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忠录

张子和治病，惟以汗吐下三法为去病之主，景岳独与刘、朱为难，而不及子和，何耶？

纸上空言，毫无着实，临症用药，惟讲阳气为主，而用热药补塞，聚精会神，著意深毁[4]前贤，自以为高出千古，炫惑后人，致近日俱以热药治病。此书之板藏于塘栖凌仪吉家，其人患类中之疾，误于此书之论，俱用热补之药，以致口角流涎，面色红亮，手足动摇，口出臭气，不能步履。余用二陈加黄连、石膏清火豁痰，两月即能步履，神清气爽。后余至新场[5]，复来定调理之方而去。

明理篇

余有医家之八阵，一而八之，所以神变化。但讲扶阳而以温补为治，何以为神变化？若神化者，可清可温，可寒可热，可攻可补。用兵者除祸乱，攻强暴，如灭蚩尤[6]，诛少正卯[7]，攻病邪之法也。若竟讲扶阳补正，是用兵但讲德化矣，此老若使之为将，必偾[8]军误国。

阴阳篇

以证而言，表为阳，里为阴，热为阳，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气为阳，血为阴。辨析阴阳之理，前辈言之详矣，何劳再言。以脉而言，浮、大、滑、数之类皆阳也，沉、微、细、涩之类皆阴也；以药而言，则升散者为阳，敛降者为阴。此等讲阴阳，凡业医者无有不知，不必讲论。若阳有余而更施阳治，则阳愈炽而阴愈消；阳不足而更用阴方，则阴愈盛而阳斯灭矣。既有阳有余之病，何必深罪丹溪而有阳不足之论耶。

道产阴阳，火为水主，水即火源，水火原不相离也。既云水火原不相离，何故独重火耶？使火中无水，其热必极，极则亡阴，而万物焦枯矣。即此说不可专言阳而用热药矣。此水火之气，果可呼吸相离乎？即云不可相离，何得专以阳为主？命门为受生之窍，为水火之家，此即先天之北阙[9]也。先天浑然一体，有生之后，即分为二，而以水谷养之，可以长生，非讲玄虚之言也。

此说即《内经》所谓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阳根于阴，阴根于阳，不必敷衍以炫人。

人之阴阳，以气血、脏腑为言，特后天有形之阴阳耳。若先天无形之阴阳，则阳曰元阳，阴曰元阴。若讲先天无形，惟有大气而已。形体尚无，焉得有病？惟成形之后有人欲而病起矣。今之人多以后天劳欲，贼[10]及先天。有生之后，即有人欲，故尔有病，圣王设医以疗之。若竟讲先天，毫无人欲，何必设医？若此之论皆玄虚也，无关于治道。

若讲先天，阴阳浑然一体，俱寓于中，无形可见。既分阴阳，皆属后天，则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水火有形象矣，治病当以后天为本。

天地阴阳之道，本贵和平，则气令调而万物生。既云阴阳和平而万物生，何故独重阳而轻阴？然阳为生之本，阴实死之基。《经》云：阳杀阴藏。故道家曰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11]。圣王设医以疗民之疾苦，非谓成仙。凡欲保生重命者，尤当爱惜阳气。《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阴阳互为根蒂，故《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若无阴，则为孤阳而飞越矣。《经》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化气，阴成形。若无阴，其阳气何所依附而运行乎？不通之论，业医者不可执此见识以误人。曩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河间治病，未尝专用寒凉。观其《宣明论》《保命集》，用药仍有温热，地黄引子亦有附、桂，何得谤其专用寒凉也。赖东垣先生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东垣以脾胃不足内伤者多，故立《脾胃论》《内外伤辨》。而《脾胃论》中用黄柏、知母居多，未见其谓脾胃之火必须温养。然尚有燥热之药为耗散元气之论，何得捏未有之语，谤毁前贤？此轩岐之罪人也。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以知、柏为君，寒凉之弊又复盛行。丹溪治虚寒症，亦用热药，何得执补阴丸一方而毁之？嗟乎！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若二子者，谓非轩岐之魔乎？近来吴门[12]诸医俱用桂、附、参、地、河车、鹿茸等药以杀人，因见此书之论，故敢大胆用热药补之。彼景岳者，真轩岐之魔也！

刻刻[13]以热伤元气为言，景岳于东垣之书尚未细阅，即刘、朱之书亦未看到。

阴阳虚实。《经》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既云阴虚则内热，理宜滋阴降火，岂可用热药而耗阴精乎？丹溪之言，亦为有本。

黄柏、知母，施之能食而大便结者，每每奏效。若视为鸠毒，神农不必设此寒凉药矣。但寒热之药，俱宜中病即止。

仲景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此《伤寒论》之言，不必借此以治杂病。

阴根于阳，阳根于阴。既云阴根于阳，阳根于阴，二者不可偏废，何故又引道家之言分阴未尽则不仙之语以惑世。凡病有不可正治者，当从阳引阴，从阴引阳，各求其属而衰之。如求汗于血，血属阴，不能作汗。生气于精，从阳引阴也。精属阴。又如引火归源，纳气归肾，从阴引阳也。引火归源之说，用热药于滋阴寒凉之中，使之下行，故谓之引。今医竟将八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药作导火归源之治，贻误后人。大罪！大罪！

圣王之设医药，悯黎元[14]之疾苦而作，亦是补偏救弊之法。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俱中病即止，非以热药为常服之品。

六变辨

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以表言之，则风寒暑湿火燥感于外者是也。六气伤人亦有里症。以里言之，则七情劳欲饮食伤于内者是也。寒者，阴之类也，或内寒，或外寒，寒者多虚。伤寒发热，寒积内结，岂可言虚。热者，阳之类也，或内热，或外热，热者多实。亦有阴虚生内热，亦有劳倦发热，不可言多实。内出之病多不足，瘀血食积、七情郁结、温病热病、疟疾痢疾，皆从内而发外，岂可言不足。外入之病多有余。外入之病，亦由内气之虚而侵袭。《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未可言有余也。凡病俱因虚而发，若元气充实，岂有发病之理乎？

表证篇

阳邪化热，热则伤气。热药能耗气，故东垣禁之。《经》曰：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热[15]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景岳言只有避风如避箭，未闻有避热如避箭之说。《内经》云：炅则腠理开，汗大泄，故气泄矣。岂非热伤元气乎？

足经脉长且远，按之可察周身之病，手经脉短且近，皆出入于足经之间，故凡诊伤寒外感者，但言足经不言手经也。此说大非。三阳之中，惟太阳一经包覆肩背，外为周身纲维，内连脏腑肓腧，此诸阳之主气，犹四通八达之衢也。故凡风寒之伤人，必多自太阳经始。太阳为寒水，故伤寒必从太阳始。

三阳表症，不可攻里，或发表，或微解，或温散，或凉散，或温中托里而为不散之散，三阳症而讲温中托里，大误后人。或补阴助阴而为云蒸雨化之散。此说大谬。阳气鼓动而为汗。《经》云：发表不远热。故仲景发表取汗之药必用辛温轻扬，岂可用补阴助阴、凝滞重浊之药而能得汗乎？误人多矣。味厚者为阴，味厚则泄，纯阴降下，岂有发汗之理？气薄则发泄，能发汗升散。《内经》气味之理未明，何敢杜撰立言以误人？

浮脉本属表。若血虚动血、阴虚水亏、内火炽盛、关阴格阳者，脉皆浮大，不可概以浮为表论，必当以形气病气、有无外症参酌之。凡病俱要脉症相参，不宜专拘脉息。

外感寒邪，脉大者必病进，以邪气日盛也。解表之后而脉大者，此为邪盛。未发表而脉大，亦无害。若先小后大，及渐大渐缓者，此以阴转阳，为胃气渐至，将解之兆也。亦有先小后大而邪气炽盛者，不可谓阴转阳、为胃气渐至将解之兆。看脉尚要圆活，不可执此见识。

寒邪未解，脉紧而无力，则邪有余而元气不足也。元气不足，何以逐邪？临此症者，必使元阳渐充，脉渐有力，自小而大，虚而实，渐至洪滑，则阳气渐达，表将解矣。若日见无力而紧数日进，则危亡之道也。临此症者，不可谓元气不足而骤用补剂，助邪为热，热药尤不宜。所谓内伤兼外感，当用补中兼发表。若讲元阳而用热药，必致误人。

阳气渐达而解表，则知滋阴之药不能发汗矣。

病必自表而入者，方得谓之表症；若由内以及外，便非表症。春夏温热之病，必自内而及外。

伤风、中风，虽皆名风，不可均作表证。盖伤风病，风自外入者也，可散之温之而已，此表症也。治伤风之病，宜散不宜温。中风之病，虽形症似风，实由内伤所致，本无外邪，故不可以表症论。真中风亦因外风取中，仍当发表，前辈言之详矣。若内伤乃类中风，当因症用药。若讲本无外邪，何以谓之中风？

发热之类，本为火症。此句欠通。伤寒发热，因寒邪闭其腠理，宜辛温发表，岂可言火症。邪气在表发热者，表热而里无热也，此因寒邪；邪气在里发热者，必里热先甚而后及表也，此是火症。里热先甚者，因郁热在内而外达，此为温病。若阴虚水亏而为骨蒸夜热者，此虚热也，不可以邪热为例。丹溪有阴虚发热论。

此段自内达外为温病，自外入里为伤寒，阴虚发热，前贤俱详言之矣。

燥从阳者因于火，燥从阴者发于寒。燥因血少，不可作寒治。从阴者发于寒，将谓用热药乎？殊不知天令严寒，阳火内伏，销烁[16]津液，不能荣润皮肤而燥，如地土干燥崩裂，不可作寒治而用热药。所以燥湿皆有表里，必须辨明治之。燥症言表里则可，言寒热则不可。

湿症当辨表里。此段辨症用药，诸书皆有，不必再言。湿热者宜清宜利；寒湿者宜补脾温肾。寒湿者皆邪气也，不宜补脾温肾。

燥症有表里。《经》曰：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此中风之属也。《质疑录》[17]论类中风为非风，此又言中风之属也，自相矛盾。盖燥胜则阴虚，阴虚则血少，或牵引拘急，或皮腠风消[18]，或脏腑干结，此燥从阳化，非从阳化，乃内火外发。营气不足而伤乎内者也，治当以养营补阴为主。前症皆类中风，实因血少，故宜养阴。若秋令太过，金气胜而风从之，则肺先受病，此伤风之属也。盖风寒外束，气应皮毛，或身热无汗，或咳嗽喘满，或鼻塞声哑，或咽喉干燥，津液干枯，非表也。此燥以阴生，非阴生，乃寒包热。卫气受邪而伤乎表者也，治当以轻扬温散之剂暖肺去寒为主。不宜温散，宜辛凉。此症皆寒包热，宜辛凉轻扬温散之剂以散表寒。若温散暖肺，失之多矣。景岳治病，必有误处。

里证篇

里症者，病之在内在脏也，第于内伤外感疑似之际当详辨也。东垣《内外伤辨》已详言之矣，不必多赘。

症似外感，不恶寒，反恶热，而绝无表症者，此热盛于内也。亦有热郁于内恶寒者。

七情内伤，过于思者，伤脾而气结，脾气结者，温之豁之。忧思气结者，必有郁火，宜开郁清火。温之一法，尚欠斟酌。

酒湿伤阴，热而烦满[19]者，湿热为病也，清之泄之；酒湿伤阳，腹痛泻利呕恶者，寒湿之病也，温之补之。酒性大热，江河皆冰，惟酒不冰，故为腐肠之药。寒湿两字欠通，温之大谬。

