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廷的失策——放弃抚赏朵颜三卫

（一）蒙古形势变化与抚御之分歧

在察哈尔退出东北旧巢之后，紧邻明蓟辽防线的朵颜部没能作为明朝藩屏，反而成为皇太极大军攻明的跳板和助力，这毫无疑问是明朝防御战略的重大失败。

自明初撤除万全都司及大宁、开平二卫，蓟镇以北即无藩屏。朵颜三卫原属万全都司，分布于明蓟辽边境之外，“自宁前抵喜峰口，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由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迤西，曰福余”。地域广袤，而朵颜部正当蓟镇要冲。明嘉靖以来，察哈尔蒙古“世雄漠北。其住牧在广宁直北，去边千余里”。诸部蒙古及辽东女真皆在其控御之下。福余、泰宁为土默特、喀尔喀蒙古所并，朵颜为哈剌慎（喀喇沁）所并。明朝仍以旧名称之为朵颜三卫，而于哈剌慎、朵颜又有区别，以其一为蒙古别部，一为明朝旧属，尚未融合之故。察哈尔以“封王请贡”要挟明朝，时时率蒙古侵犯蓟辽边境，成为大患。万历初虽有督臣吁请“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背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然卒不能行。

抚赏边夷为明朝宗藩政策之体现，大体有贡赏、市赏两类。辽东市赏又分马市与木市，前者始于成化，后者兴于万历。“百余年来，互市马货，利在中国；又以互市之税即赏市夷，且贡夷诇虏声息，即有大举，我得收保预备，其利多矣”。然因边情缓急，时行时废。万历中叶朝鲜之役，使建州女真坐大，努尔哈赤于万历末年立国，严重威胁辽东。辽东一镇处于蒙古、女真之间，两面支吾，捉襟见肘。于是以抚赏笼络蒙古，以市易制约女真，即成为明朝基本策略，亦即“今欲携奴虏之交，全在复抚赏之旧”。察哈尔林丹汗屡以“控弦十万”欲与金国争胜负自诩，颇为明朝所借重。实则努尔哈赤侵吞辽东，察哈尔始终不敢与之公开对抗。朵颜三卫虽称助明，然明边将驾驭无法，难保辽沈不受侵扰。天启二年，明失掉重镇广宁，努尔哈赤得之亦不能守。其时察哈尔势力尚未动摇，明廷惊惶之余，亟欲借重察哈尔和朵颜三卫对抗女真，甚或收复失地。于是有抚赏之议。主其事者为蓟辽总督王象乾，辽东经略王在晋与之同志。

朵颜三卫本为明朝属藩，万历以来属蓟镇管辖，称“前哨三卫”，又称“蓟镇三卫属夷”，岁赏六万，故有助明守边之责。其初在防御察哈尔，其后主要是防御金国。“总督蓟辽王象乾以诸虏哈喇慎大酋罕孛罗势等，及朵颜三十六家酋首速不的、煖太等，各领兵马，于宁前、中前等处列营驻扎，为我哨探守边，并送回乡人口，驮运器物柴米，济军民急用，移帐携家，裹粮跋涉，乞给赏米布，以收其向用之心。从之。”据王象乾言，哈剌慎和朵颜首领皆诚心效忠明朝，表现出相当强的向心力：“罕孛罗势愿自出帐房三百顶，又传属夷共出帐房一千顶，为我哨守宁前一带地方，谓是‘皇爷肉边墙’，语非虚也。朵颜大酋猍晕大偶尔物故。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其兄弟子侄，护丧北归，煖酋谕其二子夜不收、卜地什力曰：‘朝廷豢养我家二百余年。我生你二人一场，为人当尽忠尽孝，宁要名在，不要人在。’”“诸夷既闻宣谕，怡然色喜，寂然无哗，欢呼罗拜，真是胡越一家。”因而“堂堂天朝，抚育万邦，何可不少洒涓滴，使漠外毡毳之群，函濡于皇仁浩荡之中乎！”。至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初，情形依然如此。“自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当察哈尔尚与东部蒙古相安无事之时，金国为明和蒙古共仇。虽然蒙古诸部时时阑入边境，对明形成困扰，但总体来说，明朝对抗金国，实得蒙古之助。

启祯之际，北方形势为之一变。林丹汗见努尔哈赤国势日盛，自忖无能争胜，乃凌虐诸蒙古，逐渐西移以避金国锋芒。崇祯初年移至宣大境外，威胁明边，却仍称牵制金国以邀赏。明廷所忧不单在关外之宁锦，亦在西线之蓟镇、宣大，两相兼顾，备加窘迫。明廷虽仍寄希望察哈尔颉颃金国，而林丹汗实无此意。朵颜部乘机填补察哈尔留下的空间，“其部落所驻牧地，自宣府独石边外起，至辽东中后所边外止”。地处明朝、察哈尔、金国之间，而与察哈尔仇怨既深，然不能抗；在明金之间，则视两方强弱利害为转移，故其势虽弱，实为左右明金双方轻重的砝码。努尔哈赤对于东部蒙古喀尔喀五部（泰宁、福余）、喀喇沁（朵颜）助明守广宁虽甚愤然，却无暇多分兵力，乃恩威兼施，隐然已有相结之患。但终努尔哈赤一世，结成世好者唯北方科尔沁部，喀尔喀尚未彻底归附金国，而喀喇沁与金国往来更疏。对明朝而言，加紧争取朵颜三卫，方为得计。

