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的方针。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疾病较多，特别是农村有些地方仍然缺医少药，防病治病的任务很重，必须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充分发挥客观存在的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的积极作用。同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开辟“关于我国医学发展道路”的问题讨论，探讨我国医学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加速我国医学的发展？指出要把这个讨论和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讨论很自然地集中到我国医学所特有的问题，即对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估价上。

第三期（1980年12月）上，有人著文指出：“如何正确对待中医？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形势迫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作者的回答是：

1.中医学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目前广为宣传的藏象论、正邪论、辨证论治、阴阳五行之类，是否就算精华呢？是否有什么实际价值呢？藏象论与现代科学生理知识相比，水平相差太远。中医学中的正邪论，正气指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至于什么是正气的物质基础，中医学当然是不了解的；邪气主要指致病因素，恶劣的气候虽然与疾病有关，但不是致病的直接原因；致病的直接原因是病菌、病毒、螺旋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当然无从知道这些。中医的四诊合参和辨证论治，就是在极其原始的生理知识和病因知识基础之上推导出来的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理论。

2.通过四诊是可以诊得许多疾病的症状，所谓论治，也只能根据这些症状凭经验给点药吃，以减轻症状就是了。可是经中医辨证为证候之后反而与疾病不沾边了，因为什么定位、定性，什么八纲辨证，都是人们主观臆测出来的东西，并不能正确反映疾病的本质，真不知从何说起！中医学对药物的利用也仅以天然的产物为限，特别不科学的是把药物性能分为寒、热、温、凉。中医的确也能治愈不少病，对某些病还有独到的疗效之处，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中医是靠经验治病的，在临床经验中观察了几十种症状，并且从经验中积累了用什么药对什么症状有疗效的经验。中医学有这样丰富的治病经验，自然就成为“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了。党的中西医结合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人们努力发掘这个伟大宝库并加以提高。

3.党的中医政策从来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永远保存中医。中西医结合目前只限于具体治疗经验方面，根本没有涉及中西医理论方面的结合。那么中西医理论方面是否有相结合的可能呢？过去没有过，估计今后也难实现，因为要把科学的理论和不科学的理论掺合在一起，这本来是很难想像的事，也根本没有必要。从历史观点分析，中医和西医的差距，是两个各自不同发展历史阶段的差距，是一种时代的差异，即先进和落后的差异，并不像有些人所说那样是各自反映不同侧面的差异。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我们的有些报刊却拒绝刊登议论中医理论的文章，这分明地为科学设置禁区，这种做法是与当前提倡科学，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不相容的；是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作者有一点是看准了的，讨论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中医”。如何对待中医？用什么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医？对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将会作出不同的回答，以及根据这种回答来决定如何对待中医，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科学的回答”？以及由此而对中医是这样的“正确对待”？这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可以百家争鸣。但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医？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怎样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我们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什么？怎样改进这方面的工作？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中医学是极其原始和不科学的；中西医结合今后也难实现，根本没有必要；党的中医政策从来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永远保存中医。那么，就不存在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问题；也不存在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问题。显然，关于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关于我国医学科学的现代化问题，不言自明，就只是如何全面加速实现西方化而已。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新与旧的看法有过这样情况：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叫作新，都是好的；凡是中国有的都叫作旧，都是不好的。凡认为旧的，都反对，例如反对中医中药和京剧等。一些人用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来总结中国哲学遗产，把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套在中国哲学史上，用西方哲学的面貌改造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西洋化。另一些人用西方哲学作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把它看得一无是处，学着黑格尔之流歧视中国哲学的那一套偏见，根本否定中国哲学，认为只是原始的“未进状态”，“大半是术非学”，“没有存在的余地”，声称要来一次最后的根本解决，“向咽喉处着刀”，“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