痰饮为患者，必有所本，求所从来，方为至治。若但治标，非良法也。《质疑录》论痰，尚有疑义。

虚实篇

凡外入之病多有余，内出之病多不足。实言邪气实则当泻，虚言正气虚则当补。《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未可竟言有余。内起之病，郁结日久，乘虚窃发，或瘀血食积痰饮，皆内之壅滞，岂可俱用补乎？此说尚要讲究。若实而误补，随可解救；虚而误攻，不可生矣。此说出而用补，死者多矣。如病邪属实，危在顷刻，故云五实死。若实症而用补剂，胀满气急，痰喘不通，顷刻云亡，如闭门逐盗，何能解救？今医专以补为上法，皆此论误之也。大罪！大罪！实症误补，《内经》所谓“实实”，岂可解救？与虚而误攻同也。但知有虚虚之误，不知有实实之害，景岳失之矣。

表实者，或恶热掀衣，或恶寒鼓栗。恶热掀衣，病属里实，岂可云表实？恶寒鼓栗，景岳以为寒，此处以为实为热，何自相矛盾。走注而红痛者，知营卫之有热；拘急而酸疼者，知经络之有寒。亦有湿热为病。

里实者，或胀痛，或痞坚，或闭结，或喘满，或懊不宁，或燥[20]烦不眠，或气血积聚结滞腹中不散，或寒邪热毒深留脏腑之间。里实者可攻。吴门治法惟以补为常技。

表虚者，或为汗多，或为肉战，肉战亦有胃火者。或目暗羞明，肝肾不足，并非表虚。或耳聋眩运，属火者有之，非表虚。或肢体多见麻木，血少有痰，非表虚。或举动不胜劳烦，亦非表虚。或毛槁而肌肉削，或颜色憔悴而神气索然。以上皆非表虚，由内之精血虚也。认错。

里虚者，为心怯心跳，为惊惶，为神魂不宁，为津液不足，或饥不能食，或渴不喜冷，或为[21]张目而视，或闻人声而惊。阳明胃火亦有之。上虚则饮食不能运化，或多呕恶而气虚中满。亦有伤食、痰火而呕恶者。下虚则二阴不能流利，有火而不能流利者。或便尿失禁，有肝火而不禁者。肛门脱出，有肝火逼迫而脱出者。而泄泻遗精，有伤食而泄泻者，有欲火妄动而遗精者。在妇人则为血枯经闭，堕胎崩淋带浊等症。崩有瘀者，带浊有湿热者。

病机不一，不可专认为里虚。

阳虚者，火虚也，为神气不足，阳虚未可独言火虚。气属阳，阳气不能外卫，则畏寒而神不足。为眼黑头眩。有肝肾之阴不足而肝火升腾者，不可以为阳虚。阴虚者，水亏也，为亡血失血，为戴阳，为骨蒸劳热。戴阳症属真阳不足，格阳于上，此假热也。

肾虚者，或为二阴不通。不可专认肾虚。

胀满之虚实。仲景云：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夫减不足言者，以中满之甚，无时或减，此实胀也，故当下；腹满时减者，以腹中本无实邪，所以有时或减，复如故者，以脾气虚寒而然，所以当与温药，温即兼言补也。温即兼补，杜撰之言。仲景何不竟言补而言温？

胀满症并治法，《准绳》逐条言之，竟[22]于《准绳》中详考之可也。

《内经》诸篇皆惓惓[23]以神气为言。神气即胃气也，有生之后即以谷气充养精气，由此而化生，故一部《内经》以胃气为本。

虚补实泻，此易知也。不知实中复有虚，虚中复有实。如病起七情劳倦，酒色所伤，或先天不足，每多身热便秘，戴阳胀满，虚狂假斑等症，似有余而实不足，从而泻之，必枉死矣。又如外感未除，留伏经络，食滞积聚，或气结不散，或顽痰瘀血留藏，病久致羸，似乎不足，其实病本未除，还当治本，若误用补，必益其病。此所谓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此经义也，前言实症误补，尤可解救，吾恐世人俱蹈此言而杀人。景岳误之也。《内经》实实虚虚之言，尚未明白，何敢杜撰立言以误人？

肠鸣气走，亦有属火者。《经》云：诸病有声，皆属于火。食不入胃，《经》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吐逆无时，皮毛憔悴，耳目昏塞，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脏之虚也。吐逆亦有属火者。《经》云：诸逆冲上皆属火。轻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饮如故，曰腑实也。属虚。肌肉胀，食饮不化，大便滑而不止，此腑虚也。有气滞而胀，有脾虚而食饮不化，不可尽为腑虚。腰脚沉重，如坐水中，有湿邪者。行步艰难，气上冲胸，下虚也。有气虚凝滞，经络不宣通者。

寒热篇

火王[24]之时，阳有余而热病生；水王之令，阳不足而寒病起。议丹溪阳有余为非，今景岳仍有阳有余而热病生之言。

热在表者，为丹肿班[25]黄。此皆因里热而起。

热在下者，为腰足肿痛。热在下为腰足肿痛，河间之热肿不谬矣。

寒在表者，为憎寒，身冷浮肿。此等症俱非寒在表，认错病原。

寒在里者，为恶心呕吐。有火逆冲上者。

寒在上者，为吞酸膈噎。吞酸膈噎而谓之寒，认错关头。《经》云：诸吐呕酸，皆属于热。又云：三阳结谓之膈，岂可以寒论乎。

内热甚者，每多畏寒。内热每多畏寒，河间之言不谬矣。何故将阴胜则为寒，阳虚则为外寒以驳之。

阳脏之人多热，阴脏之人多寒。第阳强者少，十惟二三；阳弱者多，十常五六。甚言阳强者少，而好用热药，以毁丹溪。

寒热真假篇

寒热真假者，阴症似阳，阳症似阴也。察此之法，当专以脉之虚实强弱为主。假寒假热，不可专凭脉息，形色动作自有真象。《经》云：审察病机，显然自露。凡真热本发热，而假热亦发热，亦面赤躁烦，亦大便不通，实热。小便赤涩，实热。或气促，咽喉肿痛，邪火，辨症大误。脉见紧数。热。昧者见之，便认为热，不知身虽有热，而里寒格阳，或虚阳不敛，多有此症。但其内症，则口虽干渴，必不喜冷，不欲饮水，内无热也。即喜冷者，饮亦不多，假热之症，必不喜冷。或大便不实，或大便先鞕[26]后溏，或小水清频，以此辨之，自然不误。今吴门习气，不察色辨症，孟浪投药者居多。或虚狂而起倒如狂，禁之自止，或虚班而班如蚊迹，细碎浅红。其脉必沉细迟弱，或虽浮大紧数而无力无神。凡见此内颓内困等症，攻之必死，急当以四逆、八味、理阴煎、回阳饮之类，倍加附子填补真阳，以引火归元。此虚则有之，为寒而用热药，尚有误处。

俱宜察色辨症为要。

凡伤寒热甚，邪自阳经传入阴分，为身热发厥，神昏，或时畏寒，状若阴症。此热深厥亦深，热极反兼寒化也。刘河间之热极反兼胜己之化，《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也。每每言河间之非，今仍不脱此论。若杂症之假寒者，亦或为畏寒，或战栗，此以热极于内而寒侵于外，则寒热之气两不相投，因而寒栗，所谓恶寒非寒，明是热症。畏寒战栗，河间谓热极似寒，而为火症，宜用寒凉之剂。丹溪《格致余论》有恶寒非寒论，何得深毁二子为轩岐之魔乎？

假寒误服热药，假热误服寒药等症，但以冷水少试之。假热者必不喜水，即有喜者，或服后见呕，便当以温热药解之；假寒者必多喜水，或服后反快，而无所逆者，便当以寒凉药解之。此试法诚是。

十问篇

一问寒热。人伤于寒则病为热，凡身热脉紧，头痛体疼，拘急无汗，而且得于暂者，外感也。此但言伤寒之寒热。

凡身热经旬，或月余不解，有仍属表症者。因初感寒邪，误服寒凉，或虽解散，药未及病，致留蓄在经，此非里也，仍当解散。但言伤寒。

凡内症发热者，多属阴虚，或因积热，然必有内症相应，其来也渐。内症发热不一，或因食积，或因瘀血，或因痰凝气滞，不可谓多属阴虚，必辨症明白，万无药误。若谓多属阴虚，失之多矣。

凡怒气七情伤肝伤脏而为热者，总属真阴不足。丹溪谓君相五志之火妄动，故立阳有余阴不足之论，景岳反言阴有余阳不足以辟之。今又言总属真阴不足，何彼此相反耶？

凡劳倦伤脾而发热者，以脾阴不足，故易于伤，伤则热生于肌肉之分，亦阴虚也。据景岳言阳不足，何得又言脾阴不足？毁东垣热伤元气之非。

凡内伤积热者，在癥痞，在血气，或九窍脏腑，果因实证，必有可据，以实火治之。着意毁刘、朱之用寒凉，将谓永无火症矣。今仍有实火症一条，何耶？

二问汗。凡表邪盛者必无汗，有汗则邪随汗去。然有邪在经而汗在皮毛者，有汗后邪减未尽者，不可因有汗而谓无表邪也。此但言伤寒之汗。

凡温暑症，有因邪作汗，有得汗不解，皆表证也。表邪未除，在外则连经，在内则连脏，皆有症可凭，有脉可辨。此但言温暑之汗。

凡全非表证，有阳虚而得汗者，须实其气，有阴虚而得汗者，须益其精，火盛而汗者凉之，过饮而汗者清之。此汗症之有阴阳表里，不可不察也。如此治法，焉得有误。

三问头身。问其头可察上下，问其身可察表里。头痛者邪在阳分，身痛者邪在诸经，前后左右，阴阳可辨；有热无热，内外可分。但属表邪，散之则愈。此但言外邪。

凡火盛而头痛者，必有内应之证，或在喉口耳目，别无寒热表症，此热盛于上。看在何经，宜清宜降。若用轻扬散剂，火上升而痛愈甚矣。必以河间、丹溪之法治之，寒凉之药可废乎？

凡阴虚头痛者，举发无时，因酒色烦劳情欲，其发则甚。或精或气，非补不可。阴虚必阳亢，未可竟补，必兼滋阴降火。

凡头痛属里者，多因于火。亦有阴寒在上，阳虚不能上达而痛甚者，其症则恶寒呕逆，六脉沉微，或兼弦细，此阳虚头痛也。头痛属阳虚，百中一二，所以多因于火也。

凡眩运[27]或头重者，可因之以辨虚实。头重与眩运，不可混同立论。凡病中眩运，多因清阳不升，上虚而然。如丹溪云无痰不作运，殊非确论。果有确见而言之，如体气肥胖，过食厚味醇酒，胃中必有痰饮随肝火升腾而作运者多。余历症四十年，治眩运皆以二陈加黄连、山栀、钩藤、天麻、柴胡、白芍，而愈者多矣。虚则加参、术。如瘦人而胸前无阻滞，胃中无痰，可用地黄汤加黄柏、白芍之类。至于头重，尤属上虚。《经》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倾。此之谓也。眩运之疾因痰火者多，仲景治眩亦以痰饮为先，非独丹溪。然丹溪亦言补虚，头重属湿气者多，未可为上虚。《经》云：邪之所在，皆为不足。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此言邪乘虚客之，非竟言虚也。火盛者，仍以清凉寒药治之。

凡身痛之甚者，《经》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必温其经，使血气流通，其邪自去。以通行经络为主，理气行滞则痛自止。

凡劳损病剧忽加身痛之甚者，此阴虚之极，不能滋养筋骨，营气惫矣。仍有阴虚而筋骨身痛者，必宜滋阴，岂可用温热药乎？

四问二便。凡小便，人见其黄，便谓是火，不知人逢劳倦，小水即黄，此劳役而火动。焦思多虑亦黄，劳心而火动。泻痢不期亦黄，津液耗而火起。酒色伤阴亦黄。阴虚火动。使非有或淋或痛，热症相兼，不可因黄便谓之火，余见逼枯汁而毙者多矣。若用通利则逼枯汁。若讲培养而兼清，焉得逼枯？《经》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义可知也。非竟说黄赤也，统言大小二便变者，非变色也，谓异于平常也。小便或不禁，或淋漓，或短少频数，或清而多，大便或滑泄，或燥结，皆异于平时之调和也。《内经》之言，包括浑融，不可执定见识。

