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揭露社会问题的民生传统

“民生”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此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到了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吸收西方思想，并结合古代民本观念的基础上，赋予了“民生”新的内涵，并将之上升到“主义”、国家大政方针以及历史观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现代意义上的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是在由低到高呈现出的一种递进状态的社会层面上进行阐释的。民生的第一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如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等。衣、食、住、行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尤其住房，更是社会的一大难题，它的解决是人们生活稳定、安心工作的前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此问题的关注。“诗圣”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就曾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中国电影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素有反映社会问题的民生传统，《万家灯火》《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等作品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住房问题。如《万家灯火》中上海某公司普通职员胡智清的母亲以为儿子住花园洋房，遂携全家老小投奔而来，七八口人只好挤在一间狭小居室中，就寝时要拉起层层布帘。《十字街头》中一墙之隔的两间陋室里，报馆工作人员老赵与纱厂女教练员杨芝瑛亦因居住问题闹了不少笑话。《乌鸦与麻雀》更是紧紧围绕上海的一幢弄堂房子的霸占与收回、盘出与租赁来展开剧情，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普通民众的生活境遇。

1981年，郑洞天导演创作的《邻居》，描绘了某建工学院的一幢职工宿舍楼的生存状态。影片在邻居们围绕公共厨房和乔迁等问题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纠葛的过程中，层层揭露了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时弊。在第二届金鸡奖评选会上，该片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邻居》真实地展现了现实生活的生动图景，通过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揭示出了我国人民的美好心灵。艺术表现质朴、生动，格调统一，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特授予最佳故事片奖。”

《邻居》一开始就运用景深长镜头真实地呈现了群众住房紧张的窘境，奠定了现实主义的风格：建工宿舍筒子楼过道光线昏暗，好几户人家忙活着炒菜做饭，煤气罐、炉灶、菜蔬和各式炊具、家什拥挤不堪地塞了满满一楼道，前景中油烟沸腾的热闹和后景中街坊四邻的忙碌，将琐碎的日常家居展现得极具质感，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影片由住房发端，触及体制弊病、不正之风等问题，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的现实。前半部分的故事是以争取一间公共厨房为中心而展开的。筒子楼里五六户人家挤在楼道里一起做饭，既不方便又影响通行，大家渴望能拥有一间公共厨房。现任领导袁亦方搬进了三居室的单元楼，邻居们本以为愿望可以实现，谁知这间房又分给了刚参加工作的高干子弟。影片后半部分将春江饭店附属工程（实际是专为领导干部建造的高级住宅）的上下马作为线索，因为要建造附属工程，原来为解决教职工住房困难燃眉之急的三幢学院宿舍楼停工，建筑材料也被征用运入春江饭店的建筑工地，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房子问题上的矛盾。

《邻居》对建工学院的住房境况和人们力图改变之情做了多向度的表达。大家拥挤在楼道里做饭的逼仄和不便自不必说，每户一间的狭小陋室亦让人无奈。水暖工喜凤年与妻子、岳母、儿子蜗居一处，为了节省空间，祖孙三代只能采取住上下铺的方式，片中有一个细节：爷俩趴在窗台上看到房管科长进楼，喜凤年边回答妻子的问话边从床上下来，结果头碰到了上铺的床板，“哎哟”一声。喜大嫂忙提醒：“跟你说过八百遍了，下地要猫腰！”话音未落，孩子回身又撞到了头。片中还有讲师章炳华的小女儿星星受伤的情节：家里来了学生，地方不够坐，章炳华只好打发女儿星星出去玩，星星吃着爆米花来到楼道，隔壁的大公鸡正在觅食，孩子害怕躲闪公鸡，不小心撞翻了正在煮饭的蒸锅，烫伤了后背。如果不是家里地方小，来了客人星星也不必出来；如果大家有个公共厨房做饭，孩子也不会在楼道里被烫伤。这些场景着实令人心酸。为了争取到空屋做公共厨房，基本上全楼人都出动了：喜凤年买来自己平时绝不舍得抽的高级烟，去“孝敬”房管科吴科长；这还不够，他又发动爱人、邻居自带工具，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为吴科长的儿子掏下水道，连一身书卷气的章老师也参加了队伍，而洁身自好的明大夫也甘愿给他们作掩护……可房子还是被分给了通过关系进入建工学院的省委书记的侄子。双方经过了一场争房大战，矛盾升级，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最后还是卸任的学院党委书记刘力行将分给自己的三居室让出，才换回大家的公共厨房。影片借明大夫之口感叹：“为了一间厨房，一个楼道的人，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住房又和各种社会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为体制规则。在影片中，住简陋筒子楼的两位领导各有原因。现任党委书记袁亦方原来是学院副职，“文革”后虽说回到了领导岗位，可住房却回不去了；学院曾经的一把手刘力行是“文革”时期头号走资派，现在顶着顾问的虚衔赋闲在家。房管科吴科长亲自来到袁亦方家，请他搬到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楼里。当袁书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隔壁的老刘参加革命早，“文革”中受的罪多，又曾经是自己的老上级，他没分到房子，自己也不能要时，吴科长的理由是堂皇的：“市里的精神是先照顾在职的领导干部。”这就说明，房产科的“工作原则（服务或分配的原则）是依据从高到低不同职务的塔形结构，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不管这个塔形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其中的人们升降沉浮命运不同，但这个部门永远是为‘现任的’和‘现行的’提供服务”。原党委书记刘力行更是深谙体制规则，他不愿意再度任职，原因在于：“一个学院八九个书记，打麻将都快两桌了”，如不能兼济天下，何妨独善其身？在处事方面，他一贯谦和忍让，曾多次将独生女儿返城的名额让与他人，自己忍受着无人照料的清苦。在小星星被烫伤、喜凤年被通报批评后，他仍遵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则，尽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不触动体制的大厦，以牺牲自身利益的一贯做法来达到目的。于是他将原本分给自己的三居室让出来以交换高干子弟要占领的那间房，使楼道里的人们获得一个做饭的独立空间。在体制规则下，虽然刘力行并没有享受住房待遇，但袁书记却名正言顺地搬了家，在明大夫警醒之前，老刘也对自己给全楼解决了问题颇为得意。

