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创新经典丛书·三螺旋创新模式:亨利·埃茨科维兹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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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专利走出校园成为学术使命

在联邦政府决策之后,以前很少参与技术转移的大学也迅速建立起了行政办事处[102]。自己有些经验或者通过与研究公司的合作有些经验的大学,迅速拓展了他们的工作范围,将具有商业潜力的专利进行商业化[103]。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几乎所有从事研究活动的大学在技术转让方面都比较活跃。还有很多从事技术转让的人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并发起培训项目。从使专利走出校园、从专利授权中获取一定收入到制定一系列措施,建立新公司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高校进一步拓宽了其工作范围。

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人员及学生对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提出的合理的想法。部分原因在专利商业化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只有确定了未来会有人购买这项专利权,他们才会去研发专利。大学有比较保守的专利权的持有者。专利要么畅销,要么从长期的前景看,会有重大的收益,没有中间地带。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初形成了关于“所罗门的房子”(Solomon's House)的观点[104],在对这种观点缺少认识的条件下,一位大学教师和一位风险投资家采用了类似的隐喻性术语共同改写了这个方案——发现交换(the Discovery Exchange)。

1989年,位于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内分子、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兼主席的劳伦斯·戈尔德(Lawrence Gold)和作为风险投资者兼分子生物学研究志愿者的查尔斯·布彻(Charles Butcher)制定了一个系统化方案——发现交换——从学术人员的研究中提取完整的商业价值。他们热切地希望增加对生物分子学研究的支持,增加研究人员和研究设施。华盛顿大学和孟山都公司曾签订了合作合同,以此支持其研究工作的发展。作为主席的戈尔德教授也试图通过研究合同找到一个大公司以支持生物分子部门的发展,但是没能成功。戈尔德教授和布彻先生对在技术转移中对大学工作的逻辑影响有了自己的认识。通过提高风险投资资金使绝大部分学术研究商业化,为大学创收是他们的目的。其中,被商业化的学术研究数量远远超过了之前创业型企业所商业化的数量。

尽管根据法律规定,大学有权,也有义务去寻求商业化的可能性。只有存在这种可能性,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研究基金。但是发现交换的想法是建立在只有大学研究的一小部分获得专利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大学缺少技术转让所需的资源,因此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效果有限[105]

在博尔德,该规划提出了一个激进且昂贵的策略,该策略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工业公司的大规模研究实验室有关。将科罗拉多大学学术人员的商业研究专利拿出来的建议,要比在一群研究者的研究或者公司与某一单一部门签订的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以获得研究成果,用以交换资金的基础成立一家公司要好得多。无论现估的商业价值有多大,专利将会来源于一大群有潜在用途的研究,当然,前提是这些专利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增值的。

吸引学术人员的研究能力比引起大学行政办公人员的关注这一传统的方法更有效。为了更高效地利用这部分人员的能力,发现交换(the Discovery Exchange)提议让公司员工参加研究小组的会议,以学习研究所需的知识。鉴于目前典型大学专利办公室会进行应用软件的申请,并且数量是之前的十倍,大学专利活动也变得很积极,所以它还计划任命足够的法律工作人员以处理这类问题。在为现有公司授权到提供风险资本以创办新公司的范围内,发现交换可以确定能够将新的发现引入市场的最好路线。

发现交换对研究型公司的陈旧概念进行了扩展,并做了十分重要的改变。研究型公司需要在脱离高校的情况下独立运营,并作为大学和商业之间的媒介;而发现交换计划是大学的一部分。一位该计划的支持者认为,“从未将这样的组织加入到像来自于科罗拉多大学的大型的且多元化的研究潮流中”[106]。研究公司的代表会不定期的访问大学以寻找那些可以获得专利的技术;发现交换提议让研究型公司的代表长期参加学术研究小组。在主要研究者的邀请下,参与会议及研究讨论。20世纪30年代,研究型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订立合同,以一种平和的、分散的方式从大学的研究中获利。这样就可以降低人们的担忧——认为这些活动是学术研究机构的主要目标。对技术转移而言,使研究型公司的代表深深植根于研究小组内的发现交换远远超过了行政管理办公室的发展步伐。该计划的使用将使技术转移成为大学日常运营的一部分。尽管发现该交换计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坚信基础研究中“曲折流”的价值,但是其规模和范围使一些老师认为它与学校的目标背道而驰。

发现交换计划的代表打算在研究项目中作为旁观者,不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些老师认为他们的存在可能影响研究的方向。发现交换的提议声称,实验室的负责人已经同意代表们参与实验室研究会议,跟进后续的试验,参与实验室的学术生活[107]。代表们可以是科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是人文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善于将新的发现引入市场[108]。寻找有能力的代表的可能性很大;该提议声称,在非常知名的大学内,能将新的发现转化为人类需求的人才不计其数[109]

在研究小组内插入技术转移人员,这引发了新的问题。发现交换的想法被大家拒绝了;与借助于专利管理单元将研究成果引入研究型公司相比,该想法蕴含了更多的变化。当这个问题摆在全体教员面前后,发现交换的支持者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谈判就终止了。随后,举办了大量的论坛。太多的人反对这个计划使学校不得不放弃它。大学起草了一份新报告并最终任命了一位技术转移办公室的主管人员。

尽管发现交换计划失败了,但是在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作为大学任务的道路上,位于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