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书评述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论证上帝万能的同时，有限地肯定世俗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并在信仰的前提下通过对世俗社会生活有限地肯定而最终将其置于上帝之下、神学的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在上帝与世俗社会、世俗社会内部用以服从为核心的自然秩序有机地将两个部分及政治社会内的各方面联系起来，并在其中贯彻着一种法律原则，最终是将世俗社会置于对上帝的信仰与服从之上。《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集中地表现了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具体地说主要论述了这样几个问题：（1）信仰与理性。与奥古斯丁不同，阿奎那将人看做理性的动物，人有过良善的道德生活的欲求和倾向，但是人和人的理性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道德活动不过是上帝刻印在人心上的自然命令和自然律，把人的道德活动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上帝的理性，道德活动的终极目标所要达到的最高的善，也就是上帝。而这个目的理性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才能认识上帝的本质。因此要达到最高的善，也就只能靠对上帝的信仰和爱，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并且，从根本上来说上帝是创造一切的，因此“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贯彻着较高的事物对于较低的事物的统治，就犹如人体中灵魂统治肉体一样，是神圣的，人类必须服从，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旨，必定遭到惩罚。（2）教会与国家。阿奎那承认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但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的理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上帝的产物。教会与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国家是为了实现人的理性对于社会生活的要求这一目的而存在的，这一任务由世俗的统治者完成；教会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的理性的最高要求，即在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这一任务，世俗的统治者是不能完成的，只有比世俗统治者更高等级即掌管人们精神的教士等级才能完成。因此，教权高于世俗统治权，世俗统治者服从教会统治者是上帝的安排，凡不服从教会的君主就是“暴君”，限制和废黜“暴君”的权力是正义的。（3）关于国家的起源、目的和政体理论。在坚持教权高于俗权的前提下，阿奎那承认并论证世俗国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的本性，是人类分工互助维护团结、促进公共福利的必然要求，因为“人天然是个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随着国家的建立，产生了统治权和统治者。统治权有两种：一种是对奴隶的统治权，这是神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一种是对自由民的治理和管辖权。后一种性质的权力的归属问题也就是政体，政体的分类根据其宗旨的正义与非正义及统治者的人数两条原则可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前三种同属正义政体，后三种是非正义的。其中，阿奎那认为正义政体中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国家的目的就是谋取社会共同的幸福，并且，这种幸福生活也就是按照道德原则的生活，所以国家的目的“是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关于这种道德的社会，阿奎那提出了三点必备的条件：一是社会的团结融洽；二是社会以行善为目标；三是有丰裕的物质条件来保证社会的道德原则。（4）法的性质与分类。阿奎那把法看成是人类行动的准则与尺度，它是通过意志支配人的行为的，所以法的本质就是“受理性节制”的意志。由于人的理性是上帝理性的体现，归根到底法的本质必然是上帝的意志，其作用在于促进有道德的社会生活即谋求整个社会的福利，以维持一种统治的秩序与安宁。法的特征在于意志所具有的强制性，反之就不能有效地实现促进社会福利的目标。法从其形式上可以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神（的成文）法四种。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适用于整个宇宙。自然法是上帝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体现，适用于全体人类。人法是统治者颁布的法律条文，包括万民法和市民法，是自然法的特殊运用。神（的成文）法即教会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法律。这四种法的关系是，永恒法是最高的法，是一切法的来源，自然法和人法都要服从永恒法，同时人法要服从自然法，并且要接受神法的指导。

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从其积极意义来看体现着经院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即从以前的对人及其理性、对世俗社会的完全否定到部分地承认人的理性，肯定世俗生活中追求公共幸福的合理性。这种对于世俗社会的有限的肯定，相对于“上帝之城”的奥古斯丁主义不能不说是中世纪神学政治理论发展的一个进步。如果把中世纪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地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上帝与绝对的信仰——信仰、有限的世俗社会——对世俗社会的肯定”的发展趋势。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正体现着这种由“神”到“人”的过渡，对以后不久的欧洲文艺复兴至少在资料和思考人类政治社会的方法上产生了启发和影响。并且，仅从他论述政治社会统治秩序的问题上来看，他也提出了许多很接近于近代思想家的卓越的思想：提倡公共幸福，宣传搞好社会福利，强调社会安宁与统一，反对暴政，主张限制王权，要求实行法制，批判贫富悬殊等。（当然，这些原则最终都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上的。）同时，从阿奎那的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对于世俗社会有限的承认并将其最终纳入神学的轨道，使得经院哲学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现实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现实的生命力，使得神学在面临的现实危机中得以摆脱，从而他也成为经院哲学的权威，一直影响到当今的政治思想。

当然，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将世俗社会置于上帝统治之下，将人的理性置于信仰之下，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在社会历史背景上还是在思想作用方面都是为了维护神学统治的。他所提供的是为了解决神学危机并发展神学的一种方法。尽管他是“黑暗”的中世纪的人类智慧和知识的代表，但相对于当时欧洲的商业发达、城市骤增、市民阶级及其意识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他的神学政治思想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