然而明朝内部的认识却不尽一致。《明熹宗实录》卷23，天启二年六月庚寅，辽东经略王在晋力主抚事蒙古：“奴（努尔哈赤）用财帛诱（喀尔喀部）歹青、都令、桑昂台吉，欲与结亲。万一我不能用虏，虏必为奴用，此真系边塞之安危，而庙堂之上所当急为计处者也。”卷24，七月乙未，命廷臣集议抚虏事宜。“时总督王象乾、经略王在晋合疏，以关外事势不得不用虏以救目前，议斟酌新旧赏额：计犒西虏虎敦兔憨（林丹汗）等八大营，哈喇慎夷炒花、巴领等二大营，歹青、昂、洪、剌麻、速班、大儿等六枝，每岁费可百万。”即以朵颜三卫与察哈尔并当抚赏。兵部赞同，又担忧虚掷金钱：“汉物有穷，夷情无厌，抚又恐不得不绌于终。且时迫费剧，谋贵佥同，乞敕大小九卿科道，会议停妥。”同卷，当月庚子，署兵部事左侍郎张经世提出一个变通条件：“其谓哈喇慎夷兵悬赏银十万两，是助兵则赏，不助则否。其谓讲折夷使吃食犒赏等物，约用银十万两，是讲款之初则赏，款后则否。其谓插汉进兵赏银十万两，是进兵则赏，不进兵则否。其谓朵颜等夷兵三千提防守关者，岁该月犒银六万五千两，又谓插汉、哈喇慎二大营防守广宁、宁前夷兵二万名，岁给犒银三十六万，是来守则赏，不守则否；实有其人则赏，无其人则否。”也就是说，百余万两是一个悬设之额数，具体抚赏多少依成效而定。且以抚赏费用由内帑支出。王象乾游说首辅叶向高上言：“虏来无以应之，必与奴合，为患甚大。今兵饷匮乏，加以道路断绝，外解不至，该部无可措处，乞皇上亟发帑金五六十万应抚虏急需。”又言：“抚虏他项可以折银，惟蟒缎一时无处可买，虏又不肯折（银）。乞皇上轸念封疆，不吝捐在笥之帑以给军需。”得旨：“览卿等所奏，抚虏御奴，以为犄角，具见为国筹边，朕甚欣悦。所请抚银，准发二十万两，蟒衣量发八百匹。”

迨大学士孙承宗阅边之后，对王象乾、王在晋抚赏蒙古以屏藩边境、威胁金国的设想不以为然：“待款西虏，议减东兵，愚于宋矣。”故而提出诘难：“塞外之夷，议旧赏又议新赏，而无敢减于兵也；塞内之卒，议旧饷又议新饷，而无敢减于夷也。夷赏日厚，而增兵以防；兵饷日加，而仍买夷为款。嗟乎！国家何取于不能制夷之兵？而又何取于不能省兵之夷也？大约山海日前所费二十万，而统前抚夷用夷可得一百二十万，其费甚大。安危之机，所关亦甚大。”并以前广宁巡抚王化贞援引蒙古守城失败为例：“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我弃宁前，奴终不至。而我坚委为西虏住牧之所，不敢出关向东行一步，此今日道将之罪也。”此明谓熊廷弼、王化贞，实则指桑骂槐，讥刺王在晋、王象乾。按承宗之意：“即无事，亦宜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于关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掇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盖不能战，绝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尤）不可也。总之西虏之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众必不可遗西虏。百万之金钱，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不尽破庸人之论，则主帅之闻见不清。”双方势同水火。

承宗亟欲进取，故“尝论讲款之害曰：未服而构之款，其心必骄；有挟而要其得，其愿必奢；幸而竣其全局，其费必大。既款而仍防，与恃款而弛防，其祸皆至于不可支”。要之，讲款一无可取。承宗的慷慨激昂，获得朝内部分官员支持，终于改变了朝廷初衷。王在晋极为难堪：“人情方信而忽疑，议论昨同而今异。臣闻都中有三说：一曰城不须筑，一曰虏不可款，一曰钱粮不须多发。恐安危系于一线，利害淆于两可。”旋再作申述抚赏蒙古的理由：“抚夷不如养士，款赏不如内备，督臣（王象乾）与臣见岂在诸臣下？但奴强虏众，强与众合则危；奴远虏近，远与近合则危；奴在两河，虏在九边，同时为寇则危。今化谋犯为输心，化作贼为受羁，化抢关为设帐，可乎？不可乎？况自二月至六月，给过各酋吃食缎匹等项，仅费一万四千六百有奇耳，此不当山海六万兵三四日之用，何事而辱盈廷之过计哉？款守二字，原并行不悖，乞无惑于两是之言，为宗社生灵计长久。”然“上谕已有旨”，则显然肯定了孙承宗。

朝廷倾向承宗而罢在晋，从此主抚派落入下风。承宗遂请自代经略督师。有慨于“合天下只有一怕”，以为“方今庙堂当以恢复为大计，责边臣以酌量进止”。故方至关门，即一反王在晋紧依关门加筑八城，提出经营宁远，并欲将防线推进至关外四百里。适逢金国内部汉人叛乱纷起，努尔哈赤弃河西，退至三岔河一线，广宁一带为空虚之地。明廷若仅固守宁远以内，区画得宜，安抚诸蒙古妥帖，即不能令其作屏藩边境、牵制金国入犯，亦不至于与金联合攻明，正其时也。而孙承宗雄心勃勃，正重新规划“三方联络”之策，即从宁远拓至广宁，与东江、朝鲜以及天津、登、莱相呼应。