劳倦、焦思、泻痢、酒色，乃虚火，然痢症有暑热之邪者。若淋痛乃邪火，当分明白而用药，不可谓无火而用热药以误人。《内经》言邪之所在皆为不足，因不足而邪客之为病，后人往往以不足为病，脱却上文“邪之所在”句，竟言虚而用补。

大便乃肠胃门户，必见实邪，方可议下。否则导去元气，邪在表者反乘虚而内陷此讲伤寒，病因内困者必由泄而愈亏此言内伤。凡病不足，慎勿强通。大便弥固者弥良。营卫既调，自将通达，即秘结旬余，何虑之有？要调和若愈固者，乃燥结也，当荣养为主。若固结在老年，防有噎膈之症，不可谓弥固弥良。

五问饮食。外感病食不断者，知其邪未及脏，而恶食不恶食可知。内伤病，食饮变常者，辨其味有喜恶，而爱冷爱热可知。《内外伤辨》言之详矣。

凡诸症得食稍安者，虚也，得食更甚者，或虚或实皆有之，当辨而治。此说诚是。

六问胸。大法胸腹胀满不可用补，不胀不满不可用攻。然痞与满不同，胀塞中满是实邪，不得不攻。但不欲食，不知饥饱，似胀非胀，中空无物，乃痞气，非真满也。胸腹胀满，固不可补。不知饥饱，似胀非胀，此浊气未清，但当理滞气，不宜骤用参、芪、术补住浊气而为胀满。《经》云：浊气不降，则生胀。

凡今人病虚症极多，非补不可。竟言补不分气血。欲察其可补不可补之机，全在察胸腹之宽否[28]何如，以渐而进，如未及病，再为放胆用之。补中兼疏，得其法矣。观东垣用药法可知。

凡势在危急，难容少缓者，必先问其胸宽乃可骤进。若元气虚而胸腹又胀，是必虚不受补之证，强进补剂，非惟无益，适足招谤。非虚不受补，当用疏补兼行之法，虚不受补乃俗说，非正论。

七问聋。其因病而聋者，伤寒三日，少阳受之，为耳聋。此邪在经，气闭而然。以余所验，未有不因气虚而然者。外邪传入少阳，岂可言气虚乎。《素问》　　曰：精脱者耳聋[29]。久病则有之。仲景曰：耳聋无闻者，阳气虚也[30]。非言伤寒。由此观之，属气虚者十九，气闭者十一耳。肾中真阴不足者多。外感少阳症，不可言气虚、精脱而宜用补。

聋轻者病轻，重者病重。随治渐轻，可察病之渐退，进则病亦进。有老年而久聋者。若聋极绝无闻者，此诚精脱之症，历试皆不治。精脱之聋，必有精脱之证。

八问渴。渴不渴，可察表里之寒热。凡内热盛，则大渴喜饮，冰水不绝，腹坚便结，脉实气壮者，阳症也。可用河间法矣。

凡虽渴而喜热不喜冷者，此非火症，中寒可知。非火何以渴？水亏故耳。水亏则内热，岂有中寒之理？水亏乃阴虚，可用热药乎？有郁滞不通畅，得热则快，得冷则凝，非水亏症。

凡阳邪盛而真阴虚，不可因其火盛喜冷便云实热。盖内水不足，欲得外水以济，水涸精亏，真阴枯也。余尝治垂危伤寒，每以峻补浸冷与服，补阴则可，若以热药冷饮，此治阴极似阳也。或以冰水、参、熟等剂间进，活人多矣。认错关头，杀人不觉。然必其干渴燥结之甚，乃可参、附、凉水并进；若无实结，不可与水。岂滋阴之药乎？水涸精亏而用热药，是杀之也。

此乃戴阳格阳症，阴极以[31]阳，当以仲景法治之。如内水不足而用热药，愈涸其水而毙，不可认错关头。

九因脉色辨阴阳。脉洪滑者为实为阳，然《内经》以脉大四倍以上为关格，皆属真虚，此滑大之未必为阳也。关格认为真虚，大误后人。形色之辨，红黄者为实热，黄者未必为实热。而仲景云面赤戴阳者为阴不足，此红赤之未必为实也。戴阳之红，红而娇嫩带白。

十从气味章神见。气味有阴阳，阴降阳升，阴静阳动。此皆浑话，何为阴，何为阳，何味升，何味降，不分明白。

气味之升降，升者浮而散，降者沉而利，宜升者勿降，宜降者勿升。景岳用地黄、当归沉降之药而为散剂，大谬。

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何等气味，说出甘、酸、苦、辣、咸五味方著实。

论治篇

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病变虽多，其本则一。一拔其本，诸症尽除。《经》曰：治病必求其本。凡诊病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受病之本，非本原之本。既得其要，但用一二味便可拔之，即用至七八味，不过帮助之，引导之，意则一也，方为高手。治病有标本，用药有活法，最要以识病为第一。著识得真，可以放胆用药。若辨症不清爽，而竟放胆用药，无有不误者。近来吴门诸医每以虚脱为言而用参附，参或至一二两，附子三四钱，大剂投之，而毙者多矣。皆专精一二味便可奏效，误之也。最可哂[32]者，每以不寒不热、兼消兼补之药确然投之，极称稳当，此何以补偏救弊乎？补中有泻，泻中有补，此东垣用药之妙，节制之师也，何得可哂？又有以治风治火、治痰治食之剂兼而用之，甚称周备，此何以从其本而从其标乎？病有夹杂，治有活法，见痰治痰，见火治火，见风治风，见食治食，乃一定之理。如劳嗽发热而停食，自然先消食而后滋阴，此乃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也。若安危在举动之间，用药虽善，若无胆量勇敢而药不及病，尚恐弗济，矧[33]可执两端乎？胆量勇敢，认病不真，坏事多矣，因识病最难也。故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精一不杂，最能坏事。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为愈[34]也。此真谓之探病。与其制攻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微则力薄，不能胜病。六君子用广皮，归脾汤用木香，枳术丸、参橘煎、参苏饮，岂非制补以消乎？后言仲景之小柴胡、节庵[35]之黄龙汤，皆制攻以补，而景岳又赞专精妙处，何议论之不同耶？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如小柴胡汤人参、柴胡并用，黄龙汤人参、大黄并用，此正精专妙处。前云兼补兼泻，亦势所当然耳。至东垣之方有二十余味者，欲效其法，须总会其一方之性味，某为专主，某为佐使，能会其一局之意，斯得东垣之心矣。景岳岂能会其一局之意乎？所立新方岂与东垣合乎？虽然东垣非不善也，余则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所立新方俱师仲景者乎？

《内经》治法。岐伯曰：劳者温之温养也，摩之浴之薄之渐磨之也。

《内经》治法不一，则知病亦不一，岂可竟以阳为主而以热药补剂为常技乎？

用药本贵专精，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若三五七分之说，亦不过点名具数，儿戏而已。七方十剂之道，景岳尚未讲究。

凡治实者，譬如耘禾之生稗，禾之贼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若有一去二，伤一禾矣，有二去四，伤二禾矣。此用攻之贵得其真，不可过也。所以畏攻而不敢放胆。凡治虚者，譬如给饷，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饷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三军之众，岂能活者？此用补之贵乎轻重有度，难从简也。所以喜补而大胆峻补，多致误人。

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此说大谬，所谓执死法也。若阴虚水耗而用温补，如火益热矣。盖凉为秋气，主杀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生脉散、人参白虎汤岂非凉补乎？即有火盛气虚，宜凉补者，亦不过因火暂用，火去即止，终非治虚之法也。用热药亦宜此法，中病即止，非可以久用也。或以苦寒之物谓能补阴，则《内经》有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温者，养也。温存以养，非温热之义。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夫气味之宜于人者谓之补，未闻以味苦气劣亦谓之补也。虽《内经》有曰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然此特以五行岁气之味，据理而言耳。有因岁气而病者，当以此法治之。矧其又云麦、羊肉、杏、薤皆苦之类，是苦而补者也，岂若大黄、黄柏之气味苦劣而谓之能补，无是理也。去邪即所以补正。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此《内经》之言也。闻之王应震[36]曰：一点真阳寄坎宫，固根须用味甘温。甘温有益寒无补，堪笑庸医错用功。一言以蔽之矣。欲用附桂之语耳。夫温者，不寒不热之性。今以桂附热药谓之温补，不知何所取义？

补泻之法，补亦治，泻亦治，如以新暴之病而少壮者，乃可攻之泻之。新暴之病而少壮者，亦有不宜攻泻。凡临症治病，不必论其有虚症无虚症，但无实症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混话。有虚无虚，即当兼补，使世医不论病情而用补，误人多矣。亦不必论其有火无火，但无热症可据，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使世医竟讲八味热药矣，大误大误。有寒者可用热药。又言无热即当温补以培命门，所以举世俱喜用热药。

温补两字，尚未讲明。《内经》言劳者温之，谓温存以养，使气自充。若言用热药温补命门，大失经旨矣。

治法有逆从。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此正治也，正即逆也；以热治热，以寒治寒，此反治也，反即从也。如以热药治寒病而寒不去者，是无火也，当治命门，以参、熟、桂、附之类，此王太仆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亦正治也。又如热药治寒病而寒不退，反用寒凉而愈，此假寒症，亦从治法也。反治之道，非以热治热，以寒治寒。微者逆之，如寒病热病，其势尚微，用热治寒，用寒治热，是谓正治。若热极用寒药逆治，则格拒而反甚，故少加热药为引导，使无格拒，直入病所；用热药治寒病，少加寒药以顺病气而无格拒，使之同气相求，谓之从治。非竟以热药治热病，寒药治寒病也。若热药治寒病而寒不退者，所谓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求其属也。热药治寒病，用寒药为引导则无格拒，寒药热饮则愈，所谓从治，乃顺其性以折之，非以寒凉直折之，谓从治也，景岳认错治法。又有寒药治热病而热不愈，反用参、姜、桂、附、八味之类而愈者，此即假热病，以热从治之法也，亦所谓甘温除大热也。假热之病，仍是寒病，所以用热药治之，非从治法也。假热之病用热药，冷饮则愈。

探病之法，不可不知。凡虚实寒热难辨，补泻之意未定者，当先探之。若疑其虚，探以消导，不投则知虚矣；疑其实，探以纯补，觉滞则知实矣。假寒者，略温必躁烦；假热者，略寒必呕恶。探得其情，意有定矣。但探法宜精简，不可杂乱。能精简，不必探矣。

景岳立探病之法，最能误人，但能议论纷纷，不能历症识病，所以有探之之法也。前云治病要专精纯一，胆量勇敢，今又立探病之法，则知景岳不能识病之真矣。《经》云审察病机，又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医者审察色症，自有一定之理。审其为寒而用热药，审其为热而用寒药，察其虚而用补，察其邪实而用攻，岂可以探之也？探之得其当犹可也，不得其当，则安危在反掌间矣，岂可以探之乎？

