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澳门城防修筑概略

澳门本为中国王朝体制边缘一处荒芜的弹丸之地，由于近距当时作为番舶朝贡登陆口岸的广州，16世纪中叶经好望角东来的葡人在此长期居留，此后这个“孤悬海表”的荒僻海岛获得迅速发展，在其海外贸易持续的三个世纪里，葡人及明清朝廷均在此构筑防御体系，并历经变迁。

1．葡人防御体系修筑

葡人初来，毗邻动荡的海洋和强大的明王朝，遂开始构筑防御体系。祝淮《香山县志》载“澳城之建，年月无确证，诸书所载，大率在嘉靖时”，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亦载“1568年（明隆庆二年）……特里斯东·瓦斯·达·维加（D．tristao Vaz）舰队司令下令在Chunambo建起第一道城墙”，该段城墙推测应在今半岛东侧凤凰山与大炮台山之间，包绕葡人最初居民点，是后来澳门城防的基础。

16世纪末至17世纪30年代，澳门先后遭海寇、倭寇、西班牙及荷兰的进犯，城防修筑速度加快，规模极大扩展。此次修筑始于1605年左右，《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澳葡）私筑城垣，官兵诘问，则被倭抗杀”，1617年大炮台及附近城墙开始修建，1621—1622年间，妈阁炮台、烧灰炉炮台、嘉斯栏炮台、东望洋炮台、西望洋炮台等重要军事建筑均开始修建，马交石一带城墙也于1622年完成。1623年，澳门首任总督马士加路也抵澳，推动这一时期城防修筑的最后完工，《澳门编年史》载“他于同年（1623年）7月17日就职后建起了城墙，并完善了堡垒体系”，至此，澳门成为防范甚严的城市。

17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澳门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英国，当时清廷认为“澳夷与英吉利并非一气，其设立炮台、番哨，所以防御英吉利诸夷，而非英吉利之声援，由来已久”，故这一时期葡人城防构筑不再是其内部事务，而被视为广东海防体系组成被中国官方督促建造，“总督百龄，巡抚韩封，先后临阅澳门，以自嘉斯栏炮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石勘，易于爬越。英吉利夷兵，由此潜登，令澳夷加筑石女墙，以资防堵”。总体来说这段主要是对原有城防的修补，而少有新建。鸦片战争后，澳门城市职能发生根本改变，城防格局重新部署另成专题，故不在此赘述（图3）。

图3 1649年澳门城门概况

（来源：底图改绘底图来自澳门《文化杂志》31期124页）

2．明清朝廷防御体系构筑

开埠初，葡人聚集引起明廷恐慌，“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故开埠十年即选取当时认为的上策“哀其存留愿为编户，乃请于朝，建设城池，张官置吏，以汉法约束之”，实施“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治澳方针，其中“城”即是在“降濠镜澳以上，雍陌屯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万历二年（1564）明廷在当时澳门与内地唯一陆上通道——莲花茎设立关闸，莲花茎南连半岛望厦山北麓，北接今珠海拱北，地狭且长，建城在此，易守难攻。明清两朝，关闸不断重修、增修，“岁久圯，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旁，以资戍守”。事实证明“茎半设闸，官司启闭”的防御举措确实有效制约了葡人早期的妄动。

除关闸外，天启元年（1621）明廷在莲花茎以北设前山寨，“扼其（澳葡）吭，使不得为内地患”。相较关闸，前山寨是一建制完备的军事设施，初设时“前为辕门，置鼓吹亭二，中为正衙、后衙，左钟楼，右书斋，后为燕室，为庖、井、厕，规制宏备”，并“陆兵七百名，把总两员，哨兵四员；水兵一千二百余名，把总三员，哨官四员，哨船大小五十号”。入清后，由于前山之势益重，兵力及营寨规模不断调整，顺治四年（1647）“设前山寨官兵五百名，参将领之如故。两王入粤，增设至一千名，辖左右营，千总二，把总四”，康熙五十六年（1717）“建土城，周围四百七十五丈，崇九尺，厚三分之一……其炮台、兵房与西南二门之上，台各置炮四，分置城上者六，二门外复建台，列炮十”。整体来说，明清两朝，前山寨建制级别与防御能力逐次提升，鸦片战争前清已成为香山县境内第二大城寨（图4）。

图4 清道光年间澳门城防概况

（来源：底图来自《中国海岸图》，澳门图书馆提供）

综上，忽略中葡差异，澳门地理空间存在四道防线，由海面至内陆依次为半岛东南葡人防线（第一防线）、半岛中部葡人防线（第二防线）、莲华茎中关闸（第三防线）、莲华茎北前山寨（第四防线）。前两道防线采用欧洲样式，即沿山海筑棱形炮台，城墙将其连为一体，后两道为中国传统城寨样式。就防御能力来说，四道防线由外而内呈现强、较强、弱、强态势（表2）。

表2 澳门传统城防体系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