鲁迅先生曾经因为“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所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呐喊·自序》1922）。但是，在民族不平等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医学的传入，在中国并未促成维新，也没有能够帮助中国人民以利于批判吸收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相反在百事不如人的精神枷锁下，倒起了排斥和扼杀中医药的作用。1929年取缔中医的提案，是认为中医药的存在，是西医药发展的障碍，所谓：“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之所以如此，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讲阴阳五行，不重解剖”，不识病原，不懂病理。因此：“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旧医之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旧医之治疗而有余。”（《中华医学杂志》1935，7：755）但是很使他们不能理解的，在经历这样的行政手段取缔和学术方面的攻击，中医学为什么还是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近来迷信旧医之行为，不但无知识社会为然，士大夫亦复如是，甚有身为科学医，亦依违浮沉，不能据理自信，诚可叹也。”（同上）中医长期受压，又没有得到帮助，每逢历史转变时期，都要被看作落后而挨骂一顿，解放前社会上长期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就是这样造成的。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是正确的，提倡中医不为不力，然而为什么总是反复，迄今还是对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表示怀疑，对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存在动摇。现在要提倡科学，要实现四化，中医似乎与科学和现代化都没有关系，中西医结合也不时兴了。问题的根子在哪里？解放前后六十多年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近代文化信息转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通过近代科学技术的单向传递，即从西方国家传向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上西方化过程的基本因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消灭其他所有的文化形态，包括那些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些最高成就。原因在于：近代西方在工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面前，竟然忘乎所以，以为人类文明只是从他们那里才真正开始，他们是科学和进步的代表。他们以培根式的傲慢看待古希腊，以杜林式的义愤痛骂奴隶制，把中世纪看成是一片黑暗、一无是处。在地域上，他们把西欧看作人类文明的中心，把其他地区看成社会之外的社会，是支撑西欧文明的外围。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他们片面强调人征服自然，只看到人对自然的单向作用。这是一种反历史反自然的西欧中心论，西方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气候中形成的。反自然的结果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是现代工业污染、资源能源短缺，以及生态破坏等全球性危机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因此，1978年世界秩序标准规划大会的宣言中指出：“为了认识和解决当前各方面的危机，必先了解产生现代科学的西欧文明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

G·L恩格尔（美）指出：“今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这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认为任何不能作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这是排外主义的办法。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模型的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和主张建立更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而霍夫曼则把不必要的住院，滥用药物，过多的手术和不适当的使用诊断试验，直接归因于生物医学模型和它的支持者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统治。

总结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听听人家各种的议论，可以使我们清醒地看到西欧中心论这个精神枷锁的影响多大。而事实上，西方科学包括西方医学并不能充当万能的是非标准；西方研究的观点，作为进步的唯一标准正面临根本的变革。在石油问题上，解放前后，人们用西方探油理论看中国，得出“中国是贫油国”的错误结论。是李四光同志强调指出：“要为祖国勘探石油，必先从西方探油理论和经验中解放出来不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中医，对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作出科学的回答，也必须先从西欧中心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不可。

西德学者M·Porker指出：“中医学是一门独具一格的科学。力求用西医的术语解释中医的办法，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但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虽然东方和西方许多学者作了很大努力，可是真正发掘出来的治疗潜力只有一部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发掘，它的科学核心和精华却有被丢弃的危险。原因在于经常反复地试图以西方医学科学中产生的、只适用于西医的方法来重新评价中医，这是不合理的，必然导致失败。”真是不幸而被言中。

提倡科学，就要反对迷信教条；解放思想，关键是要“实事求是”，要从客观实事中求得它自身的规律，必须“有的放矢”。西方科学包括西方医学是有用的，应当学习来为我所用；但是，它不能充当万能的是非标准。李约瑟（1977）说：“唯一的危险是很容易把近代科学看成是最后的结论，并仅仅根据它的观点来衡量过去的一切。由于东西方之间的区别，使我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文化的思想境界不熟悉，要估价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成就，谁也不会用西方科学的准则。但是会使用现代世界科学的准则，而真正的困难还是在于：现代知识的躯体每天都在变化增长，现代世界科学绝不依赖于西欧历史的偶然事件，它也不可能是：以往一切科学发现具有多少价值的末日审判法庭。因为现代科学是变的，它还远没有到顶。”利用现代科学的发展，用以解释以前无法解释或解释得不完善的现象，它可以帮助做一些“证实”的工作，但它不能承担任何“证伪”的任务。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很好解释的，就说这是不科学的；恰恰相反，在客观事实面前它还不能很好解释。只能说是现代科学还太不科学。如果我们硬是强把现代科学充当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以的就矢”，用它来衡量现实的一切，则是我们把科学变成了迷信和教条。

