.6%;50万～100万人口城市达118个，占18%;50万以下人口城市达415个，占63.4%，此外还有建制镇19322个，按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2009年底中国农村人口71288万人，城镇人口62186万人，比上年净增了1519万人，城镇化率达46.6%。

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质量问题突出，存在单纯靠土地城市化去推进城镇化的虚高城镇化与伪城镇化的问题。“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从2001-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圈地运动”此起彼伏，导致耕地面积锐减。单纯靠政府行政造城去推进城镇化，过分相信政府之手的造城运动，到处是“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造城攀比，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过程中的市场培育，忽视了农民的市民化，2009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虽然达46.6%，但是我国城镇户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8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籍。大量外来务工者来到城市，但并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也难以过上有尊严的城市市民生活。为了加快农民市民化，在加快城镇化过程中要改变单纯依靠政府外在行政力量推进城镇化的传统动力机制，要大力培养城镇化的内生动力——市场动力，要吸引更多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机制来加快城镇化。因此应进一步重视城镇商业网点的科学规划，重视各种城市商圈的合理布局，加大城镇商贸物流服务业基础建设，增强城镇流通功能。尤其要注意将中心城市、重点城镇建设成流通功能强大的不同层次的综合性区域性商贸服务业中心和消费中心，完善城镇商贸流通基础建设，提高流通生产力现代化水平，提高其实现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开拓消费的能力，提高城镇对产业、生产要素、人口聚集的能力，把优化城镇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市场容量有机结合起来，吸引和诱导城乡居民改变消费观念，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四、城市商业发展与城市商圈研究

关注区域中的城市及城市化，必须关注流通与商业。城市一词本身是城郭与市场的集合体，城市的出现与商业的产生是不可分割的。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具有多样性，其中有一类城市最早是由市集演变而来，即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由于商人的独立引起集市交易的固定化与商业活动的集中化，便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从空间上讲，城市表现为工商业集中的狭小区域，而农村则为农业分散生产的广阔区域。城市的出现是离不开商人及商业活动的。因此，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加剧了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产品消费者在空间上的隔离与脱节，从而也就更加凸现了商人与商业在城乡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与联系职能，没有商业和市场，城市会变成死城、孤城，所以马克思高度概括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国外一批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在论及城市的发展时，都特别重视工商业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如日本地理学家罔松久弥就认为，现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行为的过程。从区位理论上讲，城市作为人口集中的地方，商业在城市的集聚和集中也是交易规模效应及区位交易成本下降的结果，人口集中的消费中心，也可使商业交易在区位上集中而产生规模效应，促进单位交易成本下降和商业利润上升。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商业的地位与功能起了新的变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及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商业与商人仅仅作为城乡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区域之间实现经济联系的一种中介，被视为末端产业，仅仅起一种中转作用，马克思也曾指出：“最初的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但现代城市的发展，流通与交换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区位经济优势越来越明显，其一是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使城市居于交通网络体系的枢纽地位，区位的商流、物流成本因规模化而下降；其二是各种生产要素，即劳动者、技术、资金聚集与流动的中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供给流；其三是工业产业集中与聚集的中心与增长极，是提供社会有效供给的中心；其四是人口与产业的集中，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城市的这些优势要能有效发挥，必须依靠强大的流通网络与流通产业，城市群、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商圈的形成与扩散。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的资源配置与要素的流动主要依赖于市场化的交换，过去那种权力与计划主导的纵向指令性为主的资源配置已让位于市场化的交换主导，这样商业与贸易的中介地位已不再是被动作为实现区域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经济联系的中间环节了，而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环节与中心环节，它既是生产的前提，又是生产的依托。商业与流通产业也由过去的末端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对此，课题组负责人柳思维教授先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经济参考报》、《南京财经大学学报》等杂志上撰文论述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革命的发展趋势及商贸流通业产业功能与地位的变化。后来又带领课题组成员去浙江考察了海宁皮具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及绍兴轻纺市场，并系统地查阅有关浙江从资源小省崛起为市场大省、经济强省的资料，使我们更加深切感到强大的浙江经济正是充分发挥了现代浙江商人与专业市场功能的结果，在省际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浙江人打造了一个又一个能吸引和辐射到全国各地的专业市场商圈，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释放到极致，并由此迅速推动了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信息化，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的发展居于全国前列，形成了独特的“浙江模式”与“浙江现象”。从温州商圈、义乌商圈、海宁商圈等大大小小商圈的崛起中，我们更加意识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培育成熟的、发达的商圈对于城市化的加速与城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关系重大。中西部地区、内陆省域经济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形成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城市商圈、市场商圈。