其二是不正之风。影片反复表现“关系户”歪风已成为几乎不可逆转的“现实”和“惯例”，无论是学院领导还是市委书记，都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打开方便之门。当袁亦方交代吴科长要继续办学院教工宿舍的建筑材料时，吴科长回答，要是能帮有关部门安排几个待业青年来学院工作，材料之事就容易多了。袁书记口里说不要把关系搞得庸俗化了，手里却翻看台历上的记录：“材料实验室新来了一个叫作……陆小兵。”吴科长马上心领神会：“是省委陆书记的侄子，一来就要房子。您看是给一间还是一个单元？”袁书记当然不能像吴科长那样不加掩饰，他责怪道：“一间房子都不够条件！还单元房？! ”吴科长自有对策：“群众问起来，就说用市里的房子换的。”袁书记思考片刻，欣然同意：“下不为例。”由学院讲师章炳华设计的春江饭店工程（该市有史以来最高的建筑）进展中出现了“问题”，想要获得解决，需要给这个饭店追加“附属工程”，即“协作单位的宿舍”。影片借助建筑工人之口指出“宿舍”实质——为工交口、电业局、财贸口干部准备的高档住宅。为此，袁亦方采取了“勒紧自己裤腰带”的做法，缓建学院教工楼。在回答老上级刘力行的质问时，他坦言这是如今流行的“不成文的惯例”，“现在谁帮你盖房子都得要点好处，给他几套房子，工程进度就会快得多”，如果不遵守这样的惯例，所种下的祸根难以想象：“等将来饭店一开张，人家记得这笔账，停水停电不给你及时修，出租车半小时也派不来，副食店尽供应你臭鱼烂虾，旅客要看戏好票全卖完了，用不着特别为难，给你公事公办就受不了，只能怪自己这炷香没有给人家烧到。”影片结尾，刘力行本着党性原则夜访老战友、市委书记方达，加上明玉朗揭发信的作用，终于制止了这股歪风邪气。实际上，春江饭店工程在影片所呈现的各部门错综复杂的关系，远非一席深谈、一次市委会议就能解决的。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仍然属于谢晋所开创的‘起点上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不同的是，这部影片的起点更为尖锐。”的确，《邻居》剧组正视社会矛盾，本着艺术家的胆识和电影反映民生疾苦的创作传统，对由住房及其所涉及的各种人际关系和时弊问题进行针砭，彰显了艺术的批判力。“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部分的中国电影（尤其是第四代的作品）都宛如一曲‘青春祭歌’，低吟着历史的创伤。而《邻居》则以其对现实生态的审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的关怀，立场鲜明地与第四代整体上的个人感伤划清了界限。换句话说，《邻居》所继承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是对第四代电影语境的一次突围，也在80年代所谓‘伤痕文化’的泪海中，重新竖起了人文关怀的旗帜。”