费耶阿本德（美）指出：“中国通过某些措施，复兴传统医学，使多元性扩散成为可能，以推动医学的发展。这种扩散一定要由非科学的力量来克服科学的阻力才有可能。”所谓非科学的力量，这里当然是指中医学，这是相对于西医之被看作科学而言的。由于研究对象的层次不同，问题的症结在于始终想用适合于简单对象的术语和概念来理解复杂的现象；正是这种只重分析和实验的方法是近代西方科学的主要特征。这种现实世界简单性的概念，认为要了解宇宙，只要了解基本粒子这样构成宇宙的砖石；懂得了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就可以理解生命，这曾经是科学的信条。普利高津指出：“科学正处在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信念的阶段，应当从各个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了解整体，要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宏观的尺度上，组成整体的小单元怎样表现出一致的运动。这种新的思想发展，和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我们已从封闭宇宙（其中现在完全决定未来）的认识，走向开放宇宙（其中有涨落，有历史发展）的认识，这是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的很好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

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主要指一个开放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消耗来自环境和不断地扩散自己内部的物质能量信息。中国医学理论认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器就是系统，是开放系统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的整体性，表现为各层次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序结构，它通过组合效应产生促协力而得到协调一致，体现为该系统在其整体水平上这一层次的质的规定性。中医学也是一个系统，也有它的有序结构，它的整体性表现为中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内各组成部分之间，通过组合效应而上升为整体一级水平的质的规定性。由于整体不等于各个局部性质的简单相加，因此单纯分析各个局部性质的方法并不能就可以认识整体，好像单纯地分析氧或氢的性质，并不能就可以得出对水（H ₂O）的完整认识。而任何割裂肢解此种完整性，都将破坏其有序结构，这样分之则器散，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古代医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医学、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后两者先后都衰退了、消失了，主要由于没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以至在新兴的自然科学思想面前失去了战斗力，或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殖民地而受到排斥。唯独中医学经受了历史上多次社会变革，近百年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医学的传入，它之所以能存在下来，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耗散结构的自发性或主体性，表现在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保持自己特征稳态的能力，“有机体独立地起反应，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外界一般的涨落变化，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促协力或调节能力而吸收，称之为耗散结构的惯性原理或涨落回归原理，从而保持自身的稳态和有序性。一般涨落变化也就是中医学理论中要求的：“出入升降，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灭害至矣。”当外来一个系统与耗散结构相互作用，若外来系统不足以造成耗散结构的崩溃或解体，则它最后将会把外来系统吞并而溶化在自己的大系统之中使原系统扩大范围而并不影响自己的基本有序性，这是耗散结构的吞并融合原理。中西医学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方将另一方崩溃或解体？还是一方把另一方吞并而溶合于自己之中？或者是像氢和氧的化合而成水，形成在高一层次上新的质？这实际上是关于我国医学发展模式的三种可能性。

1.肢解中医学理论体系，把中医经验和药物研究之后纳入现代西方医学的体系，借以来丰富世界医学。从二十年代起余岩就提出这种主张。过去在中西医结合上的主要经验教训，医科院心血管病研究所（1972）指出：“由于研究思路受现代医学体系的束缚，由于对研究对象没有抓住辨证论治这个关键。”日本学者对我们工作的评论是：“中国对中医还只是作为西医的辅助疗法来研究”（1974），“是从现代医学立场阐明治疗上认为有效的疗法药物，或是以西医的标准（包括实验室检查）来判定中医的疗效”（1975）。