医诊治法有“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一联，亦甚有理。古人云：不知五运六气，捡遍方书何济？不识气者，不知五运六气也，非气血之气。夫天地之道，阳主气，先天也；阴成形，后天也。故凡上下升降，寒热往来，晦明变易，风水留行，无不因气为动静，而人之于气亦由是也。阴阳互相为用，不可单言阳气，独不观太极图乎？阴阳毫无偏胜，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为根蒂，岂可专言阳而不言阴乎？若竟讲阳而不言阴，则天地但有春夏而无秋冬，《内经》不必言阳杀阴藏矣。虚劳遗漏阴虚火炎者多，亡阳失血之属，气不固则元不复，此气之虚也。虽曰泻火，实所以降气也。泻火与降气两法。虽曰补阴，实所以生气也。血脱益气，气有生血之功，血无益气之理，况阴无骤补之法，补阴生气，此说未妥。气聚则生，散则死。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医之治病，亦不离乎气。气聚于形而生，若无形，聚于何处而生？气散者，因身中之阴精竭，无所依附而散也。治病但讲气而不言血，亦是执一之见。近见浅辈临症，不曰内伤外感，则曰痰逆气滞。呵呵！此医家八字诀也。有此八字，何必八阵？又何必端本澄源以求迂阔哉？近来医家不知内伤外感，痰逆气滞甚多，端本澄源必欲扶阳乎？为病不一，治病亦不一。讲先天阳气者，可谓迂阔害人。

附：华氏治法[37]

华元化治病遵《内经》之法，不一而治，庸浅之辈竟讲扶阳补法为主，大失《内经》之旨。

气味篇

有气味兼用者，和合之妙，贵乎相成；有君臣相配者，宜否之机，最嫌相左。既欲合宜，尤当知忌，一味不投，众善俱弃，故欲表散者，须远酸寒。何故云滋阴可以散表？

神气存亡论

《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神者，有胃气也。以形证言之，目光精彩，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削，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若此者，虽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败，喘急泄泻，或通身大肉已脱，或言语失伦[38]，虚空见鬼，或暴病沉迷烦躁，昏不知人，或一时卒倒，手撒遗尿。若此者，虽脉无凶候，必死无疑，以形之神去也。所谓审察病机，能合色脉也。今医往往不审病之虚实，形象之盛衰，专以脉之无凭者而言，使病家狐疑而误事。凡药入胃，必赖胃气施布。若邪气胜，胃气竭者，汤药纵下，胃气不能施化，呼之不应，遣之不动，此脏气元神尽去，无可得而使也。此之谓无胃气。

君火相火论

余向释《内经》，于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义说固详矣，而犹有未尽者。及见东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东垣无“下焦”二字，包络即膻中，系臣使之官，因代心君行事，故为相。火能生物，亦能害物，在动静之机，静则生物，亢则害物。故《易》云：燥万物者，莫熯乎火[39]。东垣以相火之亢动而耗人元气，故谓之贼。若以明以位则安静而不动，焉可谓之贼？何必纷纷多议。予闻此说，尝掩口而笑，觉其不察之甚也。不必笑，火动即耗人元气。故《经》云：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盖君道惟神，其用在虚；相道惟力，其用在实。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非光焰，乃虚灵不昧，故谓之明。景岳尚欠斟酌。两间生气总曰元气，元气惟阳为主，阳气惟火而已。阳气乃无形之气，可以生物，无一息之间断。火乃有形之火，即能害物，不可谓阳气即是火。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未闻以火成形而理亦赋焉。景岳其将何辞以对？如轻清而光焰于上者火之明，重实而温蓄于下者火之位。明即位之神，无明则神用无由著；位即明之本，无位则光焰何从生？一阳居二阴之间，成乎坎也，此所谓水养之而蓄于下。若光焰则亢而动矣，而下焦之火亦起，故情欲之动，由心而起。不生光焰，方是正心诚意，毫无人欲，故谓之以明。《大学》[40]所谓虚灵不昧[41]，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即明德[42]，非光焰也。人生所赖者惟此。惟此胃气而已，故人绝水谷则死。若竟以君相之火为本，而置脾胃为末务，非治病之要言。然以予之见，则见君相之义无脏不有。据云君相之火无脏不有，即五志之火矣。君相之火动，即人欲之邪火矣，其为贼元气而病也，何疑？总言大体，则相火当在命门。在包络即臣使之官，代君行令。析言职守，则脏腑各有君相。生出许多议论，与《内经》不合。凡五脏发见之神奇，使无其地何以生？地不厚何以蕃？此皆从位而发，五脏各有位，则亦各有相，相强则君强，故圣人特命此名，诚重之也。相火安静不动，故为位。而后人指之为贼，抑何异耶？《内经》言热伤气，故指之为贼。故予不得不辨。不必辨。或曰：彼之指为贼者，亦有深意。《内经》壮火耗气之说，不必讲矣。盖人之情欲，妄动则火起，致伤元气。即君相之火动也。予曰：此固邪正之歧，最当明辨也。动则邪火，静则正火。夫情欲之动，邪念也，邪念之火为邪气；君相之火，正气也，正气之蓄为元气。君相之火动，是为邪火。应事接物，皆心为之用。凡邪念之起，由心之动，心动则火起，相火亦随之而起，耗人元气精血。自古圣贤教人正心诚意，恐其邪念起，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夫静极则动，人欲之萌也。心动即是邪火，安得强词夺理，以毁前贤。譬之产业，能守能荡，罪不罪在子孙，镃基[43]何与焉？此譬甚觉牵强。

火本一物，君相之火，镇静不动则能生物。一动则为人欲，为邪火而害物，故谓之贼。何必哓哓[44]立说以惑世人？

先天后天论

此论乃风鉴[45]之语。

凡人有生之后，俱以后天为本。圣王之医药，亦为人有生之后，饮食起居，七情六欲，风寒暑湿燥火之侵袭而为病，故设医药以治之，亦是补偏救弊之意。观此书，每每以先天真阳之气为重，而以热药治病为要领，深辟刘、朱。殊不知先天强壮者能斫削而坏，先天不足者亦能培养而寿。《内经》所谓阴精所奉其人寿，俱赖后天水谷培养之也，不必将先天立言以治病。

标本论

本为病之源，标为病之变。近闻时医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予闻此说，本属不经，而亦有可取。既属不经，何得又云可取？既云可取，不可谓之不经。所谓不经者，谓其治标治本对待为言，则或彼或此，乃可相参为用矣。若然则《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谓耶？治病必求其本，必求其受病之本也。或因风寒暑湿燥火，或因七情六欲，或因饮食起居，受病不一。认清受病之因，非标本之本也。《内经》之言包括甚多，即如类中风一症，因痰因火俱因本元不足而猝然颠仆，痰涎涌甚，不能开口进药，自然先通其窍，或吐其痰使得开口，然后究本寻源而用药。岂非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乎？何必生出一番议论。仓卒之急病，命悬顷刻，不得不用急法以治之。如缠喉风一症宜吐痰开口为急务。

求本论

《内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此“本”字包括甚多，须认清门路而治。景岳将万病之本只此表里虚实寒热六者而已，如此简便，不察病起何因，竟将六者而论。将《内经》句细加详审，其理自见。

治形论

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水中有真气，火中有真液。此句尚有疑议。不从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肾为五脏之本，不从精血，何以使之灌溉？然则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天一生水，水即形之祖也。每每讲阳气真火，此处又重治形。据此不可偏执以阳为主。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使能知此，则神用无方。然用此之法，无逾药饵。若讲药饵治形，竟是皮毛工夫，非老子之言也。

景岳每每以阳为主，所以有阳来则生、阳去则死之论。今又以形言，则知有形则阳气可附而生，形坏则阳去而死，可见阴阳不可偏废。

脏象别论

脏气各有强弱，禀赋各有阴阳。有一脏之偏强，常致欺凌他脏；有一脏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有素挟风邪者，必因多燥。热药非燥乎？有一人之禀而先后不同者。如阳脏而纵嗜寒凉，久之而阳气受伤变为阴矣；或阴脏而素耽辛热，久之而阴日以涸变为阳矣。据此说，热药不可久用。设欲以一隙之偏见而应无穷之变机，吾知其遗害于人多矣。阳常不足，即一隙之偏见。

即此一论，变化无穷。寒热之药不可久服，何得讲阳不足之论？

天年论

凡疾苦之望医，犹凶荒之望岁[46]，其恳其切，其念何如。第庸医多则杀人亦多，每见寒热倒施，虚实谬认，一匕之讹，吉凶随应。困者莫知其然，虽死不觉；明公鉴其多误，能无恻心？第彼非无自，盖自《原病式》以来，祖述相传，日以滋盛，而黎元阴受此害者不知若干矣。照《原病式》察病之情而治之，活人多矣，何得深罪之也？若照景岳治病用药，受此害者亦多矣。《原病式》阐发《内经》，非无本之言，诸名家尝宗之，独景岳以为为害生民。及观新方，仍有用寒凉之药。而河间因病机属火热者多，然用药如地黄饮子仍用桂附，何得动辄深罪河间耶？

将《上古天真论》敷衍为天年论以炫人。此乃修真之士，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今人不能如是，七情六欲交侵，以致疾病，故设医药以疗之。何必纷纷议论，以炫己长？

中兴论

千言万论，不过要人爱惜精气为本，何必好奇[47]而云中兴论？

逆数论

夫变易之数，即升降之数也。其所以无穷者，降以升为主，是即所谓逆数也。若无此逆，则有降无升，流而不返，而大道如环，何所赖乎？由是逆顺交变，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以及升降长消、进退成败、勤惰劳逸、善恶生死，无一非对。圣人说易，取其意象。如此支离附会，穿凿著迹，毕竟以辞害意。凡此一逆一顺，其变无穷。惟从逆者从阳得生，从顺者从阴得死。详考卦气之圆图，其义昭然可见也。观其阳盛之极，自夏至一阴初姤[48]，由五六七八历巽坎艮坤，天道从西右行。凡医学风水，俱以后天八卦为方位起数，不言先天方位。即以先天方位而言，景岳之意又重在逆数，一边又独注向在阳上去，不知下文是故易逆数也，往者来者，俱仍归到逆上去，故朱子注云故皆逆数也[49]。玩一皆字，则知逆中有生，顺中亦有生矣，是即阴中生阳、阳中生阴之义。何必多为其说耶？则阳气日降，万物日消者，皆顺数也。万物皆潜藏，升降浮沉则顺之。然言天言人，总言生道也。而保生之道，其堪违阳道乎？千言万论，要将“阳”字为主。然医贵圆通，安容执滞？非曰尽不从阴也，从阴正以卫阳也。仍不脱出“阴”字，何必费许多笔墨。

逆数顺数，皆玄虚也，无关于治病。

反佐论

用药处方，有反佐之道。《内经》论治曰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近观丹溪之治吞酸症，必以炒黄连为君，而以吴茱萸佐之。其治心腹痛症，谓宜倍加栀子，而以炒干姜佐之。凡此之类，余不解也。夫既谓其热，何以复用干姜、茱萸？既谓其寒，何以复用连、栀？使其病轻，或藉以行散。如其病重，人但见其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热，自相矛盾，一左一右，动皆掣肘，能无误乎？总之其意要辟丹溪耳。仲景、东垣用寒药，有以热药佐使者，如滋肾丸黄柏、知母，而以肉桂佐之。吞酸吐酸乃肝火也，黄连恐其寒凉拒格，故少佐茱萸入肝而清火，胃火用姜汁炒山栀，亦是此意。独不观附子泻心汤寒热并用，岂仲景不知用药之理乎？可谓之自相矛盾乎？尝观轩岐之反佐，为创经权[50]之道也；后世之反佐，徒开杂乱之门也。至其变也，则泾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者以之。东垣用药，寒热并用攻补兼施，称为医中之王道，岂模糊疑似而不分乎？观新方八阵，真杂乱无理。

升阳散火辨

火之为病，其发也，有阴有阳。发于阴者火自内生，发于阳者火自外致。内生者为五内之火，宜清降；外致者为风热之火，宜散升。余阅方书，所见头目、口齿、咽喉、脏腑阴火等症，悉云风热。亦有言阴虚火亢者。余之立方处治，宜抑者直从降，宜举者直从升，所以效速而无耽延之患，亦不过见之真而取之捷耳。未必见之真而取之捷，治锁喉风而不知其理，意欲用参补之，后致于死。三月小儿发热，误认感寒而用细辛、白芷、川芎、羌活，耗其肺气而泻喘并作，用参汤全活，岂见之真乎？

