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需要思维学的羽翼和推助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高级反映形式。因此，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及一切创造，都是思维活动的产物。
时代发展到今天，传统的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门类囊括所有科学的分类法早被突破，而代之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六大门类。思维科学被独立标列，既说明了其他五类任何一类都不能统辖它，更因为其他任何一类都离不开它。
中医学是一门兼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具有一定独特性的学科，不仅与思维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更由于其构建于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之上，重视整体联系、宏观把控、动态分析的学术总体特点，临床以因发知受为认识方法，以辨证论治为诊疗手段。这一切决定了它对思维科学除具有一般原理的遵从性外，对思维作用有着更为特别的仰赖性。
中医科学同思维科学的这种特殊关系，不仅要求研究中医学时研究它们之间的一般联系，更需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渠道、联系方法，以及时代变迁对其形式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等。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又要落实到临床的应用上。
虽然任何一个临床中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各种思维方法去诊治疾病，虽然历代医家早已采用各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去诊治疾病，但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去认识、去彰显其思维学意义，如何自觉地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来丰富我们的临证思维，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临床，尤其是破解临床疑难病症的治疗难题，在中医学研究中，从现实情况看，仍然是很薄弱的。
关于中医思维学方面的研究，以往多停留在直觉体悟、医者意也之类的宏观评判层面，没有深入到大脑思维的多样性、各种思维在形成过程中的关联性、在认识活动中的协调性等理论研究范畴，当然更没能深入到方法论的层面，鲜明地落脚到具体的指导临床诊疗方面。而引入思维学，并将之自觉地用以指导临床诊治，不但会使人视域宽广，很多时候简直会起到“钥匙”般的开启作用。不仅如此，运用现代思维学去研究中医学时，还会发现中医学中蕴涵着许多独特而又超前的思维方法，从而让人在丰富自身的同时，获得发掘意义上的成果。
因而，这是一片极具开垦价值的沃土。
我不奢望本书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全方位的解析，而旨在将思维学与中医学做一个“联姻”，并在疑难病诊治案例中通过应用加以体现。这是一次初步的嫁接尝试，我殷切地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思维是中医能获得超时代认知的重要原因
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伴随着劳动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意识活动。
无限的物质世界在多大规模、范围和程度上成为主体的认识客体，取决于主体的认识目的、认识水平和认识手段，而这种差异，直接决定着判断结果。这就好像不同的人观察同一件东西一样，虽然视网膜上的成像是一样的，但由于个人脑中的经验不一样，知识水平不同，认识切入点各异，因而所得到的结论会有差异，乃至有时会大相径庭。
而思维的指向，是通过信息引导的。如何接收信息和接收哪类信息，与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专业化水平、知识传承背景等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思维方式的确立都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又是以前人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这种思维习惯以同一视角摄取信息，同类信息频繁刺激，使旧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抗变性。改变这种抗变性，需要获取大量的新信息。而改变旧的思维习惯，又是获取新信息的必要条件。
