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了城里，住在一栋两层的白色楼房里，这栋房子很像是一口许多人共用的大棺材。楼房倒是新的，但看上去仿佛是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了似的，同时又像是一个叫花子，突然成了暴发户，马上吃得大腹便便起来。楼房的侧面朝着大街，每层有八个窗户，正面各有四个窗子：下面的窗口对着一个狭窄的过道，直通院子；上面的窗户，正对着围墙外洗衣女工的小屋和一条大脏水沟。

这儿没有通常我理解的那种大街，房屋前面是一条肮脏的峡谷，在两个地方拦峡谷修筑了狭窄的堤坝。峡谷的左边是劳改大队，他们院子里的垃圾都往峡谷里倒，因此谷底总有一潭颜色发绿的污泥浊水；峡谷的右边，在尽头处，有一个叫兹韦兹金的满是淤泥的臭水塘，而峡谷的中间处——恰好就在我们房子的对面。峡谷的一半堆满了垃圾，上面长了许多荨麻、牛蒡和团酸模；另一半则被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辟做了花园，园子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漆成绿色的凉亭。要是有人朝凉亭扔石头的话，那些薄木板准会稀里哗啦地被完全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而且肮脏至极。一到秋天，这片垃圾成堆的黏土地被糟践得一塌糊涂，成了专门粘人脚的红色焦油。我从未见过这么小的空间竟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对田野、森林的清新洁净已经习惯了，因此，对城里的这个地方感到实在讨厌。

峡谷对面是一道道年久失修的灰色围墙，我远远看见这些围墙内有一座棕色小屋，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在那里住过。那座小屋距离我非常近，使我感到更加有些压抑。为什么我又得住在这条街上呢？

我认识我的这位东家，他以前和他弟弟一块儿到我母亲那里做过客；他的弟弟老是很滑稽地尖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喊着：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两个和从前一样：哥哥是鹰钩鼻，长发，挺招人喜欢，看来也很善良；弟弟维克多还是那张老长脸，一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婆的妹妹——脾气很不好，爱吵吵闹闹。哥哥已经结婚，他的妻子白白胖胖，像个大面包，两只大眼睛乌黑乌黑的。

我刚去的几天，她对我说过两三次：

“我曾经送给你母亲一条带玻璃珠的绸子斗篷……”

不知什么原因，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我母亲东西，而且也不相信我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又一次向我提起这件斗篷的时候，我就劝她说：

“你送就送了，用不着一再炫耀。”

她听后大吃一惊，赶紧从我身边闪开。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呀？”

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她喊她丈夫过来。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一支铅笔，来到厨房——他听了妻子的诉说，对我说：

“对她和对别人都要称呼‘您’，说话不能没有礼貌！”

然后，他很不耐烦地跟妻子说：

“别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打扰我！”

“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要是你这位亲戚……”

“见她的鬼，什么亲戚！”东家喊道，然后便跑开了。

我也不喜欢外婆的这些亲戚。据我观察，他们亲戚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外人，因为他们比外人更了解相互之间的丑闻轶事，编派起对方来更加恶毒，打架斗殴的事更多。

我很喜欢东家这个人，他总是很潇洒地把头发向耳后一甩，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好事儿”。他常常表现出志得意满的样子，脸上笑嘻嘻的，一双灰眼睛看上去非常憨厚，鹰钩鼻子旁边那可笑的皱纹，颤动起来十分滑稽。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好斗的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同时满脸堆笑，露出一口细密的牙齿。婆媳二人天天吵架，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她们动不动就吵了起来。一大早，两个人还没有梳洗，衣服也没穿好，就开始在屋里忙个不停，好像家里着火了似的。她们整天瞎忙，只有在吃午饭、午后喝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消停一会儿。她们能吃能喝，一直到人喝醉了，再也吃不动了方肯罢休。午饭时，他们谈论饭菜，懒洋洋地相互斗嘴皮子，为大吵大闹一场做好准备。无论婆婆做什么饭菜，儿媳肯定要说：

“我妈可不是这样做的。”

“不这样做，肯定更难吃！”

“不，更好吃！”

“喏，那就到你妈那里去吧。”

“可我是这儿的女主人呀！”

“那我是什么人？”

这时东家插了进来：

“好了，好了，两只好斗的母鸡！你们怎么啦——都疯了吗？”

家里的一切，既莫名其妙，又滑稽可笑，简直没什么道理可讲。从厨房到餐厅的通道，必须经过房内唯一一个又窄又小的厕所，茶炊、饭菜都必须经过这里才能够送达餐厅，它成了大家逗乐的对象，常常成为引起各种可笑误会的源头。我的责任是往厕所的马桶里灌水，我睡在厨房里，和厕所正对门，门口就是通往正门的过道尽头的台阶：厨房炉灶散发出来的热气正烤着我的脑袋，而从台阶上进来的过堂风又直接吹到我的脚上，因此，躺下睡觉时，我总是把门口所有的擦脚垫都盖在腿上。

大厅的墙壁上有两面镜子，还有几幅《田地》周刊赠送的镶有金框的图画，以及两张牌桌和十二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但看上去厅里仍然显得空空荡荡，单调乏味。小客厅里东西则摆得满满当当：五颜六色的精美家具，一大堆“陪送嫁妆”、银器和茶具；客厅里有三盏装饰灯，一盏比一盏大。卧室里没有窗户，显得很暗，除一张大床外，还摆着几口箱子和衣柜，有一股烟叶和波斯洋甘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经常空着，而房子的主人们却挤在一个小小的餐厅里，彼此很不方便。早茶一过，八点钟，东家兄弟俩便把桌子一字摆开，摊上白纸，拿出制图用的仪器、铅笔和墨汁，两人分别坐在桌子两头，立即开始工作。桌子一直摇摇晃晃，占据了整个房间，当保姆和女主人从育儿室出来时，她们总是要撞在桌子角上。

“你们没有事儿别到这里来！”维克多喊道。

女主人委屈地恳求丈夫说：

“瓦夏，告诉你弟弟，让他不要对我大喊大叫！”

“那你就不要碰这张桌子。”东家和颜悦色地劝解道。

“我怀着孕，这地方又狭小……”

“那好，我们到大厅里去工作。”

但女主人火了，喊道：

“天哪，谁会到大厅里工作呢？”

这时，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老太婆那张恶狠狠的、被炉火烤得通红的脸从厕所门后探了出来。她大声喊道：

“你瞧呀，瓦夏！你是在工作，可她倒好，四个房间还不够她生孩子用。真是格列边绍克来的贵族小姐，一点儿头脑都没有！”

维克多一脸奸笑，东家却大声喊道：

“够啦！”

但是嘴巴很厉害的儿媳妇劈头盖脸地对婆婆一顿臭骂，然后，往椅子上一倒，开始哼哼起来：

“我走！我不想活啦！”