民生的第二个层面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问题，即为社会成员提供起码的发展能力的平台和机会，如进行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劳动歧视，提供基本的权益保护和相应的待遇，等等。新时期华语电影在此层面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探讨。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人到中年》于第三届金鸡奖评选中荣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潘虹）和第六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该片一经公映，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影片由著名作家谌容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眼科大夫陆文婷18年来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光明，而自己却累倒在平凡岗位上的动人故事。影片在歌颂女主人公献身医学的使命感和治病救人的高洁心灵的同时，也指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保证他们应享受的待遇和为其提供发挥能力的条件。陆文婷是新中国十七年培养出的大学生，心怀为祖国贡献一切的信念，立志要改变国家眼科医疗技术方面的薄弱局面。她广泛学习，认真总结临床经验，钻研业务，不断挑战医学难题，18年如一日，以“一茎瘦草”的纤弱身躯，成为首都名牌医院眼科的中流砥柱。这位被誉为医院里的“第一把刀”的优秀外科大夫所取得的成绩早已达到了主治大夫甚至主任医师的标准，却从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调过级，仍然屈于“住院大夫”的地位。究其原因，影片通过孙主任之口指出，材料报到上级石沉大海和指标下到医院僧多粥少。陆文婷每月工资五十六块半，丈夫傅家杰是研究金属物理的普通科研人员，他们抚养着两个儿女，经济十分困顿。一家四口居住于斗室之中，拥挤得甚至只放得下一张写字桌，连“如果再有那么五六平米，放下另一张桌子就好了”的微小要求都不能实现，夫妻俩只好轮流伏案。对于生活，他们陋室以安身、布衣以御寒、简餐以充饥；对于工作，他们任劳任怨、不争名位、不计报酬。这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各行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外有工作重担，内有家务重担，安于重负，艰行不已，一年到头超负荷地运转。作为中年知识分子“共名”的陆文婷，不仅需要忍受连续手术而带来的体力上的疲劳，还需要忍受不能照顾丈夫和孩子的内疚与痛苦，在年复一年的高强度工作下，她终于“断裂”。陆文婷的境遇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既典型又具有普遍性。

《人到中年》通过对陆文婷等人工作和处境的描写，呼吁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际遇，努力为其创造条件，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发挥更大潜力，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在反映知识分子待遇的基础之上，影片还揭示了官僚主义作风的甚嚣尘上。焦副部长来医院检查时，其夫人秦波对陆文婷进行全面盘问，工作的年限、身体状况的调查和业务能力的怀疑，简直“令人窒息”。尤其是对陆文婷住院大夫的身份更是不能接受，“我的同志呦，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给焦部长动手术，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哇”，对普通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劳动歧视暴露无遗。当医院安排临床经验丰富且一贯主刀大、难手术的陆文婷为焦副部长做手术时，这位官太太专门来和陆大夫商量具体事宜。当时门诊室外面排满了等待看病的患者，副部长夫人听到没有必要制定手术计划时说：“我的同志呦，不要轻敌嘛，轻敌思想往往造成失败。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我的同志呦，凡事预则立嘛！……”直至陆大夫要接待病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陆文婷一上午做了包括焦部长在内的三个手术病倒之后，秦波前来探望。当张大爷、王小曼同样出于感激和关心要探视陆大夫而不被应允时，副部长夫人在赵院长的陪同下却旁若无人地进入病房，她对着垂危的病人，仍然是那套政治言语：“你还年轻，对待疾病要既来之则安之。”接着又给院长提意见：“像陆大夫这样的人才，怎么平时不关心，让她病成这样呢？中年干部，现在是我们的骨干，我的同志哟，要珍惜人才呀！……”副部长夫人虽在影片中只出现三次，然而其身居高位，特权思想严重，盲目指挥，不做调查研究，颐指气使，空谈“革命”辞藻的官僚主义作风，着实令人生厌。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给知识分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灵伤害，是令各行业骨干力量不能人尽其才的旧习惯势力的代表之一。

《邻居》《人到中年》等影片立足民生的基本立场，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存的社会问题和由此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弊端，是映现民生疾苦的力作。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些影片不仅契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政策，承接文艺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大讨论，而且响应以张暖忻、李陀为首发起的电影语言现代化主张，初步确立了以长镜头、实景拍摄，自然光效和生活化表演等手段再现生活的纪实美学规范。这种纪实美学规范直接影响到随后出现的《城南旧事》《边城》《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也为第六代导演形成自身的影像拍摄风格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