按照近代西方医学观点，认为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病因病理是它的判断对象和治疗对象，形成以病因病理定位为基础的诊疗思想体系，消除病因和纠正病理是它的疗效标准和可重复性的标准。用近代西方医学观点看中医，认为中医对病因病理不甚了了，怎么能说是治病必求于本呢？何况这个“本”还是阴阳五行，由此判定中医理论不科学。于是有人提出脏腑学说才是中医理论的核心（1962），似乎与西医一样，中医理论也是建立在解剖生理知识基础上的，借此想避开人们对阴阳五行的攻击。按照近代西方医学认为最好的是特效治疗的观点，在中医药里寻找特异的消除病因和纠正病理更有效的方药，然而药理筛选结果是阴性的居多，多少年才发现一二味“有效”的中药，犹如大海捞针。认为过去三十年所得无几，今后二十年也不可能会有多大收获。中西医结合也就不太时兴了。什么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也是不可能的啦！以至于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一个时代的差异，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异，中西医理论上的结合很难想象，也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对待中医，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肢解了中医学的整体性的结果。

2.中医和西医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哪一方把另一方吞并溶合于自身之中，使原系统扩大范围而并不影响自己的有序性。

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主要借助于其他自然科学的成就。中医学在历史上所以不断取得成就，就在于它不断融合了各民族以至国外的医学成就，在于它不断从其他科学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包括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料。近代中医学落后于近代科学和发展，这并不是中医学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我国旧社会整个基础科学的落后所致。中医学的处境长期以来备受压抑，这又是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历史同命运的。由于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从无权地位转化为国家的主人，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悲惨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来结束这悲惨的历史，要把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气概拿出来，就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中医学长期以来一直被动地充当被整理的对象和被研究的地位，当然免不了人家这样那样地评头论足；对于一切应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方法研究中医学的努力，我们都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医学应当成为一个“大器”，大的耗散结构，发挥它主体性来吸收融合现代科学包括西方医学的一切成就为我所用，补上历史缺失的这一章。还没有在西欧中心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人，是会把这种提法指责为狂妄自大的，殊不知我们许多人在百事不如人的精神状态下生活太久了，妄自菲薄太多了。

发展或进化和现代化，是一个过程，通过它社会应持续地创造和不断地坚持自己的特性。一个社会和文化传统，只有当它对外来观念被动的不加选择的吸收时，它才被当作是发展的障碍。当发展应当正确地表达为“内在转化”时，则本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它不仅不是发展的障碍，而确是发展过程的起始点和动力中心。所谓内在转化，即对外部的经验不是强加的，而是自觉地有选择地结合进来。只有这样，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可以从其他文化中得到益处，而并不丢失其本质特征。离开了传统的中医学而讨论我国医学的发展或现代化，把中医学视为原始和不科学而排除在现代化之外，还有什么内在转化的主体，还不是全盘西化而已。

3.“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中医学能否成为吸收融合外来一切成就的主体？用近代西方医学观点是看不到中医学有卓然自立的本质的，既看不到它的科学性，更看不到它的先进性。英国《新科学家》（75卷1035期）载文指出：“应用与疾病相对抗的战略，而不是改变内环境的西方医学，一直认为人参无重大作用，或完全无用。像《英国大百科全书》就写道：人参是完全无用的植物，其作用是心理性和虚构的；因为所有报道都未提及它能实际治疗某种疾病。但是中医把人参看成药中之王，之所以重要，因为中医药更注重于：保持体内平衡以抵抗疾病，胜于治疗疾病。”