“别影响我工作，你们简直都着魔了！”东家吼道，气得脸色煞白，“家里简直成了疯人院了——为了你们，我累死累活，还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哎呀，你们这两只好斗的母鸡……”

最初，我很害怕他们吵架，特别是当女主人抓起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一反锁，开始在里面扯开嗓子大喊大叫时，我简直被吓坏了。过一会儿，屋里平静了下来，然后东家用手撑着门，弯下身去，冲我喊道：

“爬上去，把玻璃打碎，将门钩打开！”

我迅速爬到他背上，打碎门楣上的玻璃，但是，当我探进身子往里爬的时候，女主人开始用刀把使劲打我的脑袋。但我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这时候东家边打边拉，把老婆拖到餐厅，夺下她手中的刀子。我坐在厨房里，摸着被打的脑袋，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这顿打算是白挨了，因为刀本来就没有开口，甚至连面包都切不动，更不用说去割人的皮肤了；我根本就没必要爬到东家的背上，站到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了，大人去摘门钩更便当一些，因为他的胳膊更长一些。经过这次事件后，这家人再吵架，我已经不害怕了。

兄弟俩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有时他们在工作时也小声哼唱，哥哥瓦西里是男中音，他唱道：

我把心爱姑娘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

弟弟维克多用男高音接着唱：

我一生的幸福，

连同戒指，遭到了破坏。

育儿室里传出了女主人轻微的喊声：

“你们俩疯了吗？孩子在睡觉呢……”

或者：

“瓦夏，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为什么还姑娘长姑娘短地唱个没完，你什么意思？再说了，夜祷告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那好，我们就唱教堂里唱的歌……”

但女主人提醒说：

“一般来说，教堂里唱的歌，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唱的，何况这里还……”这时她很明显地用手指了指厕所那扇小门。

“这房子是得调整一下，不然鬼晓得算怎么回事儿！”东家说。

他说那张东摇西晃的桌子应该换一换——这话说得次数可不少了，足足说了有三年。

听东家他们家议论别人，总使我想起我以前待过的鞋店来——那里也是这样议论他人的。我知道，东家一家人也认为自己是城里的佼佼者，他们深谙最严格的行为准则，而且根据这些我不懂得的行为准则，评论起别人来，绝对是铁面无私，不讲情面。他们的这种评论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对他们的行为准则十分厌恶，因此，打破他们的准则，对于我来说，便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我的工作很多，女仆干的活我都得干：每星期三，要擦洗厨房的地板，清洗茶炊和铜制餐具；星期六——要擦洗所有房间的地板和两个楼梯。要把木柴劈好，送去生炉子，要清洗餐具，把菜洗干净，随女主人到市场上去，跟在她身后，提着装满东西的篮子，还要去杂货店、跑药房等。

外婆的妹妹是我的顶头上司，她是个爱吵吵闹闹、喜怒无常的老太婆。平时她起床很早，六点左右就起来了，匆匆洗过脸，只穿一件衬衫，便跪在圣像面前，开始对上帝一通诉说，抱怨自己命苦，儿子和媳妇不孝等。

“上帝啊！”她边哭边说，百感交集，将三个手指头捏在一起，按在额头上，“上帝啊，我什么都不祈求，什么也不需要，只求能够让我休息一下；上帝啊，借你的力量，让我过上安宁的日子吧！”

我被她的哭声吵醒了，然后我从被子下面看着她，心惊胆战地听着她那热诚的祷告。透过雨水浇淋的玻璃窗，秋天的早晨，正在朦朦胧胧地往厨房的窗子里张望。在寒冷的幽暗中，一个灰色的人影在地板上摇来晃去，她的一只手在不停地挥动，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她的头巾总是从她的头上滑落下来，稀疏、灰白的头发从她那小小的脑袋上一直披散到她的脖子和双肩上。老太婆用左手使劲把头巾往上甩，嘴里嘟哝着说：

“真是该死！”

她用力拍打着脑门儿、肚子和两肩，咬牙切齿地说：

“上帝啊，为了我，请惩罚我的儿媳吧！把我所遭受的一切委屈与痛苦，统统都转嫁给她！让我的儿子睁开双眼——你看看她，再看看维克多鲁什卡！上帝啊，请你多多保佑维克多鲁什卡，降福于他……”

维克多鲁什卡就睡在厨房的高架床上；母亲的央告哀求把他给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叫道：

“妈妈，你又是一大早就把人吵醒！简直是要命！”

“好了，好了，睡你的吧。”老太太自知理亏，小声说道。然后，她一声不吭地摇晃着身子，约莫有一两分钟的样子，突然她又恶狠狠地大声嚷嚷道：

“上帝啊，让子弹打穿他们的骨头，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即使我外公祷告时也没有说过这样骇人听闻的话。

她一面祷告，一面喊我起床：

“赶紧起来，可不能把睡懒觉当日子过！快把茶炊生上火，把劈柴抱过来。——引火柴昨晚准备好了吗？哼！”

我尽快把这些事情做完，为的是不再听这个老太婆的唠叨，但要让她感到满意，那是不可能的。她在厨房里一刻不停，像冬天里的暴风雪，东奔西突，呼啸着、咆哮着：

“小点声儿，死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瞧我怎么收拾你！快去杂货店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他们让我去买两俄磅的白面包，给年轻的女主人买两卢布的便宜小面包。每当我买回面包，她们总是心存疑虑地对面包反复察看，拿到手里仔细掂量，问道：

“给没给什么添头？没有？那好，你张开嘴看看！”于是她们得意地大叫：“他把添头给吃了，瞧，牙缝里还留有残渣呢！”

我乐意干活，喜欢清除房内的污垢，擦洗地板，把铜餐具、通风口和门把手，擦得干干净净。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们和好的时候谈论到我：

“挺卖力的。”

“很爱干净。”

“只是太倔了。”

“哎呀，妈妈，他哪儿受过什么教育呀！”

于是，她们俩都竭力要培养我对她们的尊敬，但我认为她们的精神都有些不正常。我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跟她们说话时净顶牛。大概年轻的女主人发现有些话对我不起作用，于是便经常对我说：

“你应该记住，你是贫苦人家出身！我送过你母亲一件丝绸斗篷，还带着玻璃珠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这件斗篷，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皮扒下来给您？”

“老天爷，他简直要纵火啦！”女主人惊骇地喊叫起来。

我大为惊讶：为什么要纵火呢？

她们两个有时候向东家告我的状，而东家则严厉地对我说：

“你呀，小老弟，给我多当心点儿！”

但是有一次，他很不以为然地对妻子和母亲说：

“你们也真够可以的！把一个小孩儿子当马骑了，要是别人，他早就跑了，不然能被你们活活累死……”

这句话把她们俩眼泪都快气出来了，妻子跺着脚，大喊大叫说：

“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头发的傻瓜！经你这么一说，我在他眼里成什么人了？我是个孕妇啊。”