（二）进取辽西与抚赏蒙古

在承宗的宏图中，利用蒙古诸部牵制金国一着，并不居有重要地位。其时境外朵颜三十六家尚未听命努尔哈赤，而承宗似独钟意抚赏察哈尔林丹汗以助剿。承宗“又侦广宁之空也，议以夷官副总兵王世忠统兵三千居之，亲虎酋而招金、白之裔落。总之离夷虏之交，系归正之心，寓进取之计”。寄希望于贪鄙无常之林丹汗，且欲兴灭国继绝世，扶植早已被努尔哈赤吞并的叶赫、哈达二部，而未将重点放在朵颜三卫上，承宗的判断已大大落后于形势。

承宗既以进取为方针，故将察哈尔、朵颜抚赏之场东移二百里之外，固欲避免蒙古侵扰关宁一带，亦含有令其进据锦州以作前驱之意，而非安抚接济之道。“夷阑入一步，即以掠论”。然朵颜部不愿为明军坐门，举部西撤，明中右所参将王楹带兵拦截而被杀。承宗“遣马世龙从大盘岭压其巢。五部孩斯、衮奈台吉等，皆远徙三百里外”。而当初寄厚望于察哈尔援军以进复广宁，亦复不果。承宗所置前线诸部蒙古，其结果适足为明之累。

承宗虽未公然废止抚赏蒙古诸部，然自其督师以来，明廷内部放弃抚御蒙古、进剿金国之声开始活跃。王楹之死，使主抚派面临责难，王象乾不得不引咎请辞。在此趋向之下，朵颜三卫抚局始终无着，仅保留贡赏一线未绝。而朝廷对三卫的颁赏，每岁所值不过万金，但官商作弊，非但不能行笼络之实，反徒激化矛盾。所幸经蓟辽总督阎鸣泰力争，朵颜贡赏总算勉强维持下来。孙承宗三方联络进取之势究竟能否威胁金国，令其死守老巢坐以待毙，暂且不论。而驱逐朵颜三卫，又自树一敌。且调集兵力加强关宁，蓟镇愈加虚弱，即金军不来，朵颜诸部从蓟镇诸口内犯，亦在在可虞。此一危害，至崇祯二年皇太极率金军经由蒙古地区，征调兵马入关方显露无遗。

面对承宗一改安抚蒙古以固守关门为积极拓边进取，明廷内部对于金国联络东部蒙古，假道攻明，并非没有质疑。《国榷》卷85，天启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丙子，兵部尚书赵彦奏：“据山海关总兵马如龙报，回乡人云：‘敌造西虏罗罗车三千余辆，传众牛鹿头目，每家作西虏衣帽，欲借西路往喜峰。’臣等以敌既得志，何尝一日忘西窥之心。今西虏罢守口夷人，称兵挟赏，而东报适至，始知西虏之款不可恃也。”此处“西虏”即前述承宗所欲驱使之朵颜三卫。认为朵颜欲与金国勾结，自是传闻，未必可信，却引起一番议论。

直隶巡按潘云翼言：“辅臣孙承宗与督臣王象乾，御与抚虽互为成，而实各为任；（山海）关与蓟（镇），虽合其势，而实分其权。今西虏鹰吻难饲，大骨时争，动辄要求，动辄犯抢，则虏尝借奴以为我难，辅臣且以御奴者御虏矣。迨虏氛益炽，奴谋转深，时称窥关，时称假道，则奴更借虏以为我难，督臣（王象乾）且以御虏者御奴矣。驯至于今，而设伏猖狂，顿成逆逞之势；造车看路，业稔入犯之形。不几御在关门者急，而御在蓟门者更急哉。不意督臣之忽以忧去以代请也。夫蓟何地耶？且今何时耶？目前报谍所称：奴酋贿买炒花，趋捷径于喜峰，倘一路有警，处处皆危，何以振长驱而固半壁？朗素纠合各家，时踯躅于关外，倘抚剿未当，部部生心，何以弥衅隙而杜危萌？且今一闻狡马启疆，人孰不侈口于御奴，固知舍御无别法。而一闻不受戎索，人人皆归咎于抚虏，然而舍抚有别法否？”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实以为抚赏蒙古诸部虽出于不得已，而又是当时唯一可行之策，隐约批评枢辅督师孙承宗不当干预王象乾抚事；而将朵颜与金国一视同仁，适足以促使其联盟入犯。户科给事中朱钦相亦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自奴酋倡逆，欲歼奴，不得不抚虏。夫西虏非我族类，其不为我用明矣。而计必出于此者，亦以虏即不为我用，犹庶几羁縻之，使不为奴用，然后我可以修边、除器，一意东向耳。今边报屡至，种种情形，虏已明与奴通。奴之攻山海难，而走喜峰易。举朝久以为忧，惟冀虏不合则不肯假道，道不假则奴无从寄径。今既以如此，蓟门一带是尚不可为寒心哉！”