夏月伏阴续论

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离中虚[51]，坎中满[52]，《易》义可知矣。若作阴凉看，其误甚矣。且其时阳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此丹溪之言虚是固然矣。若以“阴冷”二字为误，而夏月禁用温热，此则余所不服也。丹溪因天令炎热，销烁真阴，不宜妄投热药以伐天和。若遇寒症仍用热药，恐妄用之也。“妄”之一字，当详察之，犹恐误用，非谓不宜也。景岳将“妄”字改作“禁”字，大误大误！在冬月亦不宜妄投寒药以伐天和。既云夏月之阳尽浮于外，则阴伏于内矣，阴盛则阳衰也，非寒而何？阴阳之理，毫无偏胜。夏月阳浮于外则外热内寒，冬月外寒内热，此浮沉升降，非夏月阴盛阳衰也。若欲补阳，必欲销尽其阴乎。经云夏食凉以养阴。虽有寒邪致病，亦当少用热药，所谓无伐天和是也。阳浮于外，则气虚于中矣，气虚即阳虚也，非寒而何？阳浮于外，阴守于内，欲去其阴，则为孤阳而死矣。据云气虚于中，则丹溪之言不谬矣。然尤有显然者，井泉之水冬温夏冷，此非外寒内热、外热内寒之明验乎？三冬之时，阳在内阴在外，故外寒内热。若讲夏月阳衰，岂冬月阴衰乎？若夏月为寒宜用温热，冬月阳在内之时可用寒凉矣，《内经》毋伐天和之说不必言矣。景岳误人不浅。至若主气之外，又有客气，而天以五周，地以六备，寒暄递迁，气更应异。丹溪言其常，司天言六气之变而为病。是无论冬夏皆有非时之气以动，为民病者也。非时之气为温病、热病、时疫，亦不用热药。又岂因夏月火令，遂可谓无寒而禁温热乎？非禁也，不宜妄投热药。且伏阴之义，本以阴阳对待，寒热为言。若但以“阴”字为虚，则夏月伏阴宜多虚证，冬月伏阳即无虚矣。夏令天气炎热，热伤元气，故令人倦怠乏力，孙真人[53]制生脉散补之。冬月阳在内，故刚强不倦。今见四时之病，盛夏每多吐泻受暑热者多，深冬偏见疮疹，诸如此类，岂非冬多内热、夏多中寒乎？偶有疮疡亦是内伏之火邪，故在夏月患疮疖者多。总之夏有热症，亦有寒症，冬有实症，亦有虚症，虽从时从证，贵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阴之义有不可不察者也。既云因病制宜，不可偏执一端矣。今若丹溪之论，则于理反悖不悖，而何切于用？丹溪治病，用药皆切当于理。观治江郑兄夏月患虚脱之症，艾灸气海穴，用人参膏二斤而开口，用参十斤而安。景岳亦细阅《局方发挥》否？近见徐东皋[54]亦述丹溪之说，而曲引《孟子》　“冬日饮汤、夏日饮水”[55]之言为证。噫！此公都子[56]之言也，不过借喻内外，原非用析阴阳。圣贤借喻，亦是言理。

阳不足再辨

如人自有生以来，男必十六而精通，女必十四而经至。因水谷之气化生精血而成。其衰也，男精竭于八八，女血净于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犹赖以不死者，惟此气耳。先天之卦数已终，后天之谷气化生无穷。夫气为阳，精血阴也。此气从阴精而起。若无精，其气何以独立？阴精，后天水谷化生。《经》云：谷入于胃，化而为血以养身。不知精即水也，水即阳也。此乃水中之一阳，无水则无阳，譬之油干即火灭，丹溪补阴之说非谬也。水即阳之说，此言甚幻。若以化生言，则万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后天，皆本于是，阴阳互为根蒂，不可偏废。而水即阳之化也。此先天之论。若讲后天，有生之后以水谷养之，至十六岁而阴精成，此时竟讲无形之阳，其精血从何处而来？景岳将先天阳气辟丹溪，而自成一家之言，大误后学。又若精在人身，盛则阳强，衰则阳痿。可见精衰则阳痿，当补阴为主。再若养生家所重者惟曰纯阳，纯阳之“阳”，以精言也。精若漏渗，何阳之有？既云纯阳而阳以精言，精若渗漏何阳之有？可见阴精去而阳气散，当补阴则阳气常存。丹溪补阴之说不诬矣。凡精血之生，皆为阳气，得阳则生，阳化气，阴成形。失阳则死。阴竭则阳去，岂有阴竭而阳气独存者乎？譬诸草木，初生苗，继生枝叶，再生花实。皆雨露之所滋而化生枝叶花实。其衰也，花实落而枝叶存，以渐而凋也。木液竭而生意尽，收藏之道也，非阳衰也。人之衰也，精血去而形犹存，以渐而终也。精血去而形犹存者，非阳气也，乃后天水谷之精气以养之也，故人绝水谷即死。即此阳气，亦是水谷化生。凡在生者，无非生气为之主生阳由谷气而生，而一生之生气，何莫非阳气为之主，而但有初中之异耳。有生之后，惟以胃气为本而以水谷为养。若讲无形之阳气，从何处生来？若以精至为阴至，岂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阴至耶？花果雨露滋养而成。阳强则寿，阳衰则夭，又何以见阳之有余也？阳亢则衰，阴绝则阳去，景岳但讲阳气，而不言阴精所奉其人寿，《内经》之理未明，强词夺理以毁丹溪，大罪！大罪！观《天年篇》曰：人生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五脏皆虚者，五脏之精也，即阴也。形骸者，精之躯壳也。有精即有气，形骸内阴阳精气皆寓于中，阴精绝则阳无附而死矣，所谓阴不足乃大理也，何必矫强立言？夫形，阴也；神气，阳也。神气去而形犹存，此正阳常不足之结局也，而可谓阳常有余乎？赵氏《医贯》亦云：人之真火，如鳌山走马灯，火动则拜舞飞走，火熄则徒存躯壳而不动，独加意补阳为主[57]。景岳之言亦犹是耳。余谓不然，殊不知火之中有油焉，油旺则火明，油少则火暗，油干则火灭，我欲加油则火常明。夫五脏之虚，乃五脏之阴精虚，非阳气虚也。阴精绝则孤阳无所附而死，此阴不足之结局，故《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不明大理，妄自穿凿。人之形，躯壳也，非阴也，有此形而阴阳寓于中。人之初生，藉水谷之精气而日渐长大，及其死也，精竭而阳气去，徒存躯壳。若讲形为阴精，误矣。故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此景岳常谈。今欲以不足之元阳，认作有余而云火，则相习以苦寒之劣物，用为补剂以滋阴。丹溪言滋阴未讲苦寒，景岳将“苦寒”二字责丹溪，然景岳寒阵新方仍用之，何耶？然天地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则灾害至矣。既云和平，不宜专讲阳矣。而余谓阳常不足，岂亦非一偏之见乎？真一偏之见。夫人所重者，惟此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阳气。精生气。

景岳《小儿补肾论》云：小儿精气未盛，后天之阴不足也；父母多欲水亏，先天之阴不足也。据此说，小儿尚且先后天之阴不足，况大人情欲多端，真阴易耗，所以丹溪有阴不足论，而景岳以阳不足辨之，何言之不相合若此？

小儿补肾论

夫小儿之精气未盛，后天之阴不足也；父母之多欲水亏，先天之阴不足也。丹溪之论，不必言其非矣。凡小儿之病最多者惟惊风之属，而惊风之作，则必见反张戴眼，斜视抽搐等证。此其故总由筋急而然，盖血不养筋所以筋急，真阴亏损所以血虚。血属后天，乃真水未足，不能荣木，肝木失其所养，故手足搐搦牵引而为惊风，非外邪为病，此热极生风，《原病式》言之详矣。

丹溪言阴常不足者，因人之初生，必待乳哺水谷，积十六岁而阴气始成，而为人之父母，所以有阳有余阴不足论。幼科钱仲阳独以六味丸为幼科之药，丹溪之言可为后世法。景岳创阳不足论以辟之。及观此篇，仍脱不出丹溪之论，未成人之时亦讲补肾，不必言其阴不足之非矣。

命门余义

命门为精血之海，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然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阳气非此不能滋发。先天之本在命门，后天之本在脾胃。有生之后惟以脾胃为根本，资生之本，生化之源，故人绝水谷则死。精血亦饮食化生，《经》云人受气于谷，余独重脾胃。既云水火之宅，阴阳寓于中，何故竟讲阳而不言阴。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但言火而不言水，然必春气始于下，则三阳从地起，而后万物得化生。卦有六爻，但知有三阳而不知有三阴也。吾故曰：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也；命门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气也。先天阴阳合而为一，若竟讲先天，日日用补肾之药而不饮食，岂有得生者乎？故以脾胃为本。所以《内经》以胃气为主。

命门有火候，即元阳之谓也，即生物之火也。姑以大纲言之，则一阳之元气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濩[58]乃各见其候。前云命门为水火之宅，今但讲火候，不知天一生水之义，亦是偏见。中焦如灶釜者，凡饮食之滋，本于水谷，胃中阳气，其热如釜，所以朝食午化，午食申化，如釜化之速。观灶釜之少一炬则迟化，增一炬则速化，火力不到则全然不化，即其证也。《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59]。阴阳水火，不可偏胜，此但言火候，而不及水之一字。殊不知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胃中津液充润，食物可以转输运动而下行，若干枯则不能转输而下达。如竟讲火候而不及津血，则肠胃槁而成噎膈矣。灶下多火，釜中之物皆焦干而坏，此理易明。总之喜用热药耳。上焦如太虚者，凡变化必著于神明，而神明必根于阳气。阳之在下则温暖，故曰相火以位；阳之在上则昭明，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阳长则阴消，而离照当空，故五官治而万类盛。上焦如太虚，即朱子云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是毫无人欲之起也。若心君之火一起，即人欲所蔽而昏矣，不可言火也。火宜镇静不动，方是以明以位。若讲阳长阴消，必欲使真阴消尽而为之离照当空，五官治而万类盛乎？此以三焦论火候，则各有所司，而何以皆归之命门？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气藏于坎中，自下而上，与胃气相接而化，实生生之本也。是以花萼之荣在根柢花萼之荣必藉水以滋养，使真阳不发于渊源，则总属无根之火矣。无真阴之水，谓之无根之火。火无油，不能常明。若使命门阴胜，则元阳畏避，而龙火无藏身之地，故致游散不归，而为烦热格阳等病。龙有水则能潜伏于下，阴胜两字不知是真阴胜、阴寒胜？混言阴胜，不分明白。治此者惟从其性，但使阳和之气直入坎中，据其窟宅而招之诱之，则相求同气，而虚阳无不归原矣。一阳居二阴之间，因阴衰而阳亢，岂可以热药招之？昧者不明此理，多以虚阳作实热当以真阴养之，不思温养此火，而但知寒凉可以灭火，安望其尚留生意耶？水可养火，火旺则水干，如灯中之油，油干则火灭。温养两字，不可作热药治，当以真阴养之。赵养葵所谓水养火也。此实医家第一活人大义。若讲热药治虚火，杀人多矣。惟以滋阴之中，少加热药为引导则可。

命门有生气，即乾元不息之机也，无生则息矣。盖阳主动而升，阴主静而降。惟动惟升，所以阳得生气；惟静惟降，所以阴得死气。命门生气，即坎中阳气也，不可竟言阳，因阳在水中。又如水暖则化气，化气则升，无不生也；水寒则成冰，成冰则降，无不死也。阳伏于下，阴浮于上，万类潜藏，至春发生，故河水坚冰而阳气下伏而暖，昆虫草木潜藏于下，非死也。至若人之生气，无所不在。俱是浮谈。

