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政治体系

第三章　国　家

1．国家是如何产生的？

答：（1）恩格斯在详细分析了氏族制度解体过程的基础上，对国家的产生作了精辟的论证。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2）恩格斯又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恩格斯的这个著名论断，表明了三点：

①国家是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表明国家产生的时间。

②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一切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可以承认国家是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就是不承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为承认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就可以把国家说成是居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之上的超阶级的国家。国家既不代表剥削阶级，也不代表被剥削阶级，它是高出于一切阶级，调和各阶级利益的力量，这样，无论哪个阶级都不应损害它，更不要打碎它。但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才需要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句话的关键是“表面上”，表面是形式，是现象，而实质则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这就说明了国家产生的实质和根源。同一切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③国家的作用是缓和冲突，是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里所说缓和是对各阶级不偏不倚的缓和吗？不是，是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的缓和。什么是秩序？秩序就是维护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阶级统治，就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统治阶级破坏不行，统治阶级内部的个别人和集团破坏也不行。这就很清楚地看出国家是代表谁的利益，是哪个阶级的国家了。所以恩格斯说：“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3）列宁在解释恩格斯上述那段话时反复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一切国家产生的普遍规律。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形式。这就形成了国家产生形式的多样性。

2．政体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答：政体理论是传统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国家理论的主体。古希腊乃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政治理论大多围绕政体或政府形式而展开。

（1）政体的古典分类

①政体的古典分类要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的分析，亚里士多德根据执政目标和执政者人数，将政体分为两类六种，即常态政体和变态政体。常态政体包括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共和政体；变态整体包括僭主政体、寡头整体、平民（民主）政体。

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思想家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在柏拉图那里表现为“哲学王”），它体现出知识对权力的节制与控制，最坏的政体是僭主制，僭主之下，所有公民都沦落到奴隶的地位。最不坏的政体是共和政体，多数人根据所有人的利益进行统治。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最优政体理论显然更为复杂一点，他主张结合各种政体要索、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混合政体”为最优政体。

（2）政体的近代分类

随着启蒙思想家对权力的关注，围绕主权及其归属的讨论形成了新的政体分类。

①中世纪晚期欧洲民族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最先发轫的是主权观念。

法国思想家布丹在《共和六书》中认为主权是至高无上的恒久性权力，只有此种权力才能保证有序的统治。霍布斯通过全盘性社会契约，在《利维坦》中指出，主权是垄断性权力，主权或王权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专制是主权的唯一形态。

②洛克和孟德斯鸠主张立宪政府

洛克和孟德斯鸠代表着另一近代政体理论传统，他们主张建立立宪政府。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主权在民而不在君，人民通过议会行使主权义务，政府权力应当受到限制，从而保障自然权利；盂德斯鸠则针对这一立宪政府进一步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建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之间实行分权的制衡制度。这一原则最初在美国1787年宪法中得到了实现。

③资产阶级革命后，政体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

资产阶级革命后，政体分类从原则上归约为君主制和共和制。

君主制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国家元首手中的政体，根据元首拥有权力的多寡，我们可以将君主制分为专制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

共和制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根据总统、议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可以分为议会共和制、总统共和制、委员会共和制。

④社会主义国家是特殊类型的共和制政体形式。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有权监督和罢免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并选举和监督其他一切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指一切权力来自人民，集中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3）政体的冷战后分类

①民主政体

民主政体是指以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为范本，公民能够普遍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形态。

民主政体的特征有：

a．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对多元化，以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权利与利益观念为主导，它来源于对中世纪神学和近代早期君主专制思想的两次反击。

b．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张力，它以资产阶级经济与社会发展为背景，最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性特征。

c．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门间的分割，它以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并限制君主权力的方式最终确定下来并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制度形式。

d．代议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等实现上述思想或制度的配套性制度保障。

民主政体往往以美、英、法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发达国家为代表。

②极权政体（又称全能政体）

极权政体是指以二战中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为代表的对国家、社会以及公民进行全方位控制的国家。极权政体的特征有：

a．推行一个无所不包、渗透于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官方意识形态；

b．只有在某一领袖统一领导之下、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唯一被允许存在的政党；

c．实行有组织的恐怖；

d．政府垄断大众传媒；

e．实行统制型经济。

③威权政体

威权政体是指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的政体形式，它通常指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威权政体的特征有：

a．统一性意识形态缺位，一方面它不具有现代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依赖于民族主义和其他本土文化作为思想维系手段；

b．社会在国家权力的外围得到一定的自治空间，在威权体制下，除了明令禁止做的，其他一切均是被允许的；

c．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在经济发展中采用以强权政府作为后盾的市场化方法，而政府强权又会导致制度性腐败。

