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成长之路

第一章 童年岁月

1922年农历五月初七日，我出生于南京，属狗，后来为了好记，一般都记作公历五月七日。

时局动荡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很小的时候，南京的时局稳定过一阵子。现在看来，是北伐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当时的《首都计划》在拟定变化中，南京城有不少工程建设，盖了不少房子，修了政府大楼，修了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专门修了中山路，以便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迁到南京。这些建设方面的零碎记忆，对我后来选择建筑专业有些影响。

没过多久，时局就变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对华北虎视眈眈，汉奸殷汝耕说要自治，也不安宁。我还记得当时在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一个官员突然“失踪”了，日本就派军舰到下关，解开炮衣准备开战，以此相威胁。后来中国警方在中山陵园找到了这个“失踪者”，闹剧被揭穿，“失踪者”被送回日本，此事悻悻收场。1932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又是“一·二八”事变，上海打仗。这样的大动荡接二连三。当时的国际联盟派李顿爵士来南京调查，学生列队欢迎，我住在老城南，要去城北迎接，当时我个子小，跑得慢，还被老师打过耳光。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见到报纸上“经济不景气”的字样。我家里原来是做缎业生意的，这曾是南京的优势行业。历史上南京丝织业很发达，但在这样的时局下也受到了影响，商铺纷纷倒闭。我家的缎业也凋敝了，当时最多能向云南地区卖一些，因为当地的土司还有些需求。

家道中衰

我家居住在城南门谢公祠，现在已经成了大杂院。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第一个院子中央的石盆上有荷花，院西南有腊梅一株，正厅中悬有朱伯庐治家格言，隐约记得在第三进屋子西侧的一个院子有一棵石榴树。有两口井，一口自用，另一口通向墙外供邻居用。

我家过去也有字号，叫“吴德泰”。听我母亲说，我的祖父名吴有禄，号“寄梅”，做缎业为主。祖父有一个理念——“积财不如积德”，热心于公益事业，冬季办粥厂，夏季备解暑药，救济穷人，家中大门门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他也是个社会活动家，1914年间，南京曾举办“南洋劝业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博览会，目的在振兴实业，我祖父是绸缎业公会的副会长，是社会上的活跃人物，口碑很好。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让我去街上买菜，我还记得有人指着我说：“这是‘寄梅’的孙子。”

听母亲讲，祖父生意好的时候，家里条件很好，我父亲还在念书，祖父希望他在国学上发展，后来祖父去世了，生意垮了，父亲到别家缎号帮着做事，先在“于泰”，后来又去了上海帮一些缎号管账。我父亲每个月寄来20块钱，我母亲又把首饰等物件抵押到外祖父那里，每个月能再多拿17块钱，这样总共37块钱就是全家的生活费。

我的兄长吴良铸，长我十岁；妹妹吴素娟，小我两岁。一家人每个月靠这37块钱过活，非常紧张。我母亲用每个月所得既要买柴米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包括一桶煤油，晚上点灯，油灯上面还要热菜，此外还有应酬等，生活非常困难。靠母亲操劳，各事安排得体，得到亲友的敬重。我还记得我母亲营养不良又过度操劳，一度双腿站立困难，后来靠吃麦芽糖拌着米糠恢复元气。

我哥哥书念得很好，在金陵中学读书，毕业后教书，做家庭教师，努力进取，后来考取金陵大学。读书学费的来源是任家庭教师所得，外祖父家，我三舅舅、舅母与我母亲相处很好，能够接济一些，但事后必定归还。还有一个姨娘王民华，曾任大行宫小学教师，后做小学校长，终身未婚，也能帮一点，就这样支撑了哥哥上中学、大学。

我外祖父名李耀南，字号“李光廷”（缎号）。外祖父六七十岁的时候营业很盛，家里很热闹，有很多字画匾额，但后来传至他三个儿子经营不善，逐渐衰败了，生活也大不如前，完全符合中国的谚语“富不过三代”。外祖父早年在南京九儿巷有一处豪宅，有花园、花厅，院落很大，饲养有鸽子、金鱼，后来经营不善，都衰落了。这组豪宅本来应做文化遗产保存的，比现在作为文化遗产的南捕厅“九十九间半”某房要宏大精致得多，但在新中国成立初被拆除，着实可惜。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即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三表兄，名李惠成，与我同在南京钟英中学就读，后病死于外症。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党的干部来访告知，惠成当时是地下党，在日伪时期做了一些革命工作。