命门一阳居二阴之间，生气即一阳也。坎中之阳气升腾，因有坎中之水养之，所以不致孤阳飞越。今竟以生气为阳，而脱却阳中有阴之义，殊不知阳根于阴，无阴则阳无以化。据云：水暖则气升，不知天令严寒，井中之水暖而气升者，此阳闭藏于内也。夏月则无之，阴在内也。又云水寒则成冰，无不死也，不知水寒成冰，万物潜藏，故鱼龙在水底，未见其死，所谓阳杀阴藏也。何必哓哓多说以惑人？

盖命门为北辰之枢[60]，司阴阳之柄，阴阳和则出入有常，阴阳病则启闭无序。即此言阴阳不可偏废，何故独以阳为重？故有为癃闭不通者，以阴竭水枯，干涸之不行也。癃闭之治不一，不可单讲阴竭水枯之一端。有为滑泄不禁者，以阳虚火败，收摄之无主也。滑泄不禁，不可单言阳虚火败。若执两法而治，未免失之多矣。然精无气不行，气无水不化，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此即《内经》所谓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而不可分。

命门有阴虚，以邪火之偏胜也。邪火之偏胜，缘真水之不足也。故其为病虽是火证，而非邪热实热之比。盖虚热之火不可以寒胜，所谓劳者温之也。此温字当作养字解，温存以养，使气自充，若作温热解，失之多矣。盖虚火因其无水，只当补水以配火，则阴阳平而病自愈。赵养葵之言。若但知知、柏为补阴，则愈败其肾，而致泄泻食减，必速其殆矣。阳亢之时，亦当用之。

阴虚以邪火之偏胜也，邪火之偏胜，由真水之不足。即此而论，水因邪火而耗，当滋水而兼降火。譬之釜中之水，灶底之火煎熬而耗，若但加水而不退火，终无益也；加水而兼退火，则水不干，如六味加知、柏是也。若胃气伤，不可用耳，景岳寒阵中方仍用之以治阴虚火亢，独不害人耶？

误谬论

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此于人生关系，较之他事为尤切。以此重任，使不有此见此识，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矧立法垂训，尤难苟且，倘一言失当，则遗祸无穷，一剂妄投，则害人不浅。汝之阳不足论遗祸无穷。窃见相传方论，每多失经意，背经旨。总属意见有不到，至理有未明，故各逞胸臆，用示己长。汝之逞胸臆，示己长，特自不觉耳。第以疑似之间，加之便佞[61]，则真为伪夺，是非乱而强辨出，由是贤者固执，愚者亦固执。汝之强辨，专以阳为重，亦愚者之固执，抑贤者之固执乎？

辨河间

刘河间《原病式》所列病机原出自《内经》，而以病机十九条总于篇末，且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补偏救弊，使气道流行而和平。岂竟讲热药补塞乎？自《原病式》出，而丹溪得之定城，遂目为至宝，因续著《局方发挥》及阳常有余等论，丹溪著《局方发挥》，不可执方治病，非若新方之害人。即如东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即壮火食气，热伤气也。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用热药而杀人者，皆景岳之误也。医道之坏，莫此为甚。医道之坏，坏于此书。此书之作，坏于《医贯》。

《内经》病机十九条，属火者五，属热者四，属寒者一，可见火热为病者多，故河间、丹溪、东垣出，而著《原病式》《阳有余阴不足论》《脾胃论》《内外伤辨》《局方发挥》，用药宜活，因病而施，所以后人得以受其益。今出景岳之书以辟之，亦生民之厄运也。目下时医俱奉此书为至宝，用新方而治病，蒙其害者多矣。此书独立主见，以阳为重，重用热药，深毁前贤，不知未有此书，生民患病者，未见皆死，既有此书，未见皆活，但见各处来就医者，多为热药补火而误也。

宾[62]谓吐酸吞酸，总由停积不化，而停积不化，由脾胃不健，非温脾健胃不可也，而尚可认为火盛耶？停积不化，则郁而为热，犹如仓廪之米豆，其气不通则发热，其理可知。若竟讲温补，其痞塞更甚矣。且妄引经文为证，其谬孰甚？河间发明《内经》　“诸呕吐酸皆属于热”之言，岂妄引乎？景岳将《内经》之言俱废矣，真轩岐之罪人。

夫泻白为寒，人皆知也，而青挟肝邪，脾虚者有之，岂热证乎？青乃肝火煅炼，积滞而下痢。红因损脏，阴络伤者有之，其[63]尽热乎？红因损脏络而下血，此肠红之症，误认为痢，大谬！大谬！黑为水色，元阳衰者有之，岂热乎？痢证热极而黑，《准绳》有瘀血一条，色亦紫黑，有热毒熏灼而黑者，诸家皆为热，景岳以为阳衰，不知出于何书，大误后人。凡泻痢者，水走大肠，小水多涩，水枯液涸，便尿多黄。泻于痢病属两途，岂可混言？水泻由大肠而去，故以分利为先。此黄涩之证，未必皆由热也。“未必”两字甚游移，则非尽寒也。至如完谷不化，澄澈清冷，诚大寒矣。河间只言痢不言澄澈清冷，《原病式》属在寒症，并未言火也。然人偶以寒邪伤脏，或偶以生冷犯脾，稍失温和，即病泻痢，此本受寒，然未必即大寒证也。景岳泻痢并言，大非识病之处。且凡脾胃初伤，阳气犹在，何至清冷，遂成完谷不化？盖由生冷伤于前，复以寒凉败于后也。但言痢未言完谷不化，《原病式》澄澈清冷仍议寒症，并不言热，何必言其谬？凡饮食入胃，其神化而归于营卫者，乃为膏血，其不化而留于肠胃者，惟糟粕耳。此其为精为秽，本自殊途，是以糟粕不能化脓，从可知矣。且垢亦非脓，而实肠脏之脂膏也。黏腻积滞而云脂膏，认病不真，贻祸后人。如久痢不已，或经年累月，而所下皆有脓垢者，岂热化之脓，可以久延如此乎？其非脓也明矣，安得皆云为热？仲景治痢，用黄芩芍药汤、白头翁汤，皆苦寒之药，岂有误乎？欲罪河间，仲景之言亦当照顾。此盖以肠脏受伤，而致膏脂不固。若不安养脏气而用寒凉，未有不脏气日败而至于死。仲景治痢之方可去矣。

河间因病机属热属火者多，故阐发阴阳之理，恐后人误用热药耳。观其立方处治，仍有桂附参术等补剂，非谓无寒症而概用寒凉。景岳独以一偏之见，专以温补为主，助阳为本，深罪刘李朱三大家，惟张仲景为医中之圣，不敢斥言，然尚有滋阴发汗之谬言，以补仲景之未及，真医中之贼也。

以五色分五脏，其理颇通，若谓本则一出于热，则大不通矣。夫泻出于脏，无不本于脾胃，脾胃之伤，以五气皆能犯之。将“泻”之一字立说，大谬！大谬！

泻与痢大不相同，泻者无积而不后重逼迫，痢者有积而后重逼迫腹痛。河间言痢不言泻，景岳以泻而言，脱去痢字而议河间之非，真认错关头。

河间曰治痢莫若以辛苦寒药治之，或微佐辛热则可，据此说，最为治痢之害。治痢用香连丸，诸名家用之奏效者多矣，何云治痢之害？总之，此书之作以辟刘、朱为本，而近时用热药杀人者皆宗此论而惑人，可谓医中妖孽。自丹溪之后，凡治痢者悉用寒凉，皆此说之误之也。用寒凉推荡而痢愈者亦多，用热药而死者亦不少。毋论其他，姑以苦能燥湿之言辨之。夫五味之性[64]悉出《内经》，有曰以苦燥之者，盖言苦之燥者也。河间不能详察，便谓是苦皆燥，而不知《内经》之言苦者，其性有二，其用有六。用味苦之药燥之，《内经》不言苦之燥者也。景岳不明经旨，反言河间之非。《内经》云：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河间之言不谬。《内经》并不言其性二、其用六，景岳妄将经旨私自杜撰。河间言诸苦寒多泄，惟黄连、黄柏性冷而燥，未尝言是苦皆燥。《药性》言黄连能厚肠胃，故凡火之泻者必以吴茱萸、炒黄连以治之，暴注之泻必用黄连。何必矫强立言而深毁河间？曰湿淫于内，治以苦热，燥淫于内，治以苦温，是皆言苦之阳也。《内经》治以苦热，非竟以苦热为治。下句云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非竟讲一句，其中有佐使之药。若但言苦燥苦温，其湿得热则郁蒸而湿气更甚，燥症得温，其燥更甚，故下文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其火得下泄，其燥自润。景岳单扯一句而言，不将下文细究，而妄自议论前人。苦之发者，麻黄、白芷、升柴之属也。白芷味辛。苦之温者，人参味甘、附子、姜桂、吴茱萸、肉蔻、秦椒之属也。诸药之味俱辛，并非苦也。误认为苦，大错！大错！苦之坚者，续断、地榆、五味、诃子之属也。黄柏能坚肾，此四味并非苦者也。夫气化之道，惟阳则燥，惟阴则湿，此不易之理也。天地炎热则润，严寒则地土燥烈，此不易之理。岂以沉阴下降有如黄连、黄柏之属者，以至苦大寒之性，而犹谓其能燥，有是理乎？《内经》云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又云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有湿热，必用黄连。河间未尝不分寒热，惟暑热之邪而言热。近来治痢，俱用温补止涩而死，皆景岳杀之也。是但知苦燥之一言惟黄连、黄柏未尝言是苦皆燥，而不察苦发、苦温、苦坚、苦泄、苦下之五者，抑又何也？　“坚”者，即“燥”之义也。河间本《内经》五脏苦欲补泻而立言，非杜撰创立之语。因致后人治痢多不分寒热虚实，动以河间之法，至死不悟，谁之咎与[65]？夏伤于暑，秋为痢疟，故以清暑热之药。然治病有寒热虚实，必察色辨证，审其为寒而用热药，审其为虚而用补药，审其为热而用寒药，审其为邪实而用推荡，不可执定见识而咎河间。

夫肿胀之病，因热者固有之，河间之言不谬矣，但未及论寒胀耳。因热固有之，则仍有热胀者矣。而因寒者尤不少。《经》曰脏寒生满病，又曰胃中寒则胀满，此皆轩岐之言也。诸腹胀大，胻肿，皆属于热，亦是轩岐之言，则知河间非无本之言也。且庶物隆盛，乃太和之阳化，以此拟形质之强壮则可，以此拟胕肿之病象则左[66]矣。往往胃热则胕肿。热胜则肿，此《内经》之言也。六月土令，湿热土浮而万物隆盛，至秋渐渐收缩，此天地升降沉浮之理，何必强词夺理？寒战皆为火证，而何以《经》曰阴胜则为寒，又曰阳虚畏外寒，又曰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又曰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河间悉言为火，其然否可知也。《经》云诸禁鼓栗皆属于火，则知战栗乃热极而反见寒象，畏寒、外寒、寒栗与禁栗不同，畏寒、外寒、寒栗但有怕寒之意，禁栗乃战栗动摇之象，自有分别，不必深辟河间。即如疟疾，寒战之极，必发壮热，因内伏之邪热外达也。

据此所云恐则喜惊，恐则伤肾，然《经》曰肝气虚则恐，又曰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夫肝肾既亏，而复见气下、气乱，无非阳气受伤之病。阳气受伤，则何由心火遽甚，而惊则皆由火也？气下，气之下坠也。气乱，气之扰乱不宁也。不宁则火起，非阳气受伤之病，将谓补阳乎？今常见惊恐之人必阳痿遗溺，其虚可知。火炎于上不能降下而阳痿，惊则肝胆之火妄动而下注疏泄遗溺也。然因火入心而惊者有之，未有因恐而惊者，皆可指为火，则倍理甚矣。惊恐相连为病者多，五志之火由惊恐悲哀喜怒忧思而起，于理不悖。

