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经70年，一直未离开这个岗位。我的专业是建筑学，为了教学之需，一直从事科研和相关实际生产，产学研三者互相促进有助于业务的提高。这点对很多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如此。

自1946年到清华建筑系工作算起，刨去“文革”期间10年不算，我做了长约25年的教学行政工作。这一时期的工作很特殊，作为副系主任、系主任，涉及方方面面，尽管这时间段是我精力旺盛的时期，投入行政事务，化解难题成分太多，原拟除一些重要的事有必要做一定的交代外，其他均简略谈过。后经友人建议：“这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从初创到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你一生投入了辛勤劳动的重要阶段，不应草草而过。”我接纳了这一忠告。

我少时得恩师栽培，在中学打好基础，入大学后得名师的引领，后又应梁思成先生的召唤在清华任教，并得到赴美两年的学习机会，回国后立即回到教学岗位，跟上了清华“营建系”的辉煌阶段，又参加了一些新中国学术团体的组建，如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1981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及其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并参加国外学术团体活动，从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国际建协第四届会议，此后直到20世纪末，我与国际建协有不少交往，增长了专业认识上的阅历，有助于专业视野的提高。

我的觉醒是在“文革”之后，墨西哥、美国之行与西欧之旅为我打开了一度封闭的眼界。特别在1981年改革开放后，作为新获选的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我基于自己专业的社会责任感，认识到“建筑要走向科学”。1984年，我在62岁时卸去行政职务，初创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开始“进军科学”的探索。

回眸我的人生之路，可以说大致由三个30年构成。从我出生到而立之年，主要是1922-1950年这一时期，可以作为我的学习成长时期。我在“一战”后出生，就读小学时东北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高中时家乡沦陷而颠沛流离，对祖国，对家园，对人民怀有无限的感情，这30年，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是在动荡的时局中树立了理想和信念。三十而立，为我毕生的事业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1983年，是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在祖国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从美国留学归来，走入建设祖国的行列中，将个人的力量都投入到清华建筑系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有豪情，但也有困惑，到“文革”中断约10年。1978到1983年，我担任建筑系主任，重整重灾后的建筑系，这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无论在工作还是业务上均有较多的进步。这两个30年是我事业和学术的重要阶段，我追随着国家的发展，努力成长，既受客观条件所左右，也从未放弃个人主观的努力。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第三个30年。1984年我在卸去行政工作后，成立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2014年恰好30年。这可以说是向科学进军的30年。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菊儿胡同的落成与获奖，若干重要科研项目的推进，都是在这30年中完成的。这30年可以说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授予可以说是对这一阶段工作的肯定。

在90岁之后，来写这本书，严格地说，是一个自述，不能算作自传，因为我无意面面俱到，而主要着眼于我业务追求的历程，知识的追求，道路的追求，对一己缺点、不足的自省。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斋称“求阙斋”，就是知不足。这里只记录人生的主要经历、艰难曲折的道路，是一个对过去的归纳和总结，说明收获与困惑，以求解之心面对严峻问题，以诚朴之心记录专业实践，并以期望探索之心展望未来。

这是一个自觉尚称勤奋的老年建筑学人，近90年来的个人求索心得和反思，是对自己的内省、心得与认识，不表功，不盗名。

在祖国改革开放面临转型和深化的新阶段，90岁之后的我仍希望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保持勤奋的精神，继续求索，贡献一己有限的智慧和力量。

本书既成，适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70周年，亦以此为庆，因为我的学术人生也可以说是从清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