我家一直都是比较穷困的（房子现在还在，尚未被拆除）。有时我母亲常住在外祖父家，我与哥哥中午能买一碗馄饨和一个咸鸭蛋已不错了，还得分中、晚两顿食用。我就是这种困难的境况中慢慢熬过来的。母亲安于贫穷，她常说：“生儿不如我，要钱有何用？生儿比我强，要钱有何用？”但母亲一直教育我们要争口气，做人要有骨气，要奋发有为，衣服要整洁，仪表不能垮掉，不能为人家取笑。这也影响了我和哥哥读书的态度，我们一直很努力。在那个时候，父母送我们上学，进的是“洋学堂”，要顶着保守的缎业生意人的种种闲话，父母亲一直鼓励我们兄弟读书。我名字中的“镛”字，意即大钟，我在小学时父母为我取别号“振声”，又名“如响”，取“君子如响”“大扣之则大鸣”之意。若干年后，其他一些亲戚的孩子多穷困败落了，我们家总算克服种种困难，跟上了时代。我还有个叔父也受到我母亲的影响。我父亲成家时，我叔父六岁，母亲把叔父带大，比较有感情。他“学生意”，即帮人家从学徒、店员做起，以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蚌埠一家纸店的老板，抗日战争八年，父母亲、妹妹，包括带我及妹妹长大的孙奶奶就寄居在叔父那里（直到孙奶奶病死在蚌埠，我父亲将她的灵柩运到南京南郊牛首山我家的祖坟中安葬，墓碑：义女吴素娟立）。虽说是寄居，并未闲着，我父亲帮助料理店务，母亲里里外外照应。两位老人这八年最为欣慰的事即在我父亲五十大寿时，叔叔办了两桌酒席，为我父亲庆寿，给两位老人无限慰藉。抗战八年，两个儿子不在身边，总算熬了过来。

早年教育

1929年，我念了半年多私塾，对私塾我有两点难忘的记忆。第一，我母亲为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书包，绿色的粗布，在一个角钉了一个铜钱，书包内放了一本书（大概是《幼学琼林》），两支毛笔。毛笔是我母亲从某处觅得的，是为菩萨佛像眼睛开光用过的，据说用这支笔启蒙写字，将来字写得好。第二，上私塾的第一天，老师带我向天地君亲师和孔夫子牌位叩过头，此后老师一直待我很好，从未打过手心。

当时江苏省的中小学教育是很优秀的，水平比较高。我的小学是在离家很近的“荷花塘”附近，原来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祠堂（俗称“曾公祠”，现在被拆除了），院子里面有两棵老梧桐树，有钟、鼓，有匾额，题字“是之谓不朽”，办得挺好。我是第一班的学生，校长章星南写得一手好字，不时有人来求字。他的儿子跟我同班，因此我们班得到较多关注。书法绘画老师叫周金声，他一直鼓励我搞绘画、工艺美术，彼此有很深的感情（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街道上还碰到过）。当时我的画曾送到国际联盟去展出。

幼时留影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印象很深，同学们问我能考多少，我说七八十分吧，后来得到了五十分，五年级的年级主任仇眉轩，他在路过时听到了，在课堂上狠狠地批评我：“吴良镛骄傲了，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七八十分，而是五十分！”我那时候真感无地自容。这个教训到现在九十多岁了还记得，让我认识到一辈子一定要兢兢业业的，稍有放松可能就会出问题。

在小学时期课外读物一为谢冰心的《寄小读者》，一为丰子恺的漫画。直到我上大学时还注意谢冰心的文字。

小学毕业，我没考上市公立的学校，就在私立钟英中学读书。钟英中学很有名（2014年该校恢复原校名并隆重纪念成立110周年）。当时都传说“数理精，进钟英”，校长是南京有名的数学家余介侯。在当时的政局下，钟英还重视童子军和军训的训练，所以又传说“要当兵，进钟英”。在钟英中学，我只是念到初中，教导主任陈重寅、国文教员邱建中、数学老师曹敦厚、英文老师谢良德、史地老师詹子政（后来是镇江中学的教导主任）、美术与绘画音乐老师於韵秋，我对他们很尊敬，有深刻印象，这些教育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学校请来的专题讲演，我特别感兴趣，我记得有次请到的是中央大学地理学家张其昀，他讲的题目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真相”，我得到的认识是“地大物不博”，这是第一次受到很深刻的国情教育，至今印象深刻。中学二年级学习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一次考数学，我正交卷子，校长走过来（这位校长常被称道，据说每个学生的姓名都记得），校长问数学老师这个学生怎么样，曹敦厚说我是“中等水平”。就这一句话，对我的一生都很有影响，我总觉得自己是中等水平，不敢骄傲，不努力就要下滑。

