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资本形成扩张现象

从图3—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形成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在1978年以后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1978—1990年期间资本形成率快速上升，随后在90年代出现了回调，但是很快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资本形成扩张阶段。

在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过高现象被认为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林毅夫（1994）认为后发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会通过如下方式积累必要的物质资本：一是“以农养工”，通过农业税或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二是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将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政府成为投资的主体，包揽了绝大部分的投资活动；三是通过发行公债或征收所得税等方法强制居民储蓄，从而使得资本被集中在政府手里。

在1978—1985年间，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农村的承包责任制使得农业生产率、农民的积极性以及农业投入大幅度提高，经济处于全面恢复阶段，此阶段中国所经历的剧烈的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巨大的投资热潮和生产积极性。

在1985—1994年间，中国政府进行的体制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中央逐步打破过去的计划体制约束，实行“拨改贷”投资体制，使企业投资不再出现过去“找米下锅”的局面，更多的企业拥有了更强烈的投资动机；通过之前的农村承包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使更多的资源可以配置到工业部门，为工业投资扩张提供了基础。这一阶段涌现出的大量拥有制度性优势的乡镇企业，它们通过和大型国有企业建立分包关系以拓展市场，为资本形成扩张埋下了伏笔。

在1994—2000年间，这一时期的资本形成扩张现象被认为是和财政分权、税改以及国企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分权，中央政府将经济责任委托给地方，而中央政府只保留政治责任，这种制度安排可能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效应导致地方投资扭曲或扩张。樊纲（1990）是较早论述这一思想的学者，魏后凯（2001）从地方政府保护的角度出发说明了中国省际的重复建设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张军等（2007）认为在分权体制下，“由于中央政府用 ‘标尺竞争’取代了对地方政府的说教。地方经济发展可度量的标尺（简称 ‘政绩’）成为中央政府治理的重要信息，地方政府为 ‘政绩’展开横向的竞争”。这类观点还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竞争，带来了企业投资的成本约束被软化，土地购置价格、税率甚至是利率都存在普遍的过低现象，这都被认为是企业投资扩张的原因所在。此外，刘树成（2000）认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其预算约束软化状况同传统计划体制下相比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国企和银行、政府之间的“倒逼机制”是国有企业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的高资本形成率的背后可能仍存在过度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高储蓄率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但是一个全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正在出现，那就是中国经济正逐步融入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生产活动在中国本土的配置开始逐步影响中国的资本形成，并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形成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