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以高储蓄率和廉价生产要素为特征的要素供给加入全球价值链，经济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1979—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而2001—2008年高达10.2%,1979—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8%，而2001—2008年高达19.1%。加入全球价值链、产品面对全球市场、对中国来说似乎是一个“馅饼”。然而，中国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低端。正如《华尔街日报》以罗技公司的鼠标为例所描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利益分配：“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中国目前的优势仍集中在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阶段，只有少数企业成功地转向价值链的两端——掌握核心技术、设计和品牌以及营销（海尔、TCL、阳光、中信通讯、华为等少数企业），绝大部分中国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并且产业的附加价值因国际竞争激烈，一直在不断地下降。1981—1987年，中国的增加值率是0.44～0.48之间，相当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至2003年，已经下降到了0.34（沈利生、王恒，2006），至2007年，工业增加值率下降到了0.25（作者根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整理）。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否会使得中国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陷入拉美国家的“贫困增长”中？如果可能会陷入“贫困增长”，我们如何才能逃离该陷阱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在攀升垄断程度比较高的价值链上下端时，简单地恪守比较优势战略是否合适？这是本章要探索的问题。

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包括价值链的上端、中端和下端的一般均衡模型，上端代表产品的研发设计，中端代表生产组装，下端代表营销和品牌。价值链的上端和下端需要高级市场要素，附加值较高；而中端需要一般性生产要素，附加值较低。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低廉的劳动力以及高储蓄率，在生产组装的中端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研发和设计以及建立全球营销系统和打造品牌方面具有比较劣势。加入全球价值链初期，虽然中国只能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但是相对于初期国内狭小的市场来说，通过全球价值链面向全球市场，经济可以获得更加快速的增长。所以相对于封闭经济来说，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一个“馅饼”。但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带来陷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攀升的过程实际上从微观层面就是企业从贴牌生产向核心技术研发以及品牌打造转变的过程。本章在斯坦尔伯格框架下分析作为在位企业的发达国家企业和作为潜在进入者的中国企业的行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升级时会面临国外领先企业进入封锁、进入遏制、进入容纳等情形。如果中国高级生产要素成本过高，中国企业和国外领先企业的研发和设计的差距过大，中国企业发现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攀升无利可图，这时该行业会出现进入封锁。如果中国高级生产要素成本较高，如果国外领先企业不采取策略性行为，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两端有利可图；但是国外领先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会采取进入遏制，比如说扩大产量降低价格，技术封锁进行“如果你进入价值链的上下端我就不让你继续进行贴牌生产”的威胁，保持价值链中端的合理利润等策略性行为，中国企业宁可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中端获得适当利润而不愿冒风险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如果中国高级生产要素成本相对于国外领先企业来说高得不多，国外领先企业采取进入容纳，此时中国企业可以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对于目前中国绝大部分行业来说都是处于进入封锁和进入遏制的情形，只能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的低端。当中国很多行业只能处于价值链中端时，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以及国内行业竞争过度，企业停留在贴牌生产的利润率会越来越低，中国很容易陷入“贫困增长”。要逃离这个陷阱向垄断程度较高的价值链上下端攀升，本书认为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不能简单地恪守比较优势战略，而应该采取策略性的产业政策：培养国际性零售巨头控制价值链的下端，通过并购和战略联盟等打破价值链上端的垄断格局，利用中国巨大市场的优势进行逆向技术外包，改变国内行业过度竞争等。

本章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建立一个包括价值链的上端、中端和下端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为什么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一个“馅饼”。第三节在斯坦尔伯格框架下分析为什么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导致贫困增长。第四节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