思维方式是思维活动进行的方式，是思维结构和思维功能的统一，是观念性地存在着的相对稳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它一经在主体的思维结构中固定下来，就成了控制思维活动的意识性机制。思维方式具有系统整体性、社会历史性、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自动性等特点。思维方式是这样形成的：主体按照需要在改造客体活动中，使客体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又反映到主体思维中，使主体适应客体的要求，逐渐在主体思维中形成一种固定下来的逻辑格式，沉淀和产生对客体的思维形式结构。这就是说，思维方式不仅受主体知识系列的影响，还受到主体情感因素的影响。知识系列属逻辑思维，而情感意志系列则属非逻辑、非智力因素。人的认识活动，正是由于知识系列和情感意志系列交织在一起，才是鲜活而多彩的。因此，现代科学思维的主体，不仅要使自己具有雄厚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知识构成的最佳知识要素，而且要将之与和谐的情感、心理等非智力要素有机结合，实现一种完美的统一。
概念、判断、推理是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它在思维时呈现着逻辑性特点，但它是一种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和运动发展，“纯形式”地、静止地考察客体的思维方法，因而，它虽是思维的一般原则，但却有其局限。现代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非逻辑的方法（如灵感、顿悟、联想、幻想）来弥补逻辑思维的不足，它越过逻辑环节进行思考，属于以运动范畴建立起来的辩证逻辑体系。当然，这种非逻辑方法又必须借助逻辑方法才能进行。思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思维方式必须是逻辑方法和非逻辑方法的统一。
这样，人脑在进行思维时，就出现了异彩纷呈的、难以尽说的不同思维方式。而其中最重要、最具普遍意义的如系统思维法、立体思维法、模糊思维法、模型思维法、类比思维法，以及直觉思维、灵感思维、情感思维、散发式思维、收敛式思维、平面扩散思维等，都是我们解决问题时常常用到的、较为固定的思路。
当然思维的方法远非这些。
人们在研究中医学时，总是能惊奇地看到一些超时代、超领域的发现，而对这些发现因为实在无法解释，只好以“猜到了”作解。如在《黄帝内经》中即有：“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两千年前即能认识到地球是宇宙、太空、天体中大气托举的呈漂浮态的球体，这不是太令人不可思议吗？同样，在明末，即17世纪中叶，吴又可即明确提出了“疫者感天地之疠气……邪自口鼻而入”，也在西方微生物学诞生之前发现了传染病的传染源和传染途径。对于这些惊人发现，用“猜到了”作解，显然是一种百思不得其解后的“姑且”语调，因为它未能深入到思维学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叫作“思想实验法”的研究成果。
思想实验法在现代科学发展进程中，曾屡次铸就里程碑式的辉煌。现代科学发展是以思维工具和实验研究两个轮子滚进的。各类实验研究都有其实验室，而思想实验却不需借助于实验室，它是用头脑去思维，借助于思维的想象力、抽象力、创造力和辨别力等，探求事物运动的内部原因，从而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近代自然科学创始人之一，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这种实验方法所完成的“圆球滚动”实验，为近代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科学巨擘爱因斯坦，更是运用思想实验法，设计完成了“列车闪光实验”，获得了“同时性的相对性”的伟大发现，不仅解决了狭义相对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为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科学根据。
任何实验室都无法完全使自然现象以纯粹的状况表现出来。而思想实验则可用理想化的方法，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通过设想、推导论证，依靠高度的抽象和严密的思维，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它可获得实验室的观察实验所无法获得的成果，从而被人们看作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途径”和“人类智力水平更高的实验”。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就不会对中医学没有通过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却能获得大量超时代发现而百思不得其解，而只会对先贤天才的运用包括“思想实验法”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思维方法构建了中医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而对于整个中医学来说，将思维学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其目的和意义当然不仅在于发掘其固有内容，而且在于让临床中医了解思维的一般原则，掌握各类各式思维方法的运用，以提高临床灵活度，特别是增强对疑难病症的辨析能力。不言而喻，这对提高总体临床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若站在思维学与中医学有机结合的研究高度看，迄今为止，这样重要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