夫邪火盛而阳狂见鬼者固然有之，又岂无阳气大虚而阴邪为鬼者乎？因热者固有之，则知河间非杜撰矣。《难经》曰：脱阴者目盲，脱阳者见鬼，华元化曰：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岂皆妄意之言乎？脱阴脱阳俱是绝症，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非如见鬼神之解。

辨丹溪

尝见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且妄引《内经》强以为证，此诚大倍[67]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也。盖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无阳则无生矣。无阴则阳无以生矣。《经》云无阴则阳无以化，据景岳可删去一句矣。故自生至壮，无非阳气为之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精生气之说不必言矣。是以阳盛则精血盛，生气盛也。阳盛则阴衰。阴阳宜平不宜偏。阳衰则精血衰，生气衰也。故《经》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岂非血生于气乎？谷气入胃而化生血，非气也，所谓精生于谷。《经》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何得云阳衰则精血衰、生气衰也？与《内经》之旨大相悖谬。故东垣著《脾胃论》以垂后世，为万世医门之法。中焦者胃也，水谷之精气化而为血，胃中水谷即有形之物，变化而为血，若胃中但有气而无水谷，将何以化血乎？水谷即阴也。景岳其有说乎？丹溪但知精血属阴，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阳气。倘精血不足，又安能阳气有余？由此虑之，何不曰难成易亏之阳气，而反曰难成易亏之阴气？是何异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人出自母胎，乳哺水谷，至十六岁阴精始成，岂有不因水谷而专讲扶阳乎？何《小儿补肾论》又议王节斋[68]之非？何前后之不符耶？其所立补阴等方，谓其能补阴也。然知柏止堪降火，安能补阴？若任用之，则戕伐生气而阴愈亡。景岳寒阵新方中治阴虚火盛仍用知柏，独不伐生气乎？及察其引证经文，则何其谬诞？若《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此《太阴阳明论》言脾之与胃生病有异，以阳明主表，太阴主里。《内经》之言，包括总理，如阳者天气也至阳道实阴道虚八句，统言天地阴阳之理，后言犯虚邪贼风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言病也。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言阴阳表里也，非单言脾与胃。凡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而外邪在表，邪必有余，故曰阳道实也；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而内伤脏气，脏必受亏，故曰阴道虚也。阳病多实，阴病多虚，有如此，岂以天地和平之阴阳而谓其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乎？言脏腑表里受病，不言虚实，岂有入五脏而多虚者，如下文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皆为虚乎？景岳《内经》之言尚欠明白，丹溪言阳道实则入表，阴道虚则入里，岂非阳有余阴不足乎？又《经》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此本以上下不交者为言，亦非阳有余阴不足之谓也。且下二句犹或似之，而上云至阴虚，天气绝，则何以为解？丹溪之言，亦有似之。

圣王悯黎元之疾苦而设医。观《内经》病机十九条，属火热者多，故河间、丹溪、东垣出而治病，俱阐发《内经》之旨而垂后世。若寒症仍用温热，但寒症少而热症多，犹恐热药耗人元气，故谆谆告诫。何生民不幸，出此景岳之妖孽，创新奇之语，而为阳不足论，深心著意，以毁前贤，使世人喜用热药，至死不悔。及至立新方，寒阵中仍用寒凉，抑又何耶？

据丹溪《相火论》，无非阐扬火病而崇其补阴之说也。据景岳将阳字敷衍，创论以辟丹溪，使人用热药而害人，真岐黄之妖孽也。两仪动静，为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热，为两仪之后天，后天者，变体也。凡疾病俱因后天变动而起。若讲先天，则毫无人欲，五志之火寂然不动，焉有疾病？阳为元气之大主，火为病气之变见，而动乃阳之性道，安得以性道为病变，而言凡动皆属火也？人欲之萌动，由先天性道中来，不必哓哓多说。即自天人论之，则曰天行健，岂天动即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岂人动即火乎？丹溪独言人之病。天之运动，此常道也。人之四体运动，周身气道流行，合天之数，是谓无病。若七情六欲交战于中，劳役过度，厚味煎炒，则火起焉，如天之雷电而火起焉，岂天无火乎？镇静不动则能生物，劳动太过则起而害物。若谓凡动皆属火，则岂必其不动而后可乎？若人奔走劳动，则汗出脱衣，岂非动则火起之明验欤？夫以阳作火，词若相似，而理则大倍矣。动静以理言，何为大倍？在丹溪则曰阴虚则病，阴绝则死。阴绝则孤阳飞越而死，如盏中之油干则火灭。余则曰阳虚则病，阳脱则死。阳为外卫，阴为内守。阳之脱也，因内守之阴耗竭，阳无所附而脱，故阴精所奉其人寿。景岳不知大理，妄自穿凿[69]以误人。因动生火，此或因情欲之思者，止有一证，如欲念不遂，或纵欲太过，致动相火而为劳瘵者，诚有之也。非一证也。不可以一欲念不遂，纵欲太过，致动相火而论。即此一证亦是阴精耗竭，相火亢盛而病。丹溪之言不为谬矣。如五志之动皆能生火则不然也。《经》曰：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五脏受伤，则五火何由而起？五志即人欲之火。五脏者藏精气者也，精气衰则火起也。《经》　　曰：五脏者，主藏精者也。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经》云阴虚生内热，又云热伤气，未闻有阴虚则无气之语。可见脏不可伤，气亦不可伤，未闻伤即为火也。《经》云壮火食气，即为火也。即云为火，必有火证，使无火证而但以“动”字敷衍其说，是何异捉影为形？动静以理言，不为敷衍。如天为阳，阳主动；地为阴，阴主静。天之动，疾风雷电，即天之火也；人肖天地，人之动，喜怒悲思恐，触而发之则火起矣，即人欲之火也。常见五志所伤之人伤极必生战栗，是盖以元阳不固，神气失守而然。五志之火起，将元阳不固创论，真为杜撰。

原经文五火之说，乃《解精微论》中言厥病之目无所见也，谓阴阳不交，所以为厥，厥者逆也。阳逆于上火不降，阴逆于下水不升，水火既不升降，而目以一阴之微精，不胜五脏之阳逆，此单言厥逆之为病也，厥病有一水不胜五火，至他病亦有之。岂言火有五而水止一乎？五志人欲之火，即是五火。又按二火之说，乃论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战栗者，名为骨痹。谓其人肾水素胜，以水为事，则肾脂枯而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岂非真阴不足之寒乎？精气不足则骨髓空虚而畏寒，故纣时老人朝涉[70]乃骨髓充实，所以不畏寒。又以肝为一阳，心为二阳，二脏皆有伏火，则一水不胜二火，所以身虽寒而不冻栗，此单言骨痹之为病也。如此又岂阳常有余之谓乎？一水不胜二火，即是阳有余矣。《内经》之言包括浑融[71]，一水不胜二火，虽言骨痹，而议火多水少，理则一也。丹溪言阳有余阴不足，亦非杜撰之言，非比汝阴有余阳不足之杜撰也。

予味丹溪云气之病寒者十无一二[72]，夫气本属阳，《经》云气伤精，岂非气有余而为火乎？《经》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据景岳引经文气实者热也，则气有余便是火之说不谬矣。又《经》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则其义可知矣。但讲温不言热，若用热药则血气反为所耗。温者，温和之意，即温养也。且今人之气实与气虚者，孰为多寡，则寒热又可知矣。《内经》病机属火者多，景岳将《内经》细究则知火症居多矣，岂《内经》之言不足凭乎。然而何以证之？如心气虚则神不明，肺气虚则治节有不行，脾气虚则食饮不健，肝气虚则魂怯不宁，肾气虚则阳衰而精少志屈，胃气虚则仓廪匮而并及诸经，三焦虚则上中下俱失其职，命门虚则精气神总属无根。《内经》云：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胃，不言命门也。凡此者何非气虚[73]之类？气虚即阳虚，阳虚则五内不暖而无寒生寒，所以多阳衰羸败之病。气虚因热邪耗散其气之故。《内经》云：热伤气。若以阳虚而用热药，则愈耗其气，故东垣刻刻戒辛热之药，有耗散元气之祸。孙真人夏月热气熏灼，元气受伤，以生脉散补之，未闻有补火之说。景岳每每言气虚即阳虚而用热药，不知气虚当用参芪，若用热药气愈耗矣。其曰气有余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气不足便是寒。气不足便是寒，气有余便是火，两句对讲，不必强辨。

据丹溪曰：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则无怪乎寒凉之药亦宜八九矣。东南卑下之地，地卑土湿，湿气熏蒸而湿热，故病居八九。以天道证之，交四五巳午之月，天令郁蒸，衣服器皿皆霉黴[74]坏，岂非湿热所致乎？西北地土高燥，则无霉黴之患。

丹溪夏月伏阴论，据此则夏月止宜寒凉矣。丹溪言夏月炎热，肺金受制，不宜妄投热药以耗元气，非谓竟用寒凉。不宜妄用者，盖恐孟浪投之耳，亦将“妄”字一解为妙。春夏有阴寒之令，秋冬有温热之时，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反四时则病。所谓必先岁气[75]，无伐天和，亦此谓也。寒热温凉，此四时之令，故《内经·四气调神论》宜应四时以养生。若论客气，乃非其时而病，丹溪必不执法处治，景岳何必将客气以毁之。丹溪止知时热宜凉，而舍时从证，又何以不知也？丹溪治夏月寒症亦用热药，从权治法，丹溪岂不知乎？观其所论，止言夏月忌温热，丹溪明明说“妄”字，何故改作“忌”字。不言冬月忌寒凉，何其畏火之见、主火之言，一至于此？言夏月，其冬月不言而喻矣。

丹溪《局方发挥》曰：《经》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又曰暴注属火；又曰下痢清白属寒，故泻痢一证，似乎属热者多，属寒者少。详玩《局方》专以涩热为用，若用于下痢清白而属寒者斯可矣。可见丹溪治下痢清白者，仍讲温热之药。其属热者，投以涩热，非杀之而何？据此说，以二火一水言泻痢之由，殊未当也。夫《经》言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者，谓暴泻如注之下迫，非肠澼下痢之谓也。丹溪言暴注下迫乃夏秋感受暑热之邪而为痢，脓血稠黏，逼迫肛门，腹痛后重，非飧泄，久为肠澼也。秋令之痢乃暴病，属湿热者多，飧泄、肠澼乃久病，岂可并论乎？且《内经》言泻痢之证，寒者极多，于泄泻门详列可考，何丹溪独引二火之说？言痢而不言泄泻，若泄泻而认为痢，景岳失之多矣。夫以泻痢为火者本出河间，而丹溪宗之，故变为此说，遂致诸家方论皆言湿热而不知复有寒湿矣。诸家皆言湿热，惟景岳独言寒湿，不知湿气郁蒸则为热。在丹溪之言火多者，谓热药能杀人，病机属热者多，属寒者少，景岳不知《内经》之言。而余察其为寒多者，痢属热者多。则但见寒药之杀人耳。治痢往往用仲景黄芩芍药汤而愈者多矣，岂仲景之法非欤？热病寒病，用药得宜，皆能活人，非寒药专能杀人。若是则《内经》　“治热以寒”“热者寒之”之句可删矣。