他母亲哭哭啼啼地喊道：

“上帝会宽恕你的，瓦西里，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把这孩子给宠坏的！”

她们走的时候，一个个气鼓鼓的。东家严厉地对我说：

“瞧见了吗，小鬼头，因为你，家里都闹成什么样子了？我要把你送回到你外公那里，还是去捡你的破烂吧！”

我咽不下这口气，便说：

“捡破烂也比在你们这里强！收我当学徒，可你们都教我什么了？整天倒脏水……”

东家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他很小心，并不疼，他盯住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脾气还不小呢！小老弟，这一套在我这儿可吃不开，不——管——用……”

我想他们一定会把我撵走，但是，过了一天，东家来到厨房，手里拿着一个厚纸卷、一支铅笔、一个三角板和一把直尺。

“洗完餐刀——把这个给画出来！”

纸上是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许多多的窗户和雕塑装饰。

“喏，给你圆规！把所有的线都量一下，把线的两端在纸上标个圆点，然后用铅笔比着尺子在两点之间连一条线。先横着画——这叫水平线，再纵着画——这叫垂直线。开始画吧！”

让我干这种干净的工作，而且开始学手艺，我非常高兴，但是我诚惶诚恐地看着这张纸和绘图工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但我马上去洗了洗手，坐下来学着画。我在纸上画出了所有的水平线，一检查——不错！尽管有三条是多余的。然后又画出了所有的垂直线，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房子的下面歪七扭八，非常难看：窗子都跑到隔墙上去了，有一个窗子竟画到了墙外，悬在空中，在房子的边上。房屋正面的台阶也画高了，几乎跟二楼一样高，屋檐出现在房顶中间，一扇天窗画到了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无法挽回的怪物，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一直想弄明白，怎么竟画成这个样子，但是我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补救一下：我在房子正面的屋檐和房顶上画上些乌鸦、鸽子和麻雀，在窗前的地面上画了些长着罗圈腿的人。他们虽然打着雨伞，但也无法完全遮住他们的生理缺陷。后来我在上面画了一条条斜线，把它交给了老师。

老师把眉毛扬得老高，一个劲儿地挠头，然后愁眉苦脸地问道：

“你这画的究竟是什么呀？”

“外面正飘着雨，”我解释说，“雨中的房子看上去都是斜的，因为雨本身都是斜着下的。鸟儿们——瞧，这就是鸟儿们——都躲藏在屋檐下。雨天都是这种情形。而这些人正在往家里跑，你瞧，这位夫人摔倒了，而那一个人，是个卖柠檬的小贩……”

“不胜感激，”东家说，然后他俯在桌子上，头发扫着图纸，哈哈大笑。他大声喊道：“哎呀，我要把你这只野麻雀撕成碎片！”

女主人来了，挺着个大肚子，像水桶似的。她看了一下我的作品，对丈夫说：

“你该狠狠揍他一顿！”

但东家态度和蔼地说：

“没关系，我自己当初也不比他强……”

他用红铅笔标出房子正面画错的地方，然后又给了我几张纸：

“再来一遍！就画这个，一直到画好……”

我的第二张图画得要好一些，只有一扇窗户画到门廊上了。不过，我不喜欢让房子空着，因此我在房子里画了各种人：窗口坐着几位太太，手里拿着扇子；她们的男友在抽烟，其中有一个没有抽，正在怪模怪样地让大家看他的长鼻子；一个马车夫站在台阶旁，一条狗卧在地上。

“你为什么又乱画呢？”东家生气地问道。

我解释说，不画上一些人看着没意思，但他却破口大骂起来：

“让你画的这些东西，统统见鬼去吧！如果你想学，就好好地学！可是，你画的这些东西完全是瞎胡闹……”

当我终于画出一张与原稿相像的房屋正面图时，东家显得非常高兴。

“瞧啊，学会画了！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干起来了……”

然后他给我布置了作业：

“请绘制一幅住宅图，房间怎么设计，门、窗安在什么地方，我什么都不说——全由你自己考虑！”

我来到厨房，开始考虑——从何入手呢？

但是，我对制图工艺的研究到此也就打住了。

东家老太太走到我身边，凶神恶煞地问道：

“你想学制图？”

她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脸直往桌子上撞，我的鼻子和嘴唇都被撞破了，而她还在暴跳如雷，将图纸撕得粉碎，把制图工具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两手叉着腰，盛气凌人地大喊大叫：

“给你，让你去画！不行，这绝对不行！让一个外人去制图，而让自己唯一的弟弟——亲骨肉，一边待着，这能行吗？”

东家跑来了，他老婆也紧跟着过来了，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三个人推推搡搡，互相吐口水，大吵大闹，最后婆媳二人分别大哭起来才算罢休。这时东家对我说：

“这事儿就算了吧，别学了。你自己全看见了，都闹成什么啦！”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一副垂头丧气、万般无奈的样子，永远摆脱不了两个女人震耳欲聋的吵闹声。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想让我学习制图，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她处处刁难我。每当我坐下来绘图前，总是要先问问她：

“有什么活儿要干吗？”

而她总是板着脸回答说：

“有事我会叫你的，你就好好待在桌边胡乱画吧……”

过不了一会儿，她便让我出去干这干那，要不就会说：

“前面的楼梯你打扫得怎么样？旮旯儿里净是垃圾和尘土！快去扫扫……”

我去看了看——根本没有尘土。

“你想跟我顶嘴，是吗？”她喊道。

有一次，她把格瓦斯饮料洒在了我的图纸上，还有一次，她把圣像前的油灯打翻在我的图纸上——她像个小姑娘那样淘气，喜欢恶作剧，耍小聪明，同时又像个孩子那样不会掩饰自己。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我都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动不动就发火，容易得很，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又非常爱挑个眼，总是牢骚不断。一般来说，人们都爱发个牢骚，但对于她来说，发牢骚就像唱歌一样，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她对儿子的爱，近乎走火入魔，其炽热程度既可笑，又可怕，我只能称其为疯狂。有时候，做完晨祷，她站在炉灶台阶上，胳膊肘撑在床头的木板上，嘴里一个劲儿地在念叨：

“孩子，你是上帝给娘的恩赐，是娘的心肝宝贝儿。你纯洁、金贵，像天使身上的羽毛，轻盈飘逸！睡着了——睡吧，孩子，希望你能做个好梦，梦见自己的心上人——天下第一大美人、公主、富商的千金！让你的敌人生下来就一命呜呼，让朋友们个个都长命百岁，希望追求你的姑娘成群结队，像母鸭追逐公鸭那样！”

我感到特别可笑的是：维克多为人粗鲁，生性懒惰，像一只啄木鸟——花里胡哨，大鼻头儿，死心眼儿，木头脑袋。

母亲的喃喃自语，有时会把他吵醒，于是他似睡非睡地嘟哝着说：

“见你的鬼去吧，妈妈，你在我耳边唠叨些什么呀！还让不让人活了！”