对此责难，孙承宗以辞职相要挟，逼使朝廷罢总督王象乾，关、宁两抚尽听命于承宗。但天启五年九月，明军前锋偷袭三岔河攻金国，中伏溃败，孙承宗旋即罢职，无异宣布其全盘战略设想的失败。而其为时人所攻者之一，即裁撤抚御朵颜三卫。兵部尚书高第奏：“经略关门，莫大于防御奴酋。而抚西虏欲为我用，正防御奴酋之嗃矢也。自歹青被杀，都令挟索偿命银，此人情不容已者，在我当善为讲处。乃含糊耽搁，以致西虏怀忿，声言犯报。臣在部时，曾具疏请旨申饬文武诸臣，以结此局。乃抚虏一事，主裁者枢辅也，讲处者巡抚及道将也。乞严敕枢辅、辽抚讲处停妥，方准离任，不得以候代而置之。”得旨：“枢辅允归，辽抚（喻安性）准病，岂能复制西虏？尚有督抚道诸臣在事，经略到任，同心料理，务期安辑虏情，毋得轻坏。”

（三）启祯之际抚赏之议

高第继任经略取代孙承宗，闻知金军来犯，竟令关门以外全部撤守。唯宁远巡抚袁崇焕不听命，督诸将死守。天启六年初，努尔哈赤进犯宁远失利，明廷内部又纷传金国不甘心，即将兴兵报复，并有再犯宁锦，或与察哈尔联合攻明，或假道蒙古破关的种种预测。

刑科给事中王鸣玉疏陈处置西虏事宜：“今国家岁费百万金缯抚赏，非为奴豢虏乎？奴入寇而谕虏，出力邀击则有赏，不则诛勿贷，非使虏噬奴乎？闻奴之渡河也，虏次日即与俱出，此非有要结之私，则欲观鹬蚌之势。谁谓虏不当杀，而杀虏非功？第念豢之非久，谕之方新，万一愤而与奴合，不且并力内向耶？”御史门克新条奏目前切要，言：“奴兵之散，俱由兴水。兴水与大红螺山相对，虎憨之老巢也。倘奴因败而谋于虏，必舍榆关而北趋也。虏部落最众，地方最宽，自红螺至三协一带，皆其属夷，长驱一进，孰能御之？”兵部尚书王永光疏言：“自蓟辽虏穴所伺，岁凛秋防，八九年来，辽、广沦覆，退保河西，犬羊他族，渐有轻中国之心矣。幸宁远一捷，狂奴溃奔，西贼破胆。奴报四月不来，八月当来。炒花被掩，虎憨自顾不暇，助兵之议，已成画饼。万一丑类无知，暗中奴饵，小入大入，彼此俱瑕，或再困宁远，或直抵关门，或假道各口，而虏蹑其后，腹心肩背，皆受敌之处。”于是抚赏察哈尔、朵颜三卫重新提上日程。经略高第会同蓟辽总督王之臣奏请朝廷赏额为三十三万，获准。以上诸人多有阉党之嫌，然就事论事，似不宜因人而废言。

王永光则将辽镇抚赏一事委任于巡抚袁崇焕，其覆御史梁梦环疏有云：“西虏以奴来为奇货，议守议防，诚今日第一紧着。至（宰）桑、虎（林丹汗）诸酋助兵要赏，辽抚沉机密算，定出万全。特戎心叵测，意外宜防。兵家自恃而不恃人，在一申警之耳。”上是之。此时袁崇焕虽无掌握全局之权，然其认识最为清醒，判断也最为明确：

臣见奴儿哈赤自宁远败后，不能遽举者，势也。阳为渡河西向，以懈炒花。炒果堕其彀中，不备，奴得尽驱其众。彼又借攻炒之威，以安其部落之心，且劫黄毛达子哈儿慎为之用。养成气力，必倍于今春攻宁（远）之势，乘秋冬野有可掠，方行入犯。

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著，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若西虏炒花五大营，犹近奴穴，众可七八余万。奴近克而取之，遗其部落望西北而奔，以依虎酋。奴得其部落生畜无算。炒（花）之版升，夷汉杂处，穷而归我，亦二千余口。照边约汉人归汉，而移之前屯，简强者为兵，分插各堡；若夷人，照夷人还夷之约，以不开汉过而已。

今炒花被攻，而我之藩篱稍撤。幸炒尚在，臣故宣谕虎酋厚存之。后酋以奴贼四月报急，遣其台吉桑昂寨率诸头脑领兵相助，已抵近边，离宁远七十里，连营二三十里，俱驼带盔甲。臣差人出边慰谕。旋报奴攻炒花，而撤回以自固。小赏之酒食千余两，感而不争，与向在广宁称助兵，而率额赏五万颇不同矣。

虎（酋）带甲可数十万，强与弱，奴非虎敌。然奴百战枭雄，虎无纪律，乱与整，虎又非奴敌。臣故亲出，厚遣其领赏之人，嘱其无与奴野战，脱有急，移于我之近边，彼此声势相倚重。虎感皇上多年豢养之恩，且自图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称狡猾，自督臣王象乾一抚之后，顺多逆少。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而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岁费金钱数十万，其亦不虚掷乎？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

