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态选择：宁波澳门两地城防体系的相似与差异
城防是保障海外贸易正常运作衍生的空间系统，是海洋商贸聚落形态构成基本要素。在聚落形态“落而成之”过程中，相似的经济运作机制使宁波澳门两地城防在建造机制、防御力量分布上存在相似性，然而，由于面对的张力关系及在帝国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不同，相似表象下又有本质差异。
1．由外而内：海上世界震荡推动城防构筑
宁波澳门城防建设兴盛期对应于外部海上世界震荡期，其建造机制呈现由外而内特征。上述文献梳理可知，宁波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在元明两朝，尤以明朝更甚，若以海洋贸易盛则聚落形态盛的常规观点认知，则难以解释宁波在海上贸易陷入低潮时其城防构筑的诸多举措。但放眼海上世界，当时西方势力正将双屿创建为国际贸易港，外力冲击下宁波被迫由垄断官方贸易向自由民间贸易转变，城防举措显然是应对此外部变革的逻辑结果。反观唐宋，海洋贸易兴盛，海上格局稳定，子城罗城虽屡有修筑，但就城门及军事设施两项考察
，则防御能力基无变化。澳门与此相似，16世纪末至17世纪30年代是其城防建设黄金期，此时也正是西班牙与荷兰妄图重新调整海上势力范围，追逐与葡萄牙利益均衡期，1598至1624年间两国组织的武力进攻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客观上推动了澳门城防体系的大发展。因此，作为海洋贸易全局中的点，宁波澳门聚落形态剧烈变动虽由内部完成，却受制海上力量的消长与阶段替代，城防是其抗拒外在改变、维护自身秩序的应变手段。
2．由强渐弱：防御力量分布呈现不均匀分布态势
海上世界震荡推动城防建设，海上威胁亦规定了防御方向与力量分布，一般说来，毗邻海洋一侧是防御重点，防御力量最强，形态变动亦较多。宁波城防自唐即形成环套格局，看似匀质，实则城东（与甬江出海口相接）地位最重，南（与奉化江相邻）北（与余姚江相邻）次之，城西（与内地接壤）最弱。以城门为例，唐宋十座城门主要密布于城东，暗示聚落内部与海洋互动的频繁，元明城门缩减至六，减少的城门分布于城东与北，门的闭合改变了城墙形态，也暗示聚落对海洋的戒备与拒绝。不仅如此，元在东门凿外隍，北门筑堤坝，明在城东添建新防线，种种调整均说明临海部位城防的重要性。反观城西，透过不同时期地图考察，城门数量、分布位置、基本形态均无明显变化。澳门城防亦如此，由于船舶入澳需先抵东部外港（外海），再南下折返入西侧内港（内河航道），故东南防线力量最强，此处城墙连贯封闭，不设城门通道，城防种七座主炮台中的六座均布于这一线山顶海角，中部防线虽由炮台城墙构成，但主炮台仅一座，且墙上开多座城门，其防御力量明显逊色（表3）。
表3 澳门主要炮台分布及其防御空间
3．单向与复杂：张力关系不同导致防御方向不一致
利益驱动使海上贸易总是在充满张力的世界中小心进行，张力关系不同意味对抗双方及其作用方式差异，投射于空间之上使城防呈现不同形态特征，张力关系调整也必定引发形态转换与变革。宁波作为贸易口岸时间虽长，但张力关系主要存在于聚落与海洋之间，因而唐至明聚落防御均呈向海的单向特征。澳门不同，除聚落与海洋外，明清帝国与海洋、明清帝国与澳葡、澳葡与民间华人间均存在张力关系，故其防御呈多向性：一、四防线是澳葡与明清帝国分别应对海洋所设屏障，炮台、城墙、营寨均呈向海特征；第二防线是葡人为防止华人侵入设定的社群分界，向北防御；第三防线是明清帝国为控制葡人向内地扩展所设关隘，防御向南。历史上，一四防线重在武力对抗，二三防线重在缓和制约，功能不同导致形态差异，一四防线高密度炮台、封闭城墙、正式军事堡寨与二三防线一座炮台、多座城门、单座门楼形成鲜明对比。二三防线开敞特性暗示不同族群于对抗中不可避免的往来，它极像中葡共同构建的缓冲层，通过城门启闭、通行限制，粮食供给等弹性手段对彼此张力关系进行调适，使两个组群平安相处共同实现澳门海洋商贸聚落职能。此外，澳门防御之复杂还在于三百年里各种张力关系的不断调整，最后都投射在空间营造上，成为澳葡城防早期屡建屡拆，大炮台北侧不设炮位等现象的合理解释。
4．表征与实用：营建思想不同决定城防本质差异
空间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与结果，每一社会都生产属于自己特定的空间模式，即便在相似经济运作机制下，不同社会主体及其之间阶层关系也会造成空间的本质差异。宁波虽处东南海疆，但行政建置不断调整足见其牢牢受制于王朝体制，因应于此，城防建设呈“自上而下”特征：首先，子城出现最早，此后七十余年罗城才开始建造，这一时序说明帝国官僚对城市空间轻重的考量，即城市首先是权利运作场所，而不是贸易发展的支撑；其次，作为权利制造的城市，宁波通过典型的符号化布局实现权利的空间表征，子城居中为尊（位置）、中轴对称（布局）、坐北朝南（选址）等一系列秩序手法均为彰显“君权神授”的至高无上；最后，“自上而下”空间表征延续恒久并被一再维护，据文献可知，历朝城防修筑均是经过周密规划的政治行动，新修与增补不过是对物化为城市空间的权利体系的加强。与之不同，澳门城防建设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杂特征，“自上而下”是明清帝国对澳门管控的空间投射，主要表现于三四防线，反应的是权利的威严，其与宁波城防并无差异；“自下而上”则与澳门移民社会有关，主要表现于一二防线，反应的是移民心理与民间谋利愿望。据表二，第二防线先于第一防线建造，这一时序反应的是移民本能，即通过划定社群分界使身体分离，从而使迁入者在陌生环境里消除不同族群共处的心理恐惧，三百年里，葡华两大族群自觉以此为界，在半岛南北独立发展自己的空间范围。圈定安全范围后，葡人遂开始从追逐利益本能出发，构建第一防线，葡文载，澳葡城防建造均出自民间社会，炮台位置选取、城墙高低走向亦呈现极大的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