与此同时，对湖南省长沙市的商业空间布局变化的关注也是促使我们关注城市商圈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长沙市的商业很活跃，特别是当时的“商战”，即几大国有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号称“五虎闹长沙”。1994年在原长沙市委书记秦光荣同志的倡导下，长沙市召开了第一次关于长沙市国际性城市发展战略的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参加，柳思维教授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撰写关于努力将长沙市打造成区域性商贸流通产业中心的论文。1996年至1997年柳思维教授主持了湖南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重点课题“关于优化长沙市商贸流通产业结构的研究”。1997年底在湖南省委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政议政调研课题汇报会上，柳思维教授直接向省委“四大家”主要领导汇报了课题研究成果，其中优化长沙市商贸流通产业空间布局是主要内容，重点是改造湘江风光带，建议将沿江一带各类批发市场整体性迁入东二环一带，同时建议优化调整所有制结构、业态结构、市场结构，出台有关政策措施，汇报的调研成果当场得到原省委书记王茂林、原省人大主任刘夫生、原省政协主席刘正等领导同志的肯定，王茂林书记在讲话中说：“按照柳思维教授的意见与建议去实施，长沙市的商业面貌会起根本的变化”。当时长沙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把长沙市打造成区域性“商贸中心”，与区域性科教中心、信息中心、工业中心并列为“四大中心”战略。

1997年以后，张云川同志、梅克保同志先后出任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书记，两位书记主政长沙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城市发展战略，先后几次主持召开了长沙市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柳思维教授都应邀参加会议，并重点就发展长沙市商贸流通产业战略问题发表了他个人意见。特别是2002年初在长沙市委召开的全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长沙市商贸流通工作会议上，梅克保书记还邀请柳思维教授在会上作关于重视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学术报告。2003年柳思维教授与原长沙市分管商贸流通工作的向力力副市长一道主持了长沙市商贸流通业现代化问题课题研究，最终成果进入了市政府决策，专著《长沙商贸流通现代化探索》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公开出版，这一成果主要从理论、政策上探讨长沙实现商贸流通现代化的一些重大问题，为推进长沙市商贸流通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思路、战略参考及路径选择，同时对商贸流通业现代化的内容进行理论界定。与此同时，柳思维教授又主持了浏阳市商业网点规划布局研究，这是从实践操作层面，在一个经济空间上为实施商贸网点的合理布局寻求一个最优方案的研究。经过课题组同仁的通力合作，在浏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浏阳市商业网点规划顺利通过评审，并经浏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以地方性行政法规名义颁布实施。这是一个具有超前性的县级市商业网点规划，《中国商报》称为“开中国县及县级市商业网点规划研究之先河”，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2004年这一成果获中国商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实际上一个县级市的商业网点规划的重点是各类商业网点在空间上的优化组合问题，以商业网点集聚为例，在一个市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其商业网点集聚的规模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空间人口集中度不一、交通条件不一、顾客的结构不一，交换指数有高有低。在浏阳市商业网点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对小城市及若干小城镇的商业网点集聚规划就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差异性安排，这也符合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要求。