得旨：览奏，夷虏情形具见，防御有法。

崇焕肯定王象乾抚御成效。虎酋即林丹汗，外强中干，而与金国为死敌，必不至于为金所用。西虏炒花五大营，即清所谓喀尔喀蒙古五部，其于金时顺时逆，为努尔哈赤所攻，颇有附明之意。黄毛达子哈尔慎或哈剌慎即朵颜之别称，朵颜终努尔哈赤之世未与金国发生密切关系，虽或“最称狡猾”，然亦非不愿接受明朝抚赏，故明金双方皆应及时争取。在抚赏朵颜三卫一事上，袁崇焕并不附和昔日统帅孙承宗，而赞成主抚派，但又不同意一味迁就察哈尔以各部抚赏并给之，而必欲恢复朵颜三卫并行抚赏。而三卫中最重要的朵颜部，据蓟辽总督阎鸣泰奏报，其时基本上倾向于明朝。若能积极笼络住朵颜，至少可以减轻蓟镇压力，甚且有利于辽东防御。可惜明廷当局始终未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进犯锦州、宁远，明军处境严峻，袁崇焕自然需要得到蒙古军队支援，“且令王喇嘛谕虎酋领赏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同时建议乘察哈尔要挟抚赏而令其与朵颜三卫和好：“西虏连年与诸部落相安于无事，而各领各赏。自今春并（泰宁部）炒花而有之，又朵颜各家与宣府之报正合。虽其犬羊自相吞噬，然敌之大，我之忧也。在以威德宣谕，令其仍立五大营之后，使为我藩篱，庶炒花即播越而故物不失，我即费赏而国法益伸。乘虎酋领赏而多方与之讲詟，合三十六家与都令、乃蛮之好，不致逆以激之变，此臣意中而未敢必者也。”随即重申察哈尔之不可信，绝不能令其独大：“虎酋忽并炒众，无异奴并南关。今领赏且盈万人，明知我有东患，而挟我以曲遂其私心，必欲得炒赏而后已。臣颇得要领，因而借赏以存炒，方在讲詟，数日内自有着落。独惜赏物不凑手，旷日生端，何暇加遗于伯酋与三十六家。宣镇虽有警闻，臣敢保其无虞。虎既不能南牧而患边，安得东向而攻沈？”

欲迫使察哈尔与朵颜三卫相安无事，未免一厢情愿，但不废三卫抚赏，与察哈尔互相制约，皆为明朝藩篱，不可谓非崇焕之卓识。而令他为难的是权力有限，抚赏之事不全操于己。“赏物不凑手”，仅一泰宁尚且难以措办，况朵颜三卫全部。其后任督师时设法变通，却又为自己埋下祸胎。此时崇焕认为，金国若再犯明边，仍将攻宁锦，而暂无假道蒙古之可能，抚赏三卫正是时机。这一判断果为次年皇太极兵犯明宁锦一线所证实，亦证明“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虽金国暂无假道蒙古的条件，但并不等于说将来亦无此可能，从袁崇焕后来的疏奏看，他确实存在此种担忧。

（四）崇祯举棋不定与本末倒置

察哈尔林丹汗自天启六年即欲西迁，次年春劫掠朵颜三卫，迫使东部诸蒙古重新选择出路。若不能内附于明或以明为奥援，即谋求投向金国。正如袁崇焕所言：“虎酋新并抄化，意殊叵测，都令、赛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塞外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莫测。与此同时，金国重新对明采取攻势，兵锋直指关宁，双方形势骤然紧迫起来。争取蒙古诸部也愈显重要，故如何权衡利害、计虑长远，考验着明朝统治者的智慧。

林丹汗众叛亲离，已成强弩之末，既无力牵制金国，亦不可能对明朝边境构成重大威胁。当时陕西道御史李柄看得很清楚：“插部受赏辽东，今已十年。虎墩兔（林丹汗）嗜利好色，驭下无法，众部落如都令、色令、拱兔等咸散。于是插酋动西行之念，谋报哈喇慎向年仇隙，一举而攻溃哈喇部落，乘胜西攻宣镇边外白酋等，又乘胜西攻大同边外顺义王卜石兔，致卜石兔不支西遁套内暂住。而插遂在宣大时东时西，随水草住牧。此数月来情节也。宣大边外原非插巢穴，彼安能保白、卜等之不攻其后？则挟赏而来，受抚而去，亦自可预料。如谓志不在赏，原在入犯，则西来数月矣，何不即犯，而直待我有备始犯乎？”其识见胜于王象乾。明廷若能明晰此一形势变化，即当及时调整方针，将抚赏重点转移在朵颜三卫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可惜明廷狃于积习，昧于识见。或以为察哈尔强盛，犹足以对抗金国。最荒唐的莫过于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疏言：“插酋虎墩兔憨近与西虏哈喇慎白言（伯颜）等称兵。欲救，则立挑北虏之衅；不救，则坐失西虏之心。闻虎酋素狎奴，奴强，实虎忌也。前广宁未溃时，曾共约灭奴。果能遣谙习情形者，晓以利害，大申前约，虎酋必听我。听我而西虏获免于祸，且又德我。倘虎酋从黄泥洼击沈（阳），我从河上济师窥辽阳故墟，毛帅（文龙）更乘其惰归，邀之半渡，应无弗得志者。”而兵部尚书王之臣议覆时竟言：“应如鲁生言，择一人素为西虏所信向者，专领抚夷事，使虎墩兔憨罢西构之兵，仍令助兵四五万住黄泥洼，为捣奴之举。关宁再选精锐数万，使能将统之渐东。俟奴孽内顾返兵，则东江、登海便可乘此出奇，设伏张疑，或剿或袭。奴贼久疲于外，必不能当逸待之师也。”二人一唱一和，满以为抚赏林丹汗即将收到一连串奇效，使金国陷入困境。相较之下，倒是阁臣清醒，拟旨：“用虏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后可以用虏。近日关宁尚自却顾，未敢轻谈。虏利财物，未必不即许为我用，以规近利。尔时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虏虚声恐喝，将无益增一番措置乎？”又幸赖袁崇焕持重，以“夏水方积，未可深入。而夷（金国）且聚兵以俟”回复。若依李、王之言，后果何堪设想！而又有另一极端者，以为明朝必非察哈尔之敌，除讲款之外别无他策。如福建道御史魏光绪疏言：“方今大患，无过边外插部、秦中大盗而已。插酋拥数十万之众，横行数千里，迫处近塞。以战则必非其敌，以守则必不能固，其计必出于款，而款必非旧额之所能得，少者十数万，多即数十万，此等大费，出于何处，不当预为会计乎？”崇祯优柔寡断，不见其利且复不顾其害，担忧察哈尔骚扰宣大，又虑财政日绌，而吝惜内帑更甚，仍唯以抚赏察哈尔以了眼前之急。而不知此时抚赏朵颜三卫对明朝更为紧要，故未能作出相应改变。