有时候，她乖乖地从炉灶台阶上下来，嘿嘿一笑，说：

“好，睡吧，睡吧……说话没大没小的！”

但有时也有这种情形：她两腿一弯，扑通跪在炉灶边上，张开嘴，使劲呼着气，好像舌头被烫着了似的，一口气说了许多带刺激性的话：

“原来是这样呀？狗东西，是你让你母亲见鬼去的，是不是？我说，你呀，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是我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是魔鬼让你钻进了我的灵魂，出生前你怎么没有烂掉呀！”

她满口污言秽语，都是酒后骂大街的脏话，简直不堪入耳，令人毛骨悚然。

她睡得时间不多，而且睡得很不踏实，有时一夜能从炉炕上起来好几次，躺在我身边的长沙发上，把我从梦中叫醒。

“您怎么啦？”我说。

“别说话，”她小声说，一面画着十字，眼睛直朝黑的地方张望，“上帝啊……伊利亚先知啊……受苦受难的圣徒瓦尔瓦拉啊……请保佑我消灾免祸，一生平安……”

她伸出手，哆哆嗦嗦地点上了蜡烛。她紧绷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圆脸，一双灰眼睛心神不定地眨巴着，仔细注视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的空间很大，但被许多箱子、柜子塞得满满的，夜里看起来显得很狭小。月光悄无声息地照进了厨房，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摇曳不定。墙上挂的厨用刀具闪闪发光，像一个个晶莹的冰柱。架子上发黑的煎锅犹如一张张没有眼睛的圆脸。

老太婆小心谨慎地从炉炕上爬了下来，就像从河岸上下到水里似的。她光着两只脚，一步步地向屋角走去。屋角里放着一个大水盆，水盆上面挂着一个洗手器，洗手器上有两个耳把，看上去很像一只被砍下的头颅。旁边是一只盛满水的大桶。

她一面喝水，一面停下来喘喘气，然后透过玻璃上结的淡蓝色的冰花，向窗外看了看。

“上帝啊，宽恕我吧，宽恕我吧……”她小声恳求道。

有时候，她熄灭了灯，双膝跪下，满腹委屈地喃喃自语道：

“上帝啊，谁会爱我，谁会需要我呢？”

她往炉灶上爬的时候，冲着烟囱门画了个十字，然后伸手摸了摸，看看风门放置得是否妥当。她粘了一手的烟黑，嘴里骂骂咧咧的，但不知为什么，忽然一下子便睡着了，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她击倒了似的。当我受她的气时，心想：可惜外公没有娶她，要不她准会把他折腾得够呛！不过她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她常常欺侮我，但有时候，她那张浮肿的棉花脸也会显得十分忧郁，满眼的泪水。这时她会非常恳切地说：

“你以为我活得容易吗？我生养孩子，照料他们，把他们带大——我为了什么？成天给他们当老妈子，我就那么舒服？儿子一娶媳妇便忘记了自己的亲妈——这样难道好吗？你说呢？”

“不好。”我诚心诚意地说。

“啊哈？这不就结了……”

于是，她肆无忌惮地议论起儿媳来：

“有时我和她一块儿洗澡，看见过她的身子！他迷上她什么了呢？这种女人能算美人吗？”

关于男女间的关系，她总是说得污秽不堪，令人作呕。起初我对她的话很反感，但很快我也就习惯了，而且听得很认真，有滋有味，感到她的话里包含有某种苦涩的道理。

“女人是一种力量，她连上帝都欺骗过，没想到吧！”她唠唠叨叨，一面用手掌拍打着桌子，“因为夏娃的缘故，人们才纷纷下了地狱，瞧这事给弄的！”

关于女人的力量，她说起来是没完没了，而且，我总觉得她话里话外是想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得她说“夏娃欺骗了上帝”那句话。

我们院子里有一栋厢房，跟正房一样大。两栋房子八套住宅中有四套住的是军官，第五套住了一位团队的神父。院子里全都是勤务兵和通信兵。洗衣女工、女佣和厨娘常到他们那里去。各家的厨房里经常发生些爱情纠葛和悲剧，哭闹、打骂之声不断。当兵的之间时常斗殴，他们跟房东家的掘土工和其他工人也时常打斗。他们经常殴打女人。院子里总是闹得乌烟瘴气，荒淫无耻、伤风败俗之事层出不穷——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忍受不住寂寞难耐的性饥渴。这种生活充满了残暴的肉欲、莫名其妙的折磨和强者对弱者的脏人耳目的炫耀。东家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对这种生活总是要详详细细、没羞没臊地议论个够。老太婆对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讲起来是兴高采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年轻的女主人听这些故事时一声不吭，只是咧着厚嘴唇在一边微笑。维克多哈哈大笑，而东家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都不许我说啦！”讲故事的人抱怨道。

维克多给她打气说：

“讲吧，妈妈，有什么好难为情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的态度是讨厌加遗憾；他尽量避免和母亲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块儿，她便喋喋不休地向儿子诉说儿媳的不是，而且少不了向他要钱。他急忙往她手里塞上一两卢布或几枚银币。

“妈妈，您要这钱也没用，不是我舍不得给，而是您没地方用！”

“要知道，我可以施舍给穷人，去教堂时买蜡烛……”

“喏，那里哪有什么穷人？您非把维克多宠坏不可。”

“你不喜欢弟弟，这可是在作孽啊！”

他朝她挥了挥手，走开了。

维克多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粗暴，经常冷嘲热讽。他总是吃不够，老是叫饿。每到星期天，母亲都要摊煎饼，她总是留几张，藏在一个陶罐里，放在我睡觉的长沙发下面。维克多做完午祷一回来便拿出陶罐，嘴里嘟囔着说：

“就不能多烙几张吗？抠门的大管家！”

“你快点吃吧，别让人看见……”

“我偏要讲，就说煎饼是你给我偷着拿出来的，整个一个三只手！”

有一次，我把瓦罐拿出来，吃了两张煎饼——为这事维克多把我打了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常常欺侮我，一天能让我擦三次皮靴。他在高架床上躺下睡觉时，使劲晃动床板，往床板缝里吐唾沫，想吐到我头上。

维克多的哥哥常常说“好斗的母鸡”，他大概是想学哥哥的样子，也时常说些俏皮话，但他说得蹩脚至极，简直莫名其妙。

“妈妈，向右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常拿一些愚蠢透顶的问题缠着我不放：

“阿廖沙，你说说：为什么写起来是‘淡蓝’——而念起来却是‘粉蓝’？为什么人们常说‘喇叭裤’而不说‘木桩裤’？为什么说‘到树跟前去’而不说‘到那儿去哭’? ”

