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上的中国:长三角选择性开放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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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度依赖资本化,尤其是长期处于古典资本化阶段,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并可能导致经济失衡,经济转型已成必然选择。以长三角为例,1990年以来,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5%以上,最高达到52%的水平,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见图3—1)。

图3—1 1990—2008年长三角地区与全国的资本形成率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探析推动资本形成《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第1053页写道:“投资就是资本形成——指获得或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源。”罗格纳·纳克斯(1967)认为资本形成是指“社会不把它全部生产活动用于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而是将一部分用于资本本身的生产,如工具、机器、交通器材、工厂和设备等形式的资本”。因此,资本形成一般被看成一个经济学专用名词。在具体分析时,资本形成可作为存量形态的投资,亦可作为流量形态的投资。作为前者意为静态的资本存量,作为后者意为动态的资本形成过程。本章中的“资本”均指生产性的物质资本,不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或其他非生产性物质资本。的经济因素及其影响机理,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已有针对中国的研究观点主要有:第一,认为过高的储蓄水平为资本形成的扩张提供了供给保证(武剑,1999;李扬、殷剑峰,2005);第二,认为“以农养工”的传统工业发展战略为工业部门提供了丰富且廉价的农业剩余,从而促使了工业部门资本形成的扩张(林毅夫,1994);第三,认为产权改革激励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大量投资(张军,2005);第四,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倒逼机制”,使得国有企业存在投资冲动(社科院课题组,2007;刘树成,2000);第五,认为分权改革引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带来了工业配套的基础设施部门的大量投资(樊纲,1990;魏后凯,2001;张军等,2007等);第六,认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引起投资变动和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会通过降低投资成本而扩大企业的投资范围和总量水平,另一方面还会通过金融改革增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有效性,以提高可利用资本的水平。(张军,2005;王曦,2005)。

深入理解这些研究观点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均是在一国内部或封闭经济条件下讨论中国的资本形成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中国开放战略的大背景下,忽视国外经济因素,可能使我们对过度资本形成的原因及危害的认识不够全面。要理解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因素,就不得不提及以价值链分工一般而言,价值链分工、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分割生产(fragmentation)三个概念是一致的。按分工是否产生企业边界来分,价值链分工可以分为“企业内价值链分工”和“企业间价值链分工”,后者称为“外包”。按分工是否涉及空间上的变化,价值链分工又可以分为“跨国价值链分工”和“国内价值链分工”。如果价值链分工既是在企业间,也是在跨国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称为“贴牌生产”或“国外外包”。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分工是由过去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逐步演化而成的一种全新分工方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某个产品生产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区段和环节,被拆散后在不同空间上进行重组,该产品的生产活动网络会覆盖到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这类分工使得全球生产、贸易和资本配置均被笼罩在一个极为复杂和精细的网络中。该类分工方式主要体现为两类(刘志彪,2007):一类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外进行加工或装配等活动;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通过原始设备制造或原始设计制造的方式,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这也被称为外包(outsourcing)。之所以将分析的焦点集中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是因为无论该类分工方式的生产网络是通过垂直型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通过国际外包覆盖到中国,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他重要问题(如环境质量、产品竞争力、劳动力工资、技术升级、中国内部地区差异以及国内市场培育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于是,我们将研究定位于实证检验中国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和国内的资本形成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经济关系?如果存在,这一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失衡及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本章只是沿此方向做进一步补充和拓展的尝试,我们期待能够为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失衡及其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