欲以朵颜三卫抵御金国，实难成事，而三卫一旦投靠金国，则明将两面受敌，疲于应付，祸患无穷。三卫之有求于明者，不过抚赏市贡，即所谓“饭碗”“一条白道”，此则明朝之能羁縻三卫而金国所不能者。金国所能控御三卫者有三：兵锋胁迫之，联姻笼络之，共同抢掠以利诱之。于三卫而言，前两者皆无实惠，以抢掠之物啖以余桃的联姻恩赏岂能持久，而后者目标非察哈尔即明朝，均有风险且不稳定。明朝固不能指望三卫全然听命，至少不应令其倒向金国，此不待辨而明。况抚赏朵颜三卫岁额不及二十万，较之蓟镇一镇年例仅约三分之一、河北五镇十分之一。而于所拟察哈尔赏银三十余万相较尚不及一半。若周济此费而成款局，以坚属夷内向之心，则诸部未必尽唯金国之命是从。但明朝万历末年以来军费日渐拮据，各镇连年拖欠。朝廷虽竭泽而渔，仍不过杯水车薪。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十数万抚赏费，于明廷也确是剜肉补疮。然与天启初所议百余万相比，实已大为削减。问题更在于，崇祯后来忍痛将“肉”剜出来，却没有补对地方。

崇祯元年五月，察哈尔五十骑抵宣府边外新平堡胁赏，被杀。林丹汗遂围攻大同，旋兵解。欲讲赏得胜口，为明廷所拒。崇祯本意，甚不以款局为然。而至九月，起王象乾总督宣大，委以“款虏”之事，所忧仍在察哈尔部，惧其与西部卜石兔等联兵犯边。崇祯命象乾“往与袁崇焕共计”。

时袁崇焕任蓟辽督师，显然更为重视朵颜诸部，主张亟加抚赏：

宁远三面临边，必战必守之地也。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督臣王象乾知大计，令番僧王喇嘛、游击张定往致三十六家，三十六家如约；令祖大寿致拱兔，朱梅致都令，亦如约。虎见各部内附，亦孤而求款。……三十六家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于金国），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臣窃忧之，于本月十九日调三十六家至边，臣同道臣郭广亲谕之。彼亦直认不得已之故，窘于无食之穷，凌弱之虎，故求为与。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

察哈尔林丹汗西迁凌虐喀喇沁、喀尔喀蒙古诸部，明廷得知在上年五月。而据袁疏，当初诸部蒙古本欲入明境内安置，而为明边将不能善处之，故不得已乞援金国。袁崇焕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仍欲挽回，召三十六家至宁远以抚谕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即针对七月间崇祯断绝蒙古各部抚赏、九月又重新商讨而言，希望崇祯不吝赏金，以争取稳住朵颜三十六家。袁崇焕固欲亡羊补牢，然其对于朵颜、金国双方关系的判断并不错。

崇祯元年五月前后，正值明朝方面人事更替，蓟辽总督阎鸣泰撤职，继任张凤翼方赴任山海关；蓟辽督师王之臣三月罢，新督师袁崇焕尚未至京，赴关门更迟至八月初。原负责抚事之王象乾正丁忧，起复尚待九月，抚赏一事暂无着落。以上方面大员的职务变动原因很复杂，不见得都具有合理性，关键是失去了争取朵颜诸部的时机。五月，朵颜与察哈尔战于敖木林，兵败后欲投金国，既闻之明总督张凤翼，而凤翼又移书劝止，则似事情尚未至不可挽回，但未见有更积极的措施，或正待庙堂决策。不出两月，张凤翼为喻安性所代。崇祯敕喻安性：“与新督师袁崇焕悉心筹划，一洗积弊，以宁边患，纾朕宵旰之忧。”但此前七月，明崇祯决定取消对蒙古诸部的抚赏，则是将喀喇沁推向与金国结盟的决定性一步。

《国榷》卷89，崇祯元年七月癸未：“初，广宁塞外有炒花、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哄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扬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矣。”即指七月断绝朵颜三卫抚事，且将加罪阑入边境之蒙古部众。个中曲折反映在《清实录》，即天聪二年八月喀喇沁方与金议和，距苏布地当初致书皇太极已过半年。明边臣之所以亟亟争取朵颜，不完全是无的放矢。结合明金两方面记载，可以对此段史实有较为深入的理解，金国方面积极而灵活的姿态，与明廷的颟顸而轻率恰成鲜明对照。

