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远和平村旧址概况

战俘营和集中营作为关押在战争中被俘的士兵、军官以及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团体成员的设施，是战争过程中的特定产物，从另一个侧面全程记录、见证了在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经历，常常伴随着黑暗、残酷以及对人权的无情践踏，如德国设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日军设立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等。但是位于贵州镇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俘收容所旧址，即和平村旧址却迥异于其他战俘营，体现出中国人民优待、感化日本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在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及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都在战争中俘获了大量日军俘虏。八路军俘虏的日军战俘，一部分送往延安，一部分留在晋察冀鲁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地改造。国民党方面则于1937—1938年间先后设立了两座俘虏收容所用于关押日俘：第一日俘收容所主要关押华北各战区俘获的日军俘虏，俘虏主要被关押在陕西宝鸡；第二日俘收容所起初设于湖南常德，后迁往贵州镇远，主要关押其他战区俘虏。

镇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俘收容所旧址，即和平村旧址（下文简称“和平村旧址”或“和平村”），原址为清代镇远卫城总兵署中营衙门，民国后曾为“贵州省模范监狱”。1939年4月，随着抗战战局变化，第二日俘收容所迁来此处，至1944年8月，因日军逼近黔南，日俘集体迁往重庆巴县鹿角场，关押战俘最多时曾达600余人。在镇远和平村，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以耐心的态度善待日俘，不但设法改善日俘的生活，还为日俘安排文娱活动，使战俘们逐步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中醒悟过来。1941年，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组织收容所中觉悟了的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后改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工作队”），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与日军战俘营的残酷状况不同，在上述提及的关押日俘的战俘收容所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管理者都强调了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都开展了不同程度地针对日军战俘的感化、改造活动，例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办日本工农学校，汪大捷在第一俘虏收容所创立“大同学园”，以及鹿地亘、康天顺等人在和平村设立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等，这些对战俘的改造工作不但使得战俘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也使得他们顽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得到瓦解，并能够积极投身于和平、反战的宣传和抗日运动中，在这其中，又尤以和平村的战俘改造工作最为突出，影响力和成果最大，不但在实际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由于优待俘虏，教育管理完善，被国际红十字会考察后誉为战俘营中最人道、最具人性化管理的典范，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二俘虏收容所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镇远和平村旧址在解放初期曾作为革命干校使用，后陆续被用作卫生局、妇幼保健站、消防大队等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原有监狱围墙内的大礼堂、办公楼等建筑均遭到拆除（图1），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20世纪80年代初，仅有原和平村大门与部分夯土院墙留存（图2）。作为见证这段历史的物质载体几乎不复存在，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图1 复原前的和平村旧址

（来源：镇远县文物局提供）

图2 和平村旧址保留下来的入口大门及围墙

1982年3月，以长谷川敏三为代表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友好访问团访问了贵州镇远，这为和平村旧址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契机，通过反战同盟成员的回忆和回访，和平村旧址逐渐引起的人们的关注，和平村旧址的原貌也逐渐清晰起来，镇远县人民政府根据反战同盟成员绘制的和平村旧址鸟瞰图（图3），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的查阅和走访访谈，在原和平村大门与部分夯土院墙遗存的基础上，陆续按照原貌复建了大礼堂、办公楼、卫兵室、米库等建筑，并对外开放。2006年5月，镇远和平村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3 反战同盟成员回访时绘制的和平村旧址鸟瞰图

（来源：镇远县文物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