我不喜欢他们人人都这样说话。我在外婆和外公的熏陶下谈吐文明，语言优美，起初，我听不懂他们胡乱搭配的词组的意思，比如，像“吓人的滑稽”“我想吃死了”“可怕的愉快”等。我觉得，“滑稽”不可能“吓人”，“愉快”并不“可怕”，而且所有的人死前总是要吃东西的。

我询问过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张口便骂骂咧咧的：

“嗬，好一位教师爷，你们瞧呀！非把他耳朵采摘下来不可……”

然而，把“耳朵采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可以“采摘”的，只能是花、草、榛子之类。

他们曾试图向我证明，耳朵也是可以采摘的，但是他们未能说服我，于是我非常得意地说：

“耳朵毕竟是不能够采摘的呀！”

周围的野蛮行为、恶作剧、卑鄙龌龊的无耻勾当，实在是太多了，比“妓院”林立、“野妓”成群的库纳维诺大街上多多了。在库纳维诺，从卑鄙下流和胡作非为的后面，还能够感觉得到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原因，那就是生活艰难，食不果腹，劳动繁重。但是，这里的人们却衣食不愁，悠闲自在，他们的工作就是莫名其妙地瞎忙，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其实，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辛辣的、令人烦恼不已的无聊氛围之中。

我生活得很不愉快，但更糟糕的是，每当外婆来看我时我心里那种难受的感觉。外婆总是从偏门进来，来到厨房，先对着圣像画十字，然后对妹妹深深地一鞠躬；她这一鞠躬犹如千斤重负，压得我简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

“啊，你来啦，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冷冷地说，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我已经认不出我外婆来了：她谦恭地抿起嘴唇，整个脸变得都不认识了。她悄无声息地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下来，旁边就是一个脏水盆；她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一声不吭。回答妹妹的提问时，声音很小，毕恭毕敬。

这使我感到非常难受，于是我没有好气地说：

“你怎么坐到这儿呀？”

她亲切地冲我使了个眼色，态度严肃地对我说：

“你不要乱说话，这里当家的可不是你！”

“他总是爱管闲事。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改不了。”女主人开始向外婆告起状来。

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姐姐：

“怎么，阿库林娜，你还在要饭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不嫌丢人现眼，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据说，耶稣基督也要过饭……”

“这都是一些蠢货、异教徒在胡说八道，而你这个老糊涂却听信他们这些胡言乱语！耶稣基督可不是乞丐，他是上帝之子，据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公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请记住：还有死人！老太婆，逃是逃不出他的手心的，化成灰烬也不行……以前你们有钱时，我曾经向你们寻求过帮助，你和你的丈夫瓦西里傲慢得很，上帝会替我惩罚你们的……”

“我可是尽力帮助过你的，”外婆不以为然地说，“不过上帝还是惩罚了我们，这你是知道的……”

“惩罚得还不够！”

这位妹妹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狠狠地把外婆数落了一顿，伤透了她姐姐的心。我听着她那喋喋不休的恶言责骂，感到既难过，又不解——外婆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在这种时候我就很不喜欢她。

年轻的女主人从房内走了出来，客气地冲外婆点点头：

“到饭厅来吧，没关系，来吧！”

这位妹妹紧接着对外婆说：

“把两只脚擦一擦，穷乡僻壤的，到处都是泥巴！”

东家看见外婆倒很高兴：

“啊，聪明的阿库林娜，日子过得怎么样？小老头儿卡希林还健在吧？”

外婆冲他微笑着，一脸真诚。

“还在硬撑着干呀？”

“一直在干！跟囚犯一样。”

外婆跟他说起话来，态度亲切、和蔼，但是像个长者。有时他还提到我母亲，说：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这个女人呀——整个一个大力士，不是吗？”

这时他妻子转身对我外婆插话说：

“您还记得我送过她一件斗篷的事吗——一件黑的、丝绸的，还带着玻璃珠？”

“哪能不记得呢……”

“那是一件很好的斗篷……”

“没错，没错，”东家喃喃道，“斗篷，莲篷，而生活则是顶圆圆的帐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妻子疑心地问道。

“我？没什么……快乐的日子春去秋来，善良的人们来去匆匆……”

“我不懂，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女主人惴惴不安地问道。

后来我外婆被领去看新生的婴儿了。我把桌上用过的茶具收拾起来。这时，东家若有所思地轻声跟我说：

“你外婆可是个好人啊……”

我很感谢他说的这句话，可是当我单独和外婆在一起时，我心里很难受地对她说：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呀？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唉，阿廖沙，我都看见了。”她回答说。这时，她看着我，慈祥的脸上露出善良的微笑，我感到非常惭愧：不言而喻，她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了解，也知道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所思所想。

她谨慎地望了望周围，看看有没有人在，然后一把将我搂住，非常亲热地说：

“要不是你在这里，我才不来呢，我为什么要来看他们呢？何况你外公还病着，我得伺候他，我不干活儿，手里就没钱……可是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了出来，得管他吃喝。他们答应一年给你六卢布，所以我现在想，他们能不能给——哪怕一卢布也行呀？因为你在这里已经有半年了……”她凑近我耳边说：“他们叫我好好说说你，骂你一顿，说你谁的话都不听。好孩子，你应该在他们这里待下去，忍耐一两年，等你长大成人！忍耐一下，好吗？”

我答应忍耐下去。但这太难了。这种贫穷、乏味、一切只为糊口的生活，使我感到非常压抑，整天跟做梦一样。

有时候我想：必须逃走！但眼下正值该死的隆冬季节，每到夜晚，暴风雪肆虐，阁楼上狂风怒号，房屋上的人字架被冻得嘎吱嘎吱响，往哪儿逃呀？

他们不让我出去玩，而且也没有时间玩。冬天白天短，家务事一忙，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

但我必须得去教堂。每到星期六我都要做夜祷告，通宵达旦。每逢节日，我要做晚祷告。

我喜欢到教堂里去。随便找个空荡、黑暗的角落，往那儿一站。我喜欢从远处观看教堂里的圣像壁——它好像在烛光中被熔化了，化为一条条金灿灿的小溪，向讲经台那灰色的石地板上缓缓流去。众圣像幽暗的身影，在轻轻地晃动；在通往祭坛的正门两旁，由许多圣幛组成金色花环在轻快地飘动着，摇曳的烛光像一只只金色的蜜蜂，悬挂在淡蓝色的空中，而妇人和姑娘们的脑袋则像是一朵朵鲜花。

周围这一切和唱诗班的合唱，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像童话般那样神奇，整座教堂像一个摇篮，开始轻轻地摇动——在漆黑的夜空中轻轻地摇动。

有时候，我觉得教堂深深地沉入了湖底，从地面上消失了。它在过一种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也许这种感觉是由于我听了外婆讲的关于基捷日城的故事之后才有的，而且，我常常随着周围的一切，朦朦胧胧地摇晃着身子，在唱诗班的歌声、祷告的嗡嗡声和人们的叹息声的催眠下，弄得我昏头昏脑，如堕五里雾中。我暗自背诵着优美动听、哀怨凄迷的故事：