九月崇祯重新起用王象乾议抚。象乾所谓“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其意或在令朵颜无争，与察哈尔共受明约束，以加强掣肘金国。其时皇太极正联络诸蒙古兵伐察哈尔兴安岭，明廷又棋输一着。现存史料未见抚赏朵颜三卫形成定议。苟明乎此，即知袁崇焕虽欲笼络朵颜诸部，亦难有作为。试观崇祯所为，先于元年欲拒绝抚赏察哈尔，然后并朵颜诸部一并停赏；继则二年初又欲安抚察哈尔，当时反对抚赏察哈尔者不乏其人，崇祯皆不听，一意安抚。而于朵颜诸部，则置之不顾。明廷如此短见，反复无定，焉能与皇太极争胜！

虽然王象乾在崇祯面前援引袁崇焕支持抚赏察哈尔，很可能是崇焕了解庙谟已定，不欲另持异议，令崇祯反感，或希冀借抚赏察哈尔争取对朵颜三卫的抚赏，并不代表崇焕仍以为察哈尔能左右辽东局势。事实上，崇祯二年四月察哈尔款成，而“新赏岁糜金钱五六十万”。八月间察哈尔部已开始西迁河套，却将宣、大、山西三镇原给卜失兔赏银攘为己有，虽暂时解除了宣、大的威胁，然于蓟辽形势的影响基本消失。后来皇太极大军入关、林丹汗反而趁明廷焦头烂额之际举兵要挟。明廷近百万抚赏银完全打了水漂。

（五）袁崇焕为苏布地“储粮”辨

崇祯为满足察哈尔贪欲而停止东部蒙古诸部抚赏，意味放弃与金国争夺东部蒙古控制权，不啻在金国之外又于北边树敌，加剧边境压力。袁崇焕身为前线统帅，亲临其境，见识自与庙堂不同。但也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极力周旋，不令朵颜等深怨于明，转而协助金国，此即后来“通敌勾虏”之罪名。

《国榷》卷90，崇祯二年三月丁巳，“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前半段云朵颜遭受饥荒，苏布地请求袁崇焕互市，为事实描述。所谓三卫半数投入金国，当即前述苏布地率部投靠金国而被皇太极“诏还旧牧”事。至于求援于明朝，袁曾于上年十月咨行户部，明言“降夷多收，皆耗原额”，谓辽东额米因此多费。户部尚书毕自严题奏，崇祯未以为忤。至于是否边臣俱不可，独袁许之，无其他史料佐证。而《国榷》后半段苏布地借此为金国储蓄粮米，以便入秋内犯，则纯为主观判断且近乎罗织。

《国榷》卷90：“是月，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虏十五万骑犯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入犯也。问之，曰：往朝鲜矣。抵高台堡，知□□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虏积谷。”以下全引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陈仁锡使辽东》一节：陈至宁远，遇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二人谓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卒，不及备，夜半可刺也。盖建州哨在束不的内，计四百余人，不挟弓矢。插汉远在漠北，驰救不及。斩头寝内，边警息矣。失此机会，四月间命将先至，秋冬诸王子几支入，必舍辽而攻蓟，宣动天下之兵，何益？”仁锡言于边臣，甚壮之，竟不果。后大清兵入攻，俱如二生言。云云。此段出自陈仁锡《无梦园集·海集二·宣诏山海关辽东都司纪事·与宁远武进士门生料束虏必引奴入犯》。陈仁锡虽亲至辽东，然集中所记束不的事，则多得自传闻。其述朵颜与察哈尔关系，自相矛盾，无足可信。至谓己巳之秋金国及诸蒙古兵攻明，乃苏布地与皇太极长期之精心预谋，前文既考证皇太极出兵之初漫无定见，攻明是半月后中途临时决定，则知其说尤谬。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哈喇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所记为崇祯二年三月事，盖崇焕尽力安抚，朵颜三卫已有诚意。《明史》一书为清朝官方审定，其于明清之际尤严，绝不允许虚美崇焕。既不惜著录皇太极以反间计除崇焕，若崇焕果纵容苏布地贮粮以俟金军入关之用，焉有不传喧之理，仅此一条，即可置崇焕于死地，何待北京城下施用未卜之反间计？然崇祯既有断绝抚赏之严令，则崇焕已有违命之嫌；加之关宁连年欠饷，宁、锦两镇先后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竟为叛兵侮辱逼迫至死。崇焕之镇后，第一件事即安辑七月的宁远兵变。解决欠饷为当务之急，故连疏以催：“请速发关内外积欠七十四万金及太仆寺马价并抚赏四万金，以无误封疆，仍请敕饷司及各道悉听纠劾，以一事权。俱从之。”到任三月之后，即蒙崇祯亲自批发十五万两，然又新欠五十三万两。朝廷亦只能挪新补旧，“关内外向缺八九两月饷，昨取发帑及户部新解，仅可补完八月，而九月尚缺。从此陆续解去，不过补完九月。目今十月矣，转盼又是十一月，则关宁终欠两月之饷，是户部终日解银，关宁终日缺饷也”。崇祯二年四月王象乾与察哈尔达成抚赏，已在崇焕召朵颜三卫予以安抚之后，而史籍中仍不见有恢复朵颜三卫抚赏之记载。《初学集》卷65《申用懋神道碑铭》：“新城王公（象乾）总督宣大，请款插以制奴，公力主其议。王公病免，三十六家束不的未受款，王公荐公（用懋）自代，不果。公叹曰：‘祸未艾也！’。上蓟、昌修攘大计疏，厘为八事。己巳六月，束酋果以议婚为名，导奴大入。”六月苏布地与金国联姻，引导金国攻明，是牧斋误信，然为崇祯二年朵颜三卫未与察哈尔一体抚赏提供了佐证。