西德的拜因豪尔和施马克在《展望公元2000年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同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有关的问题，今天在生物学研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一旦弄清了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就意味着医学的发展有质的飞跃。”调节和防卫机制将是医学现代化的主要课题，弄清楚它们的“活动原则”将是医学科学现代化的主要标志。这说明西方医学面临其重大变革的原因，首先是药物公害和医源性疾病这个难题。苏联《消息报》（1972，2，11）刊文《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中指出：“无论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现在有许多疾病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医学、特别是药理学方面的成就有关。”对于“使用抗生素后如何恢复共生菌丛的能力，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后如何使肾上腺的机能恢复正常，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提高防御感染屏障抵抗力的可能性，目前也还不清楚。显然，人类为疾病付出代价，这与其说是由于文明，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对人体天然防御力的忽视”。由此，人们进一步对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及其诊疗思想体系提出疑问。S·许斯特在论及《为什么临床研究正走向失败》（1979）一文中指出：“临床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认出这种疾病，并且加以命名，似乎医学的伟大目的，就在于诊断一下，病人和医生双方所需要的是对疾病分类中一固定位置的再肯定。”他说：“临床研究已经停滞不前，且被技术过分地占据，成为一门依靠抄袭别人见解来维持的学科。”他认为：“目前有一些变革的迹象，例如开始多考虑一些疾病的过程，以代替神圣的综合征；厌倦于无休止的双盲法，它只是证明药物或疗法的无效或区别；怀疑采用大量生化测定的有效性，讽刺这不过是血清争论；日益轻视统计学上的意义，认为它在生物学研究上没有用。”

中医学则是没有经历过近代西方医学那样发展阶段，没有形成西方医学那样的病因病理观。中医学本质是一门动员的医学，中医学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性调节和主体性反应的开放系统，也是一个“器”，也有升降出入，也有它的有序结构，以及相应的调节能力。中医临床辨证的症，是人体正气有病时的具体特点，症合虚实，是正虚和邪实的对立统一，即自稳调节和抗病反应的对立统一；症，就是人体心身相关的自稳调节在抗病过程中的具体反应状态。调节机制和防卫抗病反应是它的诊断对象，也是它治疗的依靠对象和服务对象，帮助自稳调节正常化和防卫抗病反应完善化，是它的疗效标准和可重复性的标准。中医学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就表现在以阴阳五脏为中心的自稳调节和以血气经络为基础的抗病反应，这是它在诊断上强调治病必求的“本”，这个本就是病人的正气。正为本，邪为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在诊断过程中，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只有抓住病人的正气这个本，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它的治愈观认为，由疾病向健康的转化不意味着必须是“邪”的彻底消灭。而只是由邪之所凑向邪不可干转化，或是由邪气不服向邪气乃服转化了去。这是通过体内由其气必虚向正气存内的转化这个内因而实现的，因此，它的治疗观强调：“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即帮助其向正气存内实现转化。中医的理论内容和实践着的东西，正是现代医学所要着重研究的主要课题，有关它的活动原则（不完全是细节）中医学理论中是清楚的，这是中医学卓然自立的地方，是可以融合西方医学成就的主体。讨论我国医学发展道路，这个发展应当理解为内在转化，我国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总结的传统中医学，理所当然应是内在转化的主体。

4.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和长期并存的条件下，我国的西医将是作为第一线的力量吸收融合国外医学的成就，通过中西医结合作为第二线的中间环节，使中医学在吸收融合外来成就的过程得到二个环节的过滤和缓冲，这是为中国医学补上历史缺失的这一章，从而能更好地主动吸收融合现代科学成就的最佳结构。三支力量都有各自的侧重的任务，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目标，三位一体，发挥积极的组合效应。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还是三个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共同的整体的目标。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这个口号并没有错。

我国的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力量，已经看到国外在开始重视传统医学，并且特别重视中国医学。人体心身相关的自稳调节，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尖端，李约瑟（1977）指出：“关于心身相关概念的未来进展，将在医学中需要怎样进一步发展呢？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复合体，将会在科学发展面临决定性阶段的时刻发挥大于人们所承认的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阶段，科学无国界，我们可以吸收他们的成就，他们也可以吸收我们的成就，这就有了竞争。日本决心要在和汉医学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人类的新医学。国外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把突破抢在我们之先；如果他们能从狭隘的西欧中心论下解放出来；如果我们的现代化决策只是遵循西方化道路，跟着他们走过的道路在后面赶的话；如果我们还在怀疑中医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还在无休止地争论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话。邝安堃和周金黄两位老教授在全国中医理论研究讨论会（1980）上痛切地说：“不要再争啦，要切切实实地干！”老一辈科学家为我们树立榜样，任重而道远，愿与全国中西医药工作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