复活节早祷时分，

有一群万恶的鞑靼人，

他们如狼似虎，

把美丽的基捷日城

围得水泄不通。

啊，主呀，我们的上帝，

至高无上圣母！

请保佑你们的奴仆吧，

让他们安心做完早祷，

悉心聆听《圣经》的教导！

啊，请不要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教堂，

侮辱我们的妻女，

作践我们的孩子，

残杀我们的老人！

啊，万能的上帝听见了，

至高无上的圣母听见了，

他们听见了人们的悲叹，

听见了基督徒们的哀伤。

上帝耶和华发话了，

对大天使米哈伊尔说：

“去吧，米哈伊尔，

让基捷日来个大地震，

把整个城市沉入海底；

让那里的人们一直去祈祷，

早祷、夜祷、通宵达旦，

没有休息，忘记疲劳，

让教堂所有的圣事——

年年岁岁，代代相传！”

那些年，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婆的故事诗，如同蜂房里装满了蜂蜜。好像我思考问题时也采取诗歌的形式。

我在教堂里不做祷告，因为面对外婆的上帝，我不好意思重复外公那种牢骚满腹的祷告词和如泣如诉的赞美诗；我相信，外婆的上帝和我一样，是不会喜欢这种祷词和赞美诗的，何况它们都已经印在了书上，就是说，上帝跟所有识字的人一样，早就烂熟于心了。

所以，在教堂里，每当我的心因某种甜蜜的忧伤或昔日小小的伤痛而有所触动时，我便努力编写我自己的祷告词；只要我一想到我那苦难的命运，催人泪下的词句便立马涌上心头，出口成章：

上帝啊，上帝——我寂寞难耐！

请让我快快长大吧！

不然，这日子实在难以忍受，

宽恕我吧，这样我宁可去上吊！

进城学艺——一事无成，

马特廖娜这老妖婆，

整天冲着我鬼哭狼嚎，

长此下去，我怎能吃得消！

有许多祷告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童年的记忆，像一道道伤疤，真是深入肌肤，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在教堂里感到很舒服，就像置身于森林和田野一样。一颗幼小的心灵饱受屈辱，被凶险残暴的生活所玷污，如今，在朦胧、热诚的幻想中，这颗心灵得到了洗涤与净化。

但只有在全市暴风雪大作、天寒地冻的时候，我才到教堂里去，那时天空像被冰封了似的，狂风把它撕成一块块雪云，大地在一座座雪堆下也被封得严严实实，看来已是永无生机，绝不会再复苏了。

我很喜欢静悄悄的夜晚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步，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直走到一些最偏僻的角落。有时候，走着，走着，好像长了翅膀，身子轻飘飘的。我独自一人，仿佛是天空的月亮，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面前缓缓移动，遮住了雪地上的亮光，因此常常可笑地撞到防护栏和栅栏上。一个巡夜人在当街走着，手里拿一只木梆子，穿一件大厚皮袄，他身边的一条狗在瑟瑟发抖。

这是一个行动笨拙的人，看上去像是一间狗舍，他离开院子，沿街而行，不知要到哪里去，而那条倒霉的狗——一直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迎面会碰上一对对快乐的青年男女，我心里想，他们一准儿也是做夜祷告的时候溜出来的。

时而飘过一种特殊的气味，通过灯火明亮的小气窗，渗透到清新的空气之中；这是一种奇妙的、我从未闻到过的气味，它暗示着这里有一种我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生活。于是我站在窗下，耳听鼻嗅，猜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人住在这座房子里？现在正是夜祷告的时候，而他们却在寻欢作乐，热闹非常，弹奏着一种很特别的吉他，铜质的琴弦，透过小小的气窗，传出铮铮的乐声。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坐落在很少有人去的季洪诺夫大街和马尔丁诺夫大街拐角处的一座矮矮的平房。我是在谢肉节前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来到这里的，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透过方形的小气窗，随着暖烘烘的气流传了出来，它仿佛是一位体格健壮、心地善良的人闭着嘴巴哼唱出来的，听不清楚歌词，但歌曲我感到非常熟悉，而且明白易懂，尽管有一种弦乐器的声音使人很难听下去，因为它总是令人讨厌地连连打断他的歌声。我坐在防护栏上，心想，这声音肯定是一种音量特大的什么琴发出来的，真让人有些受不了，因为听起来耳朵几乎都被震疼了。这琴声有时是那样强劲，好像整座房子都被震得直颤抖，窗上的玻璃哗哗直响。雨水从屋顶上往下滴，泪水从我眼睛里往下流。

巡夜人不声不响地来到我身边，把我从防护栏上推下来，问道：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听音乐。”我解释说。

“未必吧！走开……”

我绕着这个小区，迅速跑了一圈，又回到了窗下这个地方，但这座房子里已经没有人演奏了，人们的欢声笑语从气窗口里源源不断地传到大街上，而且这声音听起来跟刚才那种悲悲切切的音乐截然不同，我仿佛置身梦中。

后来几乎每个星期六我都到这座房子跟前来，但是只有一次，是个春天，我在那里又听到了这个大提琴的声音——它连续不断地一直演奏到深夜。我回家后挨了一顿揍。

冬天的夜晚，有星光陪伴，在市内荒无人迹的大街上信步漫游，这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我特意选择那些距市中心较远的大街，因为中心大街上的路灯多，东家的熟人可能会看见我，这样东家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做夜祷，跑出去玩了。麻烦的是那些醉鬼、警察和“街头”女郎。而在偏远处的大街上，只要窗户没有结冰，里面没有挂窗帘，便可以往一楼的窗户里窥视。

从这些窗子里可以看到许多画面：我看见人们如何做祷告、如何接吻、如何打架、如何玩牌，以及如何忧心忡忡地进行无声的谈话，在我的面前，展现出的是一种无言的、像鱼一样的静悄悄的生活，就跟花一卢布可以看一次拉洋片一样。

我看见两个女人坐在地下室的桌旁——一个很年轻，一个年长一些。坐在她们对面的是一个头发很长的中学生，他正在比比画画地给她们读一本书。那年轻女子一边听，一边紧皱双眉，身子靠在椅子背上；那年长一些的——身材苗条，头发蓬松，突然双手捂着脸，肩膀抖动起来。这时那中学生赶紧把书撂下来。而当那个年轻女子拔腿跑出去后，中学生则跪倒在头发蓬松的女子面前，而且开始亲吻她的双手。

我在另一个窗口里看见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让一个穿红上衣的女人坐在他的膝盖上，像哄孩子似的摇晃着她，而且张着嘴，瞪着眼，看上去在唱着什么。这女人笑得浑身颤动，前仰后合，两只脚乱踢腾；他把她身子扶正后，又开始唱起来，而她也跟着大笑不止。我看了好长时间，当我明白他们准备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时，我便走开了。