明乎崇焕此际处境，若云其竟置军心于不顾，独犯众怒而全力接济朵颜，听其窖粮，以助金入犯，崇焕即至愚，恐亦不至于此。崇焕亲密部属若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朱梅等皆有识之士，不加劝诫，而竟与崇焕通同昧心之事，或尽为崇焕所愚，有是理乎？按史籍，所谓接济苏布地，约有两端。

其一，崇焕欲以未发之抚赏银购买马匹，但此事尚在与兵户二部商议之中。而据后来兵部职方主事周梦尹上言：“自天启二年辽抚王化贞冀借插以御东，遂有抚赏之议，岁额三十四万，取之兵部者二十二万有奇，取之户部者一十二万有奇，此定数也。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已解者多为官吏侵私，其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崇祯元年，袁崇焕经略辽东，借以买马，皇上特允所请，敕发四十九万。明年插款（即崇祯二年重新抚赏察哈尔）既成，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并辽东所贮赏物，按季给之。”据《度支奏议·新饷司》卷7《题覆袁督师请饷买马疏》，此事当在崇祯二年十月，崇焕咨户部暂挪辽镇新饷月银十一万委西边各镇买马三千匹，户部奏请崇祯获准。不久，皇太极率军入关，买马之事即无下文。待崇焕下狱，已不能追问。毕自严清查抚赏银，则将八万“无归着”的账算到崇焕身上。买马一事，原于辽镇、蒙古两便，乃崇焕于抚赏已停之后的变通之法。若崇焕擅自接济朵颜，被逮之后，朝廷必不至如此措辞。而另据《明史》卷92《兵志四》：“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生变，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似重在涂国鼎一段议论，朝廷祖训不能变通，然与《度支奏议》所载不合。崇焕幕僚程本直有一段议论，意谓崇焕欲守关宁，必蓄养兵马，然兵马强壮，非仓卒能成，皆须时日。故崇焕不拒绝金国议和，虚与委蛇，意在争取时间。“崇焕之言曰：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故本直认为：“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谓款之有害于兵也，愚也。”“款敌正不必为崇焕讳也。”则知与金国讲款，向蒙古买马，或与朵颜市米换马，皆崇焕争取时间以谋自强之道。款敌既不必讳，买马市米又何需讳。

其二，崇焕既要安抚朵颜，然赏金无出，又值朵颜饥荒求援，约曾卖米于朵颜，即所谓“市米”。关于此事有两段史料。钱谦益《孙承宗行状》：崇祯三年收复永平等四城之后，有“西虏锁合儿所部来乞赏，（辽东巡抚丘）禾嘉收置墙外，遂夸诩入奏曰：‘行抚赏于駾喙之后，以夷致夷，即以夷攻夷，此豢龙饲虎之手也。’公（承宗）驳之曰：‘往以吊丧愚奴，而为奴愚；以买米愚束，而为束愚。今之愚虏者，安知非昔之愚奴、束者乎？’”承宗所言，即指斥袁崇焕借为辽东买米而接济朵颜苏布地。又，《崇祯长编》卷31，三年二月丁丑：“兵部尚书梁廷栋以李逢申劾其虚名无实、浮气未融，不如原任尚书王洽早识，能驳款议，因具疏辨之。谓袁崇焕关市买米时，臣方在山海，见其举动乖张，知必坏国事，遗书枢府，令早为之所，而后王洽始有禁米驳款之疏。是王洽之早识，由臣点破。而逢申见王疏，未见臣书，故云然耳。谨将书揭进呈，帝报闻。”是知即使崇焕有买米款虏之举，时间亦必不长。而流传民间，遂成崇焕明知苏布地为金军储粮，而仍予以接济。

朵颜三卫分部于蓟辽两镇边外，安抚朵颜必须与蓟督协同行事，而新督喻安性并不在崇焕节制之内，恰又逢蓟州兵当年二三月间因欠饷哗变。军饷节年拖欠，士卒枵腹难撑，稍一迟延，各镇效尤，将成连锁反应，封疆大吏内顾且不暇，即或崇焕输米朵颜苏布地以示怀柔，数量亦必极其有限。然而崇焕的苦心皆作画饼，竟成罪名！明廷最终结怨朵颜，其谁之咎？而一旦有失抚御，朵颜诸部即可能犯边抢掠，或为金国所用，联兵内犯。凡此皆情理之所必然。“其为祸更烈”，前引崇焕上年十月疏中实已备言之矣。与陈太史先刺杀苏布地、剿灭朵颜、然后捣巢建州之高论，相去岂以道里计。至谓苏布地于朵颜诸卫匮乏之余，竟一意为金国、蒙古大军储积粮食达半年之久，而所以能如此，又得自袁崇焕之助，无乃不近情理之甚乎！甚则以金军先头部队已至朵颜内部，自春徂秋，潜伏待发，则又无异悬度。

揆诸明万历以来史实，抚赏蒙古，诚不能保其必无进犯，且尽为我用；而诸部之所阑入境内劫掠，或因明朝暂停抚赏，或冀以此增加赏银，其意皆在赏银、物资而已，而不在得明朝土地人口。若断绝抚赏，致使其无望，则明朝边境无宁日。“夫虏不与我合，则必与奴通。小路不防之处，皆奴眈眈之地，皆可虏也，则奴何以不来也。”殷鉴不远。乃书生辈徒弄口舌，竞相诡计奇谋，与朝士所谓尽驱属番以扩充疆域之阔论宏图，鼓桴相应，而于此卑之无甚高论，了不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