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留学梦碎

第一个选择是出国。

改革开放之前，出国留学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到了1981年，一项新的留学政策正式出台—国家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顿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普通学生也有了梦想成真的可能，特别是像我这样有着“海外关系”的家庭，只要海外的亲戚担保，出国读书的手续很容易就能办成。

备注：

新中国的留学制度，从1964年至1981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4年，当时的新中国曾经公派过一批学生前往欧洲各国留学，计划培养一批精通外国语言的专门人才，为国家外交工作提供帮助。这批学生的选拔标准非常简单—家庭出身要“根正苗红”。至于语言天赋和外语基础，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便如此，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批学生多数被急召回国“参加革命”，原本的学习任务全部终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是为了外交需要，国家再度零星选派了几批学生出国留学。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女儿丛军，就是在“文革”时期送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比出国学习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们是维系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纽带。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国留学的大门才被重新打开。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留学生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随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和学者公派出国留学。

1981年，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我国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自费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此，自费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解放前，我的祖父曾有意将他的儿子们陆续送到国外念书。作为长子的父亲本应是第一个出去的，却因为身体抱恙最终未能成行。这件彻底改变了父亲命运的旧事，可以说是父亲终生的遗憾。现在国家终于对外开放了，出国的机会再次摆在了眼前。

在这种情况下，把儿子送出国，获取国外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实现父亲当初未能实现的愿望，显然是父亲最大的念想。因此，对于我出国留学的打算，他是举双手赞成的。

于我而言，能够出国读书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首先，出国留学不仅意味着我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与生活环境，更能帮助我摆脱痛苦不堪的数学、物理；其次，英文是我高中时仅有的“拿得出手”的科目之一，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只要稍微冲刺一下，达到出国所需要的标准并非难事—起码比学好数学、物理考高考简单得多。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简直是发了疯般地想要出国，去美国读书。

在家庭成员统一意见之后，父亲立刻开始为我奔波联系。当时对我家而言，最大的优势便是我的叔叔在美国定居。于是父亲立刻与叔叔联络，希望叔叔能够做我出国留学的担保人。

和二叔合影（左三）

对于这样的请求，叔叔欣然接受。他深知兄长在国内遭受的苦难，任何能改善亲人生活的事情，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忙，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再说，我是曹家的长子嫡孙，担保我出国既是父亲的请求，也是祖上的心愿，叔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然而，就在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各项准备一帆风顺，出国留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却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其他亲戚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出国的机会，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这着实给我叔叔出了一个大难题。

最终，为了平衡整个家族的关系，出国的事儿还是“黄”了。出国梦的破碎令我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低落的心情、沮丧的情绪持续了好久才逐渐平复。

当然，现在看来，命运的这番戏弄反倒是将我带上了另一条更加光明的大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十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还特地和叔叔说：幸好那时没去成美国，要不然现在过得肯定还不如在国内呢。叔叔也觉得非常欣慰。他说，每次在中文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时，都觉得特别高兴。在他那里，还保存着一张刊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期与我合影的英文版报纸。他常常会想，当初没担保我出来还真是“错进错出”，为曹家做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