有好多类似的情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而且常常因为看得太入迷而误了回家的时间。这引起了东家一家人的怀疑，他们总是问我：

“你去的是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主持的圣事？”

全市的神父他们都认识，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读《圣经》的哪个部分。他们什么都了解，所以，要戳穿我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婆媳二人都信奉我外公的那个容易动怒的上帝，他要求信徒们对他必须怀着敬畏的心情。这两个女人经常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上——甚至吵架时她们也拿他来威胁对方：

“你等着瞧！上帝会惩罚你的，准会让你变成个驼背，浑蛋！”

大斋第一周的星期日，老太婆摊煎饼，可是全煎煳了。她的脸被烤得通红，愤怒地喊道：

“哎呀，真他妈见鬼了……”

这时，她忽然闻了闻煎锅，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将煎锅拿下来后，往地上一扔，号叫道：

“天哪，煎锅上怎么有荤腥味儿，这是犯忌讳的呀，一定是我星期一斋戒前没有把上面的油腥味烧干净，上帝啊！”

她双膝跪下，流着眼泪乞求道：

“上帝啊，看在你受难的分上，请宽恕我这个死老婆子吧！上帝呀，就别惩罚我这个老糊涂了吧……”

摊出来的煎饼都喂狗了，煎锅又重新被烤了一遍，可是儿媳在吵架时对婆婆仍然不依不饶：

“您竟然在斋戒期间用有荤油的煎锅摊煎饼……”

她们都把自己的上帝扯到各种家务琐事中来，扯进各人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来——这样一来，原本单调乏味的生活便具有了外在的意义和重要性，仿佛她们每时每刻都在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服务。这种把上帝牵扯进无聊琐事的做法，使我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我不由自主地总是往身边的各个角落里察看，感到自己无时不在受到一种无形的监视，每到夜间，我就被恐惧所笼罩，令人心惊胆战——这种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因为那里，在黑黢黢的圣像前，供奉着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

碗架旁边有一个大窗户，一根立柱把窗子分为两半。深不见底的蓝色大空洞正在向窗内窥视，看来，这座房子、厨房和我，统统都在这个大空洞的边缘上挂着，只要稍一晃动，都会跌入冷风飕飕的蓝色大空洞，与众星擦肩而过，飞向远处，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悄无声息，像石沉大海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久久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敢翻身，等着看可怕的死亡降临。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医治好这种恐惧的了，但我很快就康复了。不用说，我外婆的慈善的上帝在这方面帮了我的忙，而且我想，当时我已经悟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我尚未做过任何坏事，无罪受罚——这不符合法律，而别人的过失——不该由我负责。

午祷时间我也跑出去玩了，尤其是在春天，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决不会放我去教堂的。要是他们给我两卢布的灯油钱，那会把我彻底给害了：我会用这钱去买羊拐子，然后整个午祷时间全用来玩它了，不用说，回家的时间肯定要晚。而有一次，我竟然把给我买追荐亡魂名录和圣饼用的十卢布全都输掉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偷了教堂执事从祭坛上撤下来的别人的圣饼。

我特别贪玩，简直都玩疯了。各种游戏——无论是羊拐、球类和击木，我玩起来都得心应手，出类拔萃，很快，我在附近几条街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大斋期间，我不得不斋戒，于是我便到我们的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那里去忏悔。我原以为此人非常严厉，过去我个人有许多对不住他的地方：我用石头砸过他家花园的凉亭，专门和他的孩子们作对，总之，他可以向我提起不少引起他不快的种种举动。这使我感到很难为情，因此，当我置身那座简陋的教堂，排队等候忏悔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在怦怦地跳动。

但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热情地欢迎了我，很随和地惊叫道：

“哎呀，我的邻居来了……喏，请跪下来！你有什么罪呀？”

他把一块沉甸甸的丝绒布盖在我头上，迎面扑来的蜂蜡和神香的气味，使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说话都有些困难，而且，我也不想说了。

“你听大人们的话吗？”

“不。”

“你要说‘我有罪’! ”

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说：

“我偷过圣饼。”

“是吗——怎么偷的？在什么地方？”神父想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道。

“三圣徒教堂，圣母节教堂和尼古拉教堂……”

“嗯，嗯，各个教堂都偷过！这个，小老弟，这可不好，这是一种罪过，你懂吗？”

“我懂。”

“你要说‘我有罪’！真是不长记性。你偷出来是要吃吗？”

“有时候是为了吃，再不就是玩拐输了钱，可我必须得把圣饼带回家，所以，我才去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喃喃地说些什么，听不清楚，而且显得很疲劳。后来他又提了几个问题，突然，他严厉地问道：

“你读过地下出版物吗？”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他问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反问了一句：

“什么地下出版物？”

“就是禁书，你读过吗？”

“没有，什么禁书也没读过……”

“你的罪过已经被宽恕了……快起来吧！”

我惊讶地看了看他的脸——一副若有所思、乐善好施的样子。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非常惭愧，因为让我来忏悔时，东家家里人说了许多关于忏悔的骇人听闻的话，他们劝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忏悔自己所有的罪过。

“我朝您的凉亭扔过石头。”我说。

神父抬起头，说道：

“这样也不好！去吧……”

“我还打过您的狗……”

“下一位！”多里梅东特神父向我身后看了看，喊道。

我走了出来，心里有一种上当受骗和被愚弄的感觉，因为我原以为忏悔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呢，可结果并不可怕，甚至没有多大意思！只有关于我看没看过禁书的问题还有点意思。我想起了那个在地下室给两个女人读书的中学生，还想起了“好事儿”——他同样有许多很厚的黑皮书，还有些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东家他们给我十五卢布的辅币，让我去领圣餐。由于复活节来得晚，积雪早已融化，街上也已经干了，路上尘土飞扬。那是个阳光明媚、喜气洋洋的日子。

在教堂围墙旁边，一大群工人师傅兴高采烈地在玩羊拐。我想，待会儿再去领圣餐也不迟，于是，我便对那些玩拐的师傅们说：

“算我一个吧！”

“要参加玩，得交一卢布。”一个棕红色头发的麻脸师傅态度傲慢地说。

但我也毫不示弱，说：

“左手第二对，押三卢布！”

“把钱放上！”

于是赌局便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的辅币换开，在一长排下赌注的地方，把三卢布押在一对羊拐处——谁要是击中这对羊拐，谁就把钱赢去；要是击不中，他就输三卢布。我很走运：有两个人击打我的赌注，结果都没有击中，最后我从两个大老爷们儿手里赢了六卢布。这大大提高了我的士气……

不过有一个玩拐的却说：

“盯住他，伙计们，别让他赢了钱就跑……”

这话让我非常生气，盛怒之下，我粗声大气地甩了一句：

“左边最边上的一对，我押九卢布！”