（二）中医临证思维的特点和要求
实践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基础。中医学就其初始的技术层面来说，是古人在劳动实践、生活实践中，从偶然发现到有意验证，从星点发现到丰富融合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系统治法的。这决定了其思维方式，不仅依赖于医疗实践，也决定了其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个体化特征。而中医学理论体系则是以长期医疗实践积累形成的经验体系为基础，以古代哲学为主导思想和说理工具而构建形成的。其核心在一个“和”字上。这种“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上与天地和合。顺应大自然，并将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异取类比象地联系于大自然。这种类比，达到了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的完美对接。从而让人外适于自然，内调于自然。二是人外与社会和谐。人在社会环境、历史变迁中，生理、心理、习俗、体质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是巨大的。顺应和适应这种变化，才能保证身体健康。而特别注重失去这种和谐对健康造成的影响，是中医理论的显著特点之一。三是内需自身和调。人之脏腑若国之部门，一旦任何脏器发生变故或任何环节失于调顺，则变乱由生。因而认为疾病的本质是人体的脏器或机能由调变乱、由常变异。
“和”作为中医学全视域的着眼点，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对立统一观、整体观、动态观等哲学观点，也直接决定了中医临证必须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平衡性、个体性、有序性和适度性等一系列原则。临床中医在诊治活动中，普遍遵循这些原则，表现出群体思维的同一性，从而彰显着整个学科的思维特质。但因为知识结构、专业水平、理论造诣和临床经验等的不同，常有对这些原则主观上认识不清、客观上掌握不好的情况，或不仅能娴熟运用，而且能创新发展的极大差异。其中后者对群体思维不断发挥着滋养、补充、完善或匡正作用，使中医临证思维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思维活动是通过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每个临床中医思维方式的确立，都有一个过程，它承接前人思维方式，以决定如何接收信息和选择信息，这种思维习惯以某种格式固定下来，形成与前人相近的思维方式。同类信息，反复刺激，使旧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抗变性，从而产生了思维定式。大量临床医生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在思维过程中持一种稳定僵化的思维方法，用狭隘的经验为思维参照系，以不变应万变地思考问题。它禁锢着医者的头脑，极大地妨碍着对新信息的获取，遮蔽着医者的视野，让不少医生在极为狭隘的思维状态下，以一种近乎机械的对应方式遣方用药，从而成为制约临床水平发挥的严重障碍。
纵观中医临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而，研究思维学，强调思维在临证中的释疑析难作用，不仅是创新治疗的需要，也是激活医者知识库存，避免知道而想不到的需要。显然，这对中医临床疗效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作用。
临证思维是中医思维最核心、最具体的部分。作为思维方法，它必须遵循人类普遍的思维规律，而作为中医认识疾病客体的手段，它又必须在中医理论思维指导下运行。中医临证诊疗一般可分为四个过程，即观察、分析、决策和施治。它们的每一个环节，都需在某种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医者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在疑难病症诊疗时，每一个环节又都存在思维创新后方能获得正确选择的认识空间。这就是传统临证思维方法本已十分丰富多彩，而今之临床实践仍在不断创新发展的原因。实践证明，医者对临证思维的娴熟掌握和创新发挥，是获得最佳临床疗效的一个重要条件。如面对某疑难病，观察时从哪个侧面观察，注意采用哪些信息内容，分析时注重把握全局，还是捕捉“独处藏奸”而舍去其他，决策时对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如何选用，施治时对方药、剂型、剂量、服法等的个性思考等。一个拥有良好思维结构，善用各种思维方式，思维极度活跃的医生，一定会对其中某个环节运用新的思维方法进行审视，而后另辟蹊径，不落窠臼地采用迥异于前医的治疗方法取效。这里，看是方药之效，其实未尝不是思维之功。
（三）现代知识背景下中医临证思维的悄然转化
当今社会知识大发展、大融合，学科大撞击、大渗透、大交叉、大交融已成为时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在这种交融中，中医用自己独具的天人观、恒动观、整体观等高层面、宽视域的思维方式影响着其他学科，而又将其他学科特别是西医学科微观分析、着重实体、对抗解决等思维方式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丰富和发展着自己。
