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镇远和平村旧址的价值内涵

近年，因为国际、国内政治背景的需要，以抗战文物为代表的战争类历史纪念地因为独特的历史纪念价值，愈加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和保护。相对其他战争纪念地，和平村旧址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价值特色。

首先，和平村旧址体现了人类追求和平的意识及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宽广胸襟。

在世界战争史上，战俘被虐待、被杀害的情况比比皆是。“二战”中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及日军极端的武士道精神指导下的战俘政策尤为残酷。在武士道精神指导下，日军普遍鄙视战俘，导致了大规模虐杀俘虏和平民的行径。这些残酷的历史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沈阳盟军战俘营、阜新万人坑、731部队遗址等战争纪念地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些战争纪念地警醒我们如何去记忆和看待那段悲惨的历史，通过反省战争继而达到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的教育意义。而在和平村中，中国政府及日本反战人士对待日军俘虏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思想上的教育，与前面提到的日军屠杀、迫害中国军民纪念地展现的残酷历史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处战争纪念地，和平村旧址没有像其他多数战争遗址一样通过揭露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来体现其价值，而是直接通过展示和再现我国军民善待、教育、感化日本战俘的历史场景、历史事迹，来表达中日反战力量对和平的热爱，对正义的支持以及仁爱为本的宽大胸怀。在我国警示性遗产占比例较大的战争类纪念地中，和平村旧址的正面感召力应当作为重要的补充。

其次，和平村旧址作为中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日军战俘营，在同类的遗存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纵观国内关押日军的战俘营中，和平村旧址也是国民政府正式设立、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代表。前文提及的国民政府抗战期间设立的位于西安的第一日俘收容所，以及第二日俘收容所曾位于湖南常德和重庆鹿角场的所址，因当时借助寺院和当地民居、村庄作为关押、管理战俘的场所，因此并未形成格局完整、规制清晰的战俘管理机构，这也导致在战俘被遣返回国后，这些战俘营旧址在岁月中几经变迁，如今仅存部分房屋遗迹，原有的历史信息也大量缺失。和平村旧址，随几经变迁，但院落格局和规模完整地保存下来（图4），在原有院门及部分院墙基础上，通过回访反战同盟成员的描述进行复原后，能够比较鲜活地还原当时战俘的生活场景（图5），通过实地实景再现战俘在这里一步步被改造、重获新生的过程。

图4 和平村旧址总平面图

（来源：镇远县文物局提供）

图5 根据历史信息复原的办公楼和大礼堂平面图

（来源：镇远县文物局提供）

从建筑功能的角度来看，在战争中作为集中营和战俘营使用并保留下来的文物并不少见。以沈阳的盟军战俘营为例，其原称“奉天俘虏收容所”，是“二战”期间日本设立的专门关押太平洋战场盟军战俘的集中营，从1942年11月11日—1945年8月15日，共关押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战俘2000多名。虽然在原始规模和关押俘虏数量上，沈阳战俘营远远大于和平村旧址，但从其所传达的场所精神的内涵上，和平村旧址却与其截然不同。沈阳战俘营是对日军践踏国际准则、践踏人道主义原则及所犯罪行的直接见证，而和平村旧址则恰恰相反地见证了我国人民尊重人权、遵循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感化日本战俘的事实。二者的对比，无疑使得日军的法西斯侵略罪行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宽大胸襟更加得到彰显。

最后，和平村旧址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在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屡次企图掩盖、粉饰日本军国主义20世纪上半叶的侵略历史。而和平村所见证的日军战俘被优待、教育从而获得再生的历史，是对日本政府右翼分子掩盖、粉饰侵略历史最有力的回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长谷川敏三为代表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友好访问团受日本日中友协派遣先后三次访问镇远和平村，并称其为“第二故乡”和“再生之地”，反战同盟成员中很多人终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发展，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证明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这种情感和记忆的联系不仅应当铭记，还需要持续发酵，随着和平村旧址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其不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成为连接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