但我这句话并没有给玩拐的人留下明显的印象，只有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做出了回应，他警告说：

“当心点，这家伙手气特别好，他是兹韦兹金大街的制图员，我认识他！”

一个瘦瘦的工人师傅——从身上的气味判断，是个皮匠，他挖苦地说：

“鬼机灵？好哇……”

他对准我的赌注，用一只灌了铅的羊拐打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击中。他弯下身问我：

“会哭鼻子吗？”

我回答说：

“最右边的那一注——三卢布！”

“同样得归我。”皮匠夸口说，但是他却输了。

做庄家不能一连超过三次，于是我开始击打别人的赌注，这样我又赢了四卢布和一堆羊拐。但是，当再次轮到我坐庄时，我押了三次注，而且钱都输光了。不过正好，这时午祷已经结束，钟声响起，人们纷纷走出教堂。

“结婚了吗？”皮匠问道。他想抓住我的头发，但是我一挣脱，跑开了。我追上一个身穿节日盛装的小伙子，彬彬有礼地问他：

“您领圣餐了吗？”

“领了，怎么？”他一脸怀疑地看着我回答说。

我求他给我讲讲圣餐是怎么领的，领圣餐时神父都说些什么，当时我应该做些什么。

小伙子严厉地把眉头一皱，用吓人的声音喊道：

“领圣餐时你玩儿去了吧，异教徒？哼，我什么都不告诉你，等着你父亲扒你的皮吧！”

我跑回家去，相信他们一定要问我，而且肯定会知道我根本没有去领圣餐。

但老太婆向我打过招呼后，只问了一件事：

“教堂执事的圣餐酒钱你给多了吗？”

“给了五卢布。”我顺口说道。

“给他三卢布就可以了，另外两卢布自己留下，你也真是！”

春天到了。大自然每天在变换新装，一天比一天更鲜艳，更宜人。鲜嫩的小草和白桦树的新绿，散发出醉人的清香。新春使人迫不及待地想到野外去，仰面朝天地躺在暖洋洋的大地上，倾听百灵鸟的歌唱。可是我呢——却在清洗冬季的衣裙，把它们一一装进箱子，将一张张的烟叶撕成碎片，清除家具上的灰尘，从早到晚，净干些我不喜欢、也没必要的事情。

空闲的时候，我完全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们这条街，单调无聊，空空荡荡，往远处走，又不让去。院子里都是些性情暴躁、精疲力竭的掘土工和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厨娘与洗衣女工。每天晚上，他们这群打情骂俏的狗男女，全都在一起鬼混——我感到非常反感和气愤，真想变成个瞎子，眼不见为净。

我拿着剪刀和五颜六色的纸张来到阁楼上，将这些纸剪成各种花边图案，作为装饰，把它们贴在房梁上……也算是我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我心烦意乱，总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的人们能够少喝点酒，少吵点架，大家不再那么喋喋不休地向上帝抱怨个没完，不再那样动不动就欺侮人，吹胡子瞪眼睛地责骂人。

星期六复活节那天，人们把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迎到市内，圣像在城里要留置到六月中旬，而且要对各家各户和各个教区的所有人家进行巡访。

在一个平常日子的上午，圣像光临我们东家家。当时我正在厨房里擦洗铜餐具，年轻的女主人从房内惊慌失措地喊道：

“快打开大门，奥兰斯基修道院的圣母到了！”

我赶紧跑下楼——身上很脏，一手的油污与砖粉——打开大门。一位年轻修士一手掌灯，另一只手提着香炉，小声抱怨说：

“还在睡懒觉呀？快来帮一把……”

两位居民沿着狭窄的楼梯把沉重的神龛抬了进来，我用两只脏手和肩膀从旁帮他们抬着，后面是一些体态笨重的修士。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一脸不乐意的样子，瓮声瓮气地唱道：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请为我们向上帝祈祷吧……”

我一想，糟了——

圣母肯定会怪罪我，因为我抬她时，身上这么脏，我的手肯定会烂掉……

他们把圣像供奉在前厅一角的两把椅子上，椅子上面铺着干净的床单，神龛两边各有一名修士守护着；两位修士年轻英俊，像天使一般眉清目秀，喜气洋洋，一头蓬松的秀发。

他们开始做祷告。

“啊，万民颂扬的圣母呀，”一个大个子神父声音高亢地唱道，同时伸出一个发红的手指头，去触摸被他的蓬松头发遮着了的胖耳垂。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请多多保佑我们……”修士们有气无力地唱道。

我喜欢圣母。听外婆说，大地上所有的鲜花和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圣母为救助穷人而撒播的。后来，该去吻圣母的手了，因为没看见大人们是怎样做的，我便战战兢兢地吻了吻圣母像的脸和嘴唇。

有人一把将我推到门口的一个角落里。我不记得修士们是怎样把圣像抬走的了，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地板上，东家一家人围着我。他们惊恐万状，同时又忧心忡忡地议论纷纷：现在该拿我怎么办呢？

“应该跟神父谈谈，他学问大，见多识广。”东家说，而且毫无恶意地骂我道：

“真是不懂事，难道你不知道不能直接亲吻嘴唇吗？还在……学校里念过书哩……”

有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要大祸临头，在劫难逃——那会是怎么样呢？我用脏手抬过神龛，吻圣像又越了轨——这事是绝不会就此拉倒的，不会放过我的！

但看来圣母宽恕了我出于真诚爱戴而无意间犯下的过失。要么就是她的惩罚非常轻微，以致经常受到好心人惩罚的我，没有怎么感觉出来。

有时候，为了气气东家的老太婆，我痛心疾首地对她说：

“圣母显然把惩罚我的事给忘了……”

“你等着吧，”老太婆恶狠狠地说，“还早着呢……”

我用粉红色的茶叶包装纸、锡箔纸、树叶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贴成各种图案花纹，把阁楼的房梁装饰起来，同时，我用教堂唱诗班的曲调，把我临时想到的内容随口唱了出来，就跟卡尔梅克人在旅途中边走边唱一样：

我坐在阁楼上，

手中的剪刀忙，

剪纸不停手，

心里憋得慌！

假如我是条狗——

就撒腿跑四方，

如今遭人骂：

你小子，别轻狂，

若不想皮肉苦，

那就别声张！

老太婆看了看我手里的活计，摇摇头，嘿嘿一笑，说：

“你若把厨房也这样装饰一下就好了……”

有一次，东家来到了阁楼上，他看了看我的这些布置，叹口气说：

“你呀，彼什科夫，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真是见你的鬼了……你真的想当魔术师吗？简直让人琢磨不透……”

他给我一枚尼古拉时期发行的很大的五戈比的硬币。

我用细铁丝将硬币缠起来，把它像勋章一样悬挂在我那花花绿绿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

但是一天后，这枚硬币便不见了，缠着它的铁丝也不翼而飞，我深信：是老太婆把它给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