作为中医临床，为适应社会发展，早已在实践层面顺应了这种变化，并以诊疗的实践方式体现出来。不仅如此，这种实践方式的改变，催生了各种思维方法的诞生。研究临床的这种变化，可以看到当今的中医学同古代中医学一样，都是在不断吸取时代科学的养料发展着自己的。当然，也应当看到，时代消极因素对它也产生影响。
当今诊疗变化第一个冲破传统的是滚滚而来的各类物理生化检查，这对中医师来说，是一个不能太依靠而又不可不知道的大问题。不能太依靠是因为它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另一种思维体系下诞生的产物，难以用来直接指导中医的临床认知，其报告结果不能完全给出中医临床信息采集所需的内容。因而既不能成为辨证的决定性构件，也不能完全凭借它遣方用药。而不能不知道的是检查报告所具有的广泛性、精察性和确定性意义。
理化检查，遍涉人的生理正常值数和病理变化指标，它可对“健康人”的潜藏隐患和病后“痊愈人”的隐性余疾明察秋毫。因而，它不仅能判定疾病的病位、病性、病理和病变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一个人病与不病做出实质性判断，对于很多病的确诊具有近乎“铁证”的作用。理化检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医生（无论西医还是中医）不了解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求作为疾病认识主体的临床中医师，不仅需要知识、经验等思维的内在结构做保证，还需要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衍生物——认识工具和手段等思维的外在结构作武器，进而使自己成为二者融合的人-机系统认识的主体，才能更为有效地战胜疾病。这一点，已经成为对当代临床中医师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我们万万不能单凭检查报告诊治。这不仅为中医学特质所决定，而且因为迄今为止，仪器多为视觉的延伸器，对于触觉、嗅觉、味觉等相关信息缺乏感知能力，对疾病感知形象的认识，缺乏完整性、生动性，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中医临证时，不仅需通过视、触、嗅、味觉收集信息，且需将之综合分析，做出判断。何况无论将来科学仪器有多高端，也不能代替临证思维，不能代替科学思维方法分析、判断疾病。因而，在中医临床诊治过程中，检查手段永远是一种“辅助”诊断方法。
除理化检查给中医带来的临床思维变化外，笔者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医临床实践中，有四种情况导致了实践方式的改变，进而导致了临证思维方式的变化。这四种情况以“三多一少”的现象表现于临床。
第一是所有患者几乎都是中西医合治患者。不用说久病、重病，哪怕是感冒、泄泻等常见病，也多半会分别就诊于中、西医，或自购中药、西药同时服用，当然，不少医生一次诊治中既开中药又开西药，中西药同服的现象也很普遍。这种临床实践状况导致了思维正反两方面结果。正面是注意曾用药物的影响，将它作为重要因素放入辨证论治全程中进行思考。反面则是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催生了大范围的惰性思维。
第二是复合性疾病增多。心脑血管病、代谢性疾病、肺心疾病、风湿免疫疾病等多系统疾病常交作于人，而过去这类情况是很少的。当这类病人已成常见时，它不仅增强了临床中医师对理化检查的热忱，也使古代从标从本治法理论地位日显，并在临床催生了一些新的思维方法。
第三是一批批“时代病”的出现，不断要求中医临床做出实践应对和理性思考。如精神性疾病、代谢紊乱症、新的传染病、急剧增多的癌症和大量的身心疾病等，对其治疗，必须将精神环境、饮食环境、地域环境、工作环境等生存环境状况作为重要思考内容，从而极大地激活了中医学中的人文理论，也更大程度地增加了临证思维中的人文成分。
以上三种情况，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当今中医临证思维变化的“三多”，这“三多”都是缘于“客体”的改变。而临床思维中还普遍存在着“一少”，那就是临床中医师传统学术思维功力的减少。从而出现了思维主体的思维浅薄性、思维贫乏性、思维异化性和思维僵化性。造成的原因是受社会浮躁风气影响，无法宁心定志研读经典，遍涉方书；受浮华之风浸染，不能潜心刻苦进行临床追求；受强大西医浪潮冲击，迷失和菲薄了自我。以致理论功底浅薄，临床经验匮乏，思维能力低下。当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时，中医临床也就可能滑向一种简单的治疗应对。当然也就谈不上用鲜活的思维形式研究客体，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辨析疾病，用灵活的思维方法遣方用药了。如果我们将“三多”看作是外部对中医临证思维的推动，带有某种改变的“强迫”性，那么“一少”则是主体自身思维惰性的滋生和蔓延。危险的是，这种状况确实存在。
当今实践和历史发展，是思维方式转变的最深刻的基础。它创造着现代思维方式，规定着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现代知识背景下中医临证思维的变化，其实反过来又成了临床行为方式，即遣方用药等转变的前提。
可见，学习、研究和应用现代科学思维，不仅是对临床中医师提出的紧迫要求，也是对中医学在时代科学大世界里，能否既展千年风采，又闪时代光芒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
引入现代思维学，并将之与中医学进行有机结合的研究，因而具有了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