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高考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算不上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始终就是在这样一个中游水平徘徊。现在想来，这和我当时比较顽皮、在学习以外花费的时间比较多有关系。相比起“学霸”们每天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电影、看演出、学琵琶、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上，学习只是靠平常的小聪明勉强维持，因此始终处于班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整个国家对读书、学习都不是很重视，虽然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碰到过因为“停课闹革命”之类的事情，教学秩序始终比较有序，但总体上大家对知识并不重视。那时候，工厂的工人是最“吃香”的，收入殷实、社会地位高、谈恋爱找对象也更受欢迎，而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那是“臭老九”，只有被批判的分儿。

当然，无论社会主流观念如何判断，我父亲心中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终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重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但即便有这样的想法又能如何呢？“文革”期间高考被废止，考大学不看成绩看成分，只有出身“又红又专”的人才有可能上大学，像我这种“资本家”的孩子，就算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羡慕的分儿。

所以，我的父亲才会让我去学小提琴、学琵琶，掌握一技之长，而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校的课程上面。至于学习，那也是必需的，但是所学的内容更多的是课堂以外的东西—历史、文学、艺术、外语……这些知识都由父亲手把手来教我，或是经由父母创造条件让我去体验、感受，与学校所学的知识、学校考试的内容关系不大。

1975年，我小学毕业。和锦园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们的初中几乎也是就近分配的。我读书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甚至说，用“普通”来形容，已经算是对它的褒扬了。当时学校里，时不时会有学生因为打群架什么的，被送去“工读学校”。足以见得这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多么淡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看着长辈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当时年仅13岁的我并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会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顿时，我猛然发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扇原本被锁得死死的大门忽然打开了，我也可以像父亲那样，享受高等教育了！

这个消息对父亲的刺激甚至比我更加巨大。一直以来，父亲都希望我能努力读书，像他一样考上大学，成为高文化、高学历、高素质的社会栋梁。只是一直苦于所谓“家庭成分”的限制，这样的“痴心妄想”只能默默藏在心中。而现在，大学之门终于又一次面向所有读书人平等开放，这种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怎能不去争取，不牢牢抓住呢？

在那之后，父亲对我学业上的要求明显提高了不少。受此影响，我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成绩从原本的班级中游提升到了班级前列。然后，在中考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与锦园多数小伙伴不同的道路—离开学习了三年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考到了离家较远的复旦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