小学时，东北失陷，中学的时候，华北也出了事，日本打到绥远。傅作义军队抗日，学生就将募捐所得援助绥远，支援抗日军队。后来傅作义还写信到我们学校，专门表示感谢。那时候，北京正当“一二·九”运动，之后就有部分大学生南下，向政府请愿。在南京的学生呼应，一同请愿，并且还在中山墓“哭陵”，向中山先生哭告。当时学校很怕学生闹得不可收拾。国民党政府、学校，虽然都鼓励拯救民族危亡，但学生运动一起来，政府还是要干预，严肃对待，怕出乱子。

在抗日的大气氛下，有的高中学生就去军校参军了，初中学生积极参加童子军露营、操练。我也参加童子军，在露营中设计过一个“地图灶”，是依中国地图外形的灶台，中间圆形放锅的地方寓意“中原鼎沸”，东北方向排烟的烟火寓意“东北烽火”。这在总结露营成绩的全校大会上很受赞赏，也算是我小时候做的最受表扬的设计了，我父亲在他的晚年还记得这件事。

西安事变爆发，令人震惊，我还记得当时报纸上头条消息是“劫持统帅，妄作主张”，但是年龄小，具体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当时还听说过江西的共产党政权，但也只是听说，没有太多了解。

我高中在镇江中学（江苏省立二中），但只读了一个月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上海战事失利，就匆匆离校。

总体说来，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为未来打下了基础，很多优秀的老师起到重要作用，我一生都感激他们，时局的动荡我也一直关心，但对大局认识很模糊。

父母兄长

我小时候时局不好，父亲工书法，通国学，却找不到职业，在上海的商号待过，在律师事务所待过，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待过，充当职员，无定业，常常不在南京家中。因他基本不在家，仅在我幼年为我讲解过《孟子》、《古文观止》少数篇章。父亲为人很厚道，一直受亲友的敬重， 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我一家躲在江宁县元山镇，我外祖父李光廷家，两人志趣相投，熟知典故，共读过北宋《纲鉴易知录》，引经据典，相谈甚欢，我仿佛才领会这两位老人熟读经史的学术根底。

1970年代全家合影

我母亲受过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仅能识字、阅报，但是看到南京缎业衰落的情况，坚持孩子继续走教育、读书的道路，体现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以每月37块钱支撑了整个家庭，哥哥的就学、孩子的成长都要照顾，坚持“人穷志不短”，还要在亲友中保持一个“面子”，很不容易。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教育孩子要立志、向上、有正气，教育为人要有正义感。1965年印度尼西亚右派政府派人冲击中国使馆，我哥哥留守，我家人建议母亲出面申请能否以照顾老人为由让铸哥回来，母亲说“不能这样！先有国后有家”。后来外贸部来人慰问，对我母亲非常尊敬，当周总理派飞机接外交人员归国，在欢迎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红色外交战士”的参与者列队中，我母亲列为家属第一名，周总理从她身边走过，微笑致意。我哥哥晚年还专门赋诗一首，怀念母亲的教诲：

慈亲遗训永难忘，律己从严待友宽。

忠孝难全先报国，成仁取义卫家邦。

我母亲一生困苦，但她终生引以为豪的是她曾随梁思成登上天安门旁观礼台遥见过毛主席，并在北京饭店前群众队伍中见到朱德总司令阅兵，还见到周总理。在临去世前她还提起此事，堪以告慰。

1973年与兄长吴良铸合影

父亲旧照

还要缅怀哥哥吴良铸的提携，他比我年长十岁，扶持我成长。家庭衰落，哥哥中学毕业就当了家庭教师，以此贴补家用，并依靠自己奋斗得以在金陵大学经济系及外国文学系（辅修）就读。品学兼优，毕业时获得斐陶菲励学会奖，奖章有一定含金量，家贫拿不出这笔钱，奖章一直存放在金大校中，这件事是由我侄子从南京大学档案里查得、证实的。“斐陶菲奖”在当时学界堪称崇高荣誉，有不少那个年代的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林秉南都获过此奖。哥哥人品卓越，为人称道，我自幼奉为楷模。在我读初中时他教导我，“读初中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要力争上游”。为了补习英文，我住在他的大学宿舍，他为我温习功课后，我即睡在他的被窝，他作业弄完，与我同被就寝。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如果不是他带我离开南京到后方，这一生的经历很难想象。1948年我出国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是船票等开销还需要帮助，哥哥当时在社会混乱的情况下鼎力资助我，后来对我的事业也一贯扶持，谆谆教导。他的第二个孩子吴昕天资聪颖，自幼即留在我身边，由我母亲照料长大，直至清华附中毕业，意在报答其父对我的教导之情。

吴良铸字画：黄山书画题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