仲景治痢，可下者十法，可温者五法，可见属热者多。景岳将《金匮要略》细读之，然后再讲著书。

据丹溪以痢之赤白言血气，而分属大肠、小肠，其于五行之说则然，而于病情则凿矣。盖小肠为心之府，宜主血。此言红积小肠，属血分，故红。大肠为肺之府，宜主气。此白积属气分。然水谷气化于小肠，岂小肠之非气乎？或粪前见血，岂大肠之无血乎？《经》曰：血者，神气也。此非赤化于气乎？血者，水谷所化。又曰：白血出者死，此非白亦为血乎？盖赤白无关[76]血气，但其来浅者白，而来深者则赤也。故《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此言血出上窍而吐衄。阴络伤则血内溢。此言便血，即肠红，非言痢也，景岳认错经旨。丹溪言痢，有气血之分，不言阳络伤、阴络伤之衄血、便血，辨别毫无确当。至若初得一二日间，元气未虚，必推荡之。则此说不可概言矣。此证有不宜下者，有必不可下者，岂以一二日间必可推荡耶？丹溪原云元气未虚必下，今单执下句而疑其“必”字耶？丹溪言元气未虚必推荡之，此《内经》通因通用之法。若元气不足，自然不用推荡。观《格致余论》治叶先生之痢，后重逼迫，正合承气症，因气口脉虚，面色黄而白，平昔过饱伤胃，遂与参术十余剂先补其胃气，而后用承气推荡之。丹溪岂孟浪乎？景岳看书未到，竟将推荡两字深罪之，大谬！大谬！宜推荡者亦不过数十中之一二耳。不可执定十中一二，可推荡则推荡，可清则清，可补则补，在用之权变耳。仲景治痢，至其时复发，此下未尽也，复下之，想景岳未读此书也。在丹溪亦曰：余近年涉历此造用之书，亦有大虚大寒者，此亦丹溪晚年之一隙耳，亦知前言之过否。则知丹溪仍有用温补，何得责其用寒凉，吹毛求疵以毁之。

丹溪痢疾门附录曰：诸有积者，以肚热缠痛推之；诸有气者，以肚如蟹渤[77]验之。大要以散风邪、行滞气、开胃脘为先，不可遽用补涩，致增变证。此段丹溪治痢有外感，有气滞，当用通因通用之法，不可骤用补涩，使积邪无处出路，必变症蜂起而淹延不已。

据此三法亦不过言其大概，至若补住寒邪之说，则大有不通。《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凡病之起，无有不因虚而发。外感内伤，七情饮食，皆乘虚而窃发。至于痢症，因内有积滞，外受暑热，故积滞稠黏，腹痛后重，理宜用仲景法下之。若补住必变肿胀，此自然之理。景岳将“补住寒邪”句纷纷胡说以责丹溪，不去细览《内经》之言，治病竟以一补为良法，真轩岐之妖孽也。夫既受寒邪，即当辨其虚实，实而补之，则随补随甚，即显见也，又何待乎变证？误补则有变证。若因脏气受伤者，则无非虚证，即宜温补。丹溪治脏气受伤之病，自然补之如人参膏，治阴脱之症，亦见奇效，岂丹溪不知治虚症乎？盖温可逐寒邪，补可健脾肾，脾肾健，寒邪去，则无不速愈，何反有补住之理，变证之说？既云寒邪，当去寒邪为主，若邪而用补，其邪从何而去？若补住寒邪，其变症自然蜂起。景岳之言，害人不少。若执补住之说而禁用之，则虚者日虚而变症百出矣。若邪未去而执用温补，其邪更甚，必致变证百出矣。余所见寒凉变症之害，不可胜纪，近则旬日，远则经年，终于殒命而后已，邪未去而补，邪气闭塞于内扰乱本元，绵延岁月而殒命矣。《内经》“客者除之”之说，不必言矣。未闻以温补变症而淹延不已者。温补则邪不散，必淹延而死。余年出古稀，涉历不少，虽古稀之年，涉历尚少，故执定温补而无活法。凡遇人言，无不曰补住寒邪，无不曰邪得补而愈盛，既云邪则当去邪为是，若补之，如闭门逐盗，盗自何出？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不通之论。致病者宁受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治病当寒凉用寒凉，当温补用温补，不可执寒凉为非而害人。仲景承气汤、白虎汤，岂非寒凉乎？余切悲之，今反其说曰：以寒遇寒，则留住寒邪，邪得寒而愈甚，理所必然。《经》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以次传入于内，始而发表，入里用寒药攻之，仲景法也，岂寒邪不可用寒耶？

又总原刘、朱二家之说，无非偏执言火。自二子之说行，而轩岐之受诬久矣。使轩岐再起，能无眦裂[78]而发竖乎？二子之说有误于人，何景岳述古之治，每每宗之而治病？且又云：丹溪治虚火仍用参芪之属，则知丹溪未尝不用温补，河间治肾水不足之类中，仍以地黄饮子，其中有桂附，则知二子遇热药补剂之病，亦尝用之，何得如此痛骂而辟之耶？若景岳颠倒是非，着意辟其言火而用寒凉，何新方寒阵中用知柏地黄汤治阴虚火亢者，岂非寒凉乎？景岳用之，独不害人耶？何敢肆言无忌，以谤前贤？

刘、朱二家未尝竟用寒凉，遇虚寒症，亦常用参、术、桂、附。想景岳河间《宣明论》《保命集》诸方未曾看耳。即《丹溪心法》诸方亦未尝不用温补，何必深罪其言。岐黄之书，寒热温凉，随病而用，岂执定温热之药哉？若云寒凉害人，何《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火淫于内治以咸冷？可不言矣。景岳竟议温补之药，世人蒙其害者多矣。

论时医

时医治病，常以标本藉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岂知《内经》必求其本之意？《内经》治病必求其本，求其受病之本也，或本风寒六气，或本七情六欲，此一“本”字，包括最多。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者，如人患劳怯之症，偶然食积，或感风寒，自当暂治其停食、风寒，然后再治其本病。诸如此类，所谓急则治标也。景岳将标本之本认为本元之本，大错关头。故但见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也。此皆浮词不经之言。急治标缓治本者，此古人治病之缓急，因病之害命故急治其病，若舍病而曰所急在命，不知何所处治乎？

中风症悉由内伤，本无外感。悉由两字，执死见也。本无外感，此风字从何处来？若云悉由内伤而用补剂，误人多矣。既云中风，因外之风邪乘虚而袭之，轻则口眼斜，半身不遂，痰涎壅甚，语言不出，二便闭塞，或发表，或豁痰开窍，通行经络，使邪去而后议补，此先贤之大法也。岂可云悉由内伤而骤补乎？大非正论。

伤寒关系全在虚实二字，实者易治，虚者难治。实者，邪气之实也，邪盛亦难处治，未可轻言易治。若治挟虚伤寒，不知托散而但知攻邪，则愈攻愈虚，无有不死。托散之说，仲景之书不载。

伤寒阳经与阳证不同：阳经者，邪在表也；阳证者，热在里也。若以阳经作阳证，妄用寒凉，致外内合邪而不可解者，必死。阳经亦有用清凉解散者。

痢疾之作，惟脾肾薄弱者极易犯之。往往农夫强壮之人患痢者甚多。夫因热贪凉，致伤脏气，此人事之病，非天时之病也。秋时患痢，亦因夏月感受暑热之邪，至秋收敛之时，其邪内发而为痢，在他月则无之，则知热邪为痢者多。痢证多在秋深，斯时也，炎暑既消，不可执言热毒，秋凉日至，何堪妄用寒凉？患在秋凉，感于夏月，《经》云夏伤于暑，秋为疟痢。又有一生畏寒冷之物而亦患痢，岂寒凉为痢乎？

小儿痘疹发热，此其正候，盖不热则毒不能透，凡其蒸热之力，即元气之力，故自起至靥，无不赖此热力为之主。惟热甚而毒甚者，有内热真火脉证，方可治以清凉，此不过数十中之一二耳。如无内热，而但有外热，必不可攻热以拔元气而伤脾肾。近代痘科全不知此，但见发热，止知寒凉，致伤脾食减，靥时泄泻而毙者，皆此类也。近来俱以清火解毒而全活者甚多，未见有用参、芪、桂、附而愈者。

痘疮不起，如毒盛而不可起者，此不救之证。大用清火解毒而全活者有之。

妇人经脉滞逆，或过期不至，总由冲任不足而然。若讲滞逆，不得不用消瘀行滞之药，若讲血枯，必当补养，故血滞与血枯不同。

凡情欲致伤，多为血症，或时发热，此真阴受伤。若但知治火，不知治阴，则阴日亡而成劳瘵矣。真阴受伤，因欲火煎熬而伤。若无火，焉能耗阴？当先制其火，而后滋阴并清心静养，使火不沸腾而阴自生矣。“劳”字之义，尚未详解。上面两个“火”字，下面一个“力”字，因用力劳动而火起，吐血咳嗽之病作，故要讲火之为病。

痰症必有所因，是痰不能生病，皆因病生痰也。若止治痰而不知所以生痰，则痰必愈甚。因痰而生病者多，何反言之？痰之生也，由恣食肥腻厚味，或好饮酒，或因抑郁气滞，积渐使然，胶固于胃，触动而发，故仲景有五饮之停积，王隐君有顽痰老痰之治，何得妄生议论以误人？

膨满总由脾胃，脾胃虽虚，未必即胀，若但知消导，则气愈虚而胀必甚。《内经》中满者，泻之于内，开鬼门，洁净府，去陈莝之言，可删去矣。

气滞隔塞，总属脾虚不运。若不养脾，但知破气，则气日亏而渐成噎隔。若竟讲养脾，《内经》言留者攻之、结者散之、坚者削之之治不必言矣。实实之误，景岳大罪。

小水短赤，惟劳倦气虚、阴虚者多有之，若通作火治而用寒凉，则变有不测矣。劳倦阴虚，东垣于参芪之中常用知柏，不可固执不宜寒凉。

病本大虚，治以微补，本无济益，若疑为误而改用消伐则死。有似虚而用补剂不能取效，至病深药浅，执用补药至死不悔，皆此说误之也。

任医须择贤者。若彼宵小[79]之辈，惟妄炫己长，好翻人案，多致淆惑是非，生命所系不浅。景岳即蹈此辙，大翻前人之案，杀人而不知觉也。

王叔和以左为人迎，右为气口，致后人每以左脉辨外感，右脉辨内伤，岂左无内伤，而右无外感乎？两句混乱，大谬大谬！

《内外伤辨》东垣发明之，故有“辨脉”一条：外感风寒，皆有余之症，是从前客邪来也，其病必见于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阳二十五度；内伤饮食，饮食不节，劳役过度，皆不足之症，必见于右手，右手主里，乃行阴二十五度也。故外感风寒，则独见左寸人迎脉浮紧，按之洪大。紧者，急于弦，是足太阳寒水之脉，按之洪大有力，中见手少阴心火之脉。丁与壬合，内显洪大，乃伤寒证脉也，此乃东垣内伤外感辨脉之言。恐后人内伤外感不明，故细细详审而著《内外伤辨》，以垂后世，仁民之意深矣。岂有谬乎？景岳妄自穿凿，贻害不浅。

病人善服药者，闻其气，尝其味，便可觉宜否，固无待入腹而始知也。有病之人，或外感而人事不清，或内伤而口不知味，岂有病人尝其味而觉宜否乎？医者尚不能尝气味之性，必如神农可以尝而知之然。此说荒唐不经，病者无识无知者多，故用医治之。如可尝而知之，不必延医矣。

京师水火说

此说人人共知，可以不必言。

医非小道记

予出中年，尝游东藩之野，遇异人焉。果遇异人而创此异言以误人乎？亦无对证之语，借此异人以惑世。

景岳自谓博览群书而为明医，圣贤尚且谦退，而景岳每每自夸，可耻可耻！

病家两要说

病不贵于能延医，而贵于能延真医。景岳自谓真医矣。阅此书瑕疵甚多，偏执一见，不明大理，真庸医之辈。使主者不有定见，能无不被其惑而致误事者鲜矣。此浮言之当忌也。景岳浮言驳辨，有似是而非者甚多，病家信以为高明，用之必有误处。

保天吟

一气先天名太极，太极生生是为易。易中造化分阴阳，分出阴阳运不息。刚柔相荡立乾坤，剥复夬姤[80]群生植。禀得先天成后天，气血原来是真的。既云先天名太极，易中造化分阴阳，又云刚柔乾坤后天气血，则知阴阳无偏胜也，何故讲治病独以阳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