长沙市政府从2002年起聘任柳思维教授为市政府商务顾问，在他参加的长沙市一系列商务活动的咨询、调研、论证中，特别强调一个城市的商圈的层级性。如2005年在讨论长沙市商业网点规划中，柳思维教授就明确否定了关于长沙市同时规划两个或三个市级商业中心的意见，指出现阶段长沙市五一商圈为核心的市级商业中心是其他区域性商业中心难以替代和并驾齐驱的，但同时又必须看到随着城区空间的拓展，在一些新扩展的城区的某些空间节点会出现人流、商流、信息流及现金流相对集中的现象，各种商业业态也会相应集聚，这就有可能形成新的次一层级的区域性商业中心及新的次一级商圈，为此，柳思维教授提出了一些新的商圈概念，如红星商圈是一个新的多功能的复合型商圈，还有高桥新商圈等，对于这些商圈概念，新闻媒体均有较多的引用与认同，并被政府部门采纳而进入政府决策。城市商圈的形成、变动与城市结构的变化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特别是随着一批大商业都市的兴起，交通成本这一变量因素对于大都市区的商圈结构变化会带来新的影响，正如藤田昌久与蒂斯在《集聚经济学》中所指出的：“城市结构被证明是面对面交流的意愿与交通成本的水平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低交通成本会推动单一中心商业区的产生，这就为单一中心城市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关键解释。然而，当交通成本很高的时候，分散化或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便会产生。”藤田昌久与蒂斯的论述是对的，因为交通成本的变化对城市各个区位的人员、资金、货物的流量、流速作用十分明显，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制约着特定区位商业网点集聚的规模效益。因此城市商圈必然会在动态中调整。

2009年柳思维教授带领课题组又主持了长沙市商业网点规划的修编。这次修编是对2005年版的长沙市商业网点规划的一次创新与完善。这是因为2005年版商业网点规划制定以来，长沙市的城市格局、基础设施、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分布、空间组团、外部联系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2007年12月底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长沙市在长株潭城市群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以湘江流域污染治理为重点的生态修复工程、以交通网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工程、以城镇为节点的城乡统筹工程和以先导区为示范的体制创新工程在长株潭顺利推进，长沙市的城区空间同时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外拓，特别是长沙市启动大河西先导区示范工程，力争用10～15年时间再造一个新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规划了三大重点空间区域，即滨江新城区、梅溪湖片区、洋湖垸片区，并通过金洲大道与宁乡县玉潭镇连接，通过金星大道、雷锋大道与望城县高塘岭镇连为一体；北部开福区也沿湘江北拓，重点建设沿江新城区、金霞港口物流园区及青竹湖新片区；南部沿芙蓉大道南拓，与株洲、湘潭共建昭山“绿心”城区，并渐与株洲、湘潭融为一体；东部也沿人民路、浏阳河、机场高速东拓，长沙县星沙经济开发区正成为长沙市一张新的城市名片。与此同时，武广高铁建成和通车，城市地铁1号线、2号线与过江隧道也正在建设，其中营盘路的过江隧道已于2011年10月正式通车。此外，长株潭城市群城际间的轻轨与湘江水利综合枢纽工程也在规划和建设，长株潭之间的高速公路网络体系正在完善，黄花空港机场第二期扩建工程完成，新的国际航站大楼竣工营运后，使黄花空港机场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国际航空港。一批新的产业园区正在崛起，省外一大批著名房地产公司如香港和记黄浦、北京北辰集团、北京阳光100、中粮集团、北京世纪金源、广东恒大地产集团、广东碧桂园、杭州绿城集团、大连万达集团、重庆金科等涌入长沙，大手笔开发了一批城市商业地产与楼盘，如湘江世纪城、保利麓谷林语、中信商业广场、河西玫瑰园、碧桂园等，老城区的棚户区改造和城郊区的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也在迅速推进。这样，长沙城区的地域结构、社区分布、产业地理、人口居住与流动、商流与物流格局等就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变化的规律性及趋势必须在新一轮商业网点规划修编中体现出来，如今后随着过江隧道及地铁1号线、2号线的开通以及长株潭城市群之间城际轻轨线的开通，未来方便的交通就会使传统五一广场商圈作为全市最大的商业中心的功能更加突出，同时，在城区其他地方也会形成一些新次级商业中心与商圈。此外，随着新型城市体系中的城乡统筹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商圈如何协调安排也必须考虑，商圈的集聚与分散、区域商圈的集中度与新变化等就成为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总之，我们身临其境感受长沙市城市商圈的变化，以及多年来我们跟踪长沙市商业发展的研究，也使我们对城市商圈的理论与实践十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