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上的中国:长三角选择性开放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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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规模和技术优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不同的行业所处的创新要素的集聚程度和创新绩效有所差别。为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结合各行业的特点,要结合绝对集中度差异、企业规模差异度、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差异化特点,选择适合自身行业特性的发展战略。

从长三角发展经验来看,如果说以往长三角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吸收国外资本和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和制造体系,那么,经过多年的资本“厚积”过程,金融危机给长三角企业创造了“薄发”的突破口,资本输出也开始成为长三角企业融入GVC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不断升级的新国际贸易保护,面对日益上涨的工资和原材料成本压力,面对人民币升值给当地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长三角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分工模式必须适应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势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投资中,不仅要注重新增投资行业投向的审核,而且要加强区际行业分工的协调,尤其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区域统筹,以减少地区行政分割体制和竞争性行业投资造成的市场和资源配置分割的负面影响,促进产业结构向集聚和分工协调方向发展。

比如,在产业选择上上海可进一步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专业化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港口型和都市信息型产业,集中从事通信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的研究开发;浙江可继续稳步吸收上海和江苏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重点发展纺织业和电气设备制造业;江苏可发挥其先进制造业的技术配套优势,通过吸收和释放的动态调整,围绕打造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工程的完整产业链来重点配置资源。总之,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基本精神,长三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要充分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采取因地制宜的差别化战略。在充分利用创新性人力资源要素在核心区集聚优势,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永久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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