3．现代民族国家在建设过程中会面临怎样的危机？

答：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血缘民族走向政治民族需要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训练与巩固。从血缘民族到政治民族，要经历一个共同体意识形态的锻造过程。民族主义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因或结果。

西方政治学家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往往会遭受政治危机。一些社会学家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即是民旗国家要面对的一次危机，因而这五个过程亦被视作五次危机。

（1）认同性危机：建立民族国家首先要克服的是认同性危机。一个国家里的民族、地区的政治团体或其他亚国家团体必须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否则就产生认同上的危机。认同性危机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如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样，引发一场国家范围内的内战。非洲国家在从部落演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亦面临认同性危机的挑战，人们依照习惯仍把自己看做部落成员，而非国家成员。

（2）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产生于人民的自愿服从，而只有民众利益得到基本满足、表达利益要求的机会得到实现，才能产生这种服从的意愿。因此，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满足民众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以取得台法性，让人民广泛地认识到政权的合法统治，合法性出现危机，政权就容易被颠覆或爆发革命。

（3）渗透性危机：渗透性指的是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必须让所有人都服从政府的法令，即便是在偏远的地方或文化迥异的疆域。一般而言，城市有着完备的管理系统，较不容易产生渗透性危机。“天高皇帝远”即是对渗透性危机的概括，缺乏渗透性意味着政府的法律只能是一纸空文。

（4）参与性危机：现代民族国家的参与性危机只有通过让民众参与到权力的分配过程的方式，才能得到克服。一般而言，这一参与方式就是选举。早期的现代民族国家是逐渐地开放选举权的，公民——即拥有选举权的居民，经历了从男性有产者到全体成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解决参与性危机的最佳办法只能是采取渐进的步骤，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做出一个排序，以求在稳定的基础上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5）分配性危机：分配性危机涉及“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在某种意义匕，这是政治的永恒问题。理论上来说，一个民族国家要稳定地发展，必须恪守分配中的基本正义，让所有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尊严得到满足。为此，不能期求用某一种理论一劳永逸地来解决分配性问题，而是需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建立适当的分配机制。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因分配不公而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时，极难获得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

4．谈谈你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看法。

答：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以创建现代民族国家为主题，即实现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全面转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实现主权国家的国际独立与国内统一；第二。在统一主权国家内进行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

（1）独立与统一的国家革命

①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是实现主权国家的国际独立和国内统一。“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了两种方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主权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的崩溃的趋势，以及在这种秩序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比如军阀们建立割据政体的努力），以及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

②中国试图通过自我改造而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第一次真正尝试发端于清末“新政”时期（1901～1908）。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试图改变传统国家形态、构建现代国家形态的首次尝试。

③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传统专制皇权官僚体系的崩溃，但却并不标志着新型现代国家体制的最终建成。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后“民主建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并来实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仍把重建国家当作最主要的目标，并为此进行不懈的理论探索，建构了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系统理论。

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重建现代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1949年新的强大的政治权威的确立使国家实现了主权的独立，国家主权的独立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最为根本的政治基础。基于苏联经验的示范效应，国家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建设很快就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形态。

（2）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

1978年以来的改革使得中国开始了民族国家建设道路上的转型，建构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发展方针和措施。以下五个方面即反映了我国民族国家的建设状况。

①认同性建构

认同性建构是指认同性政治建设，由此形成民族国家的观念，加强公民对国家及国家制度的认同、接受和自觉服从。传统的政治认同往往是对统治者个人的服从，而现代性的政治认同，是对国家制度特别是宪政制度的认同。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由于全能政府体制的存在，国家的政治认同性建构，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或意识形态控制等手段，通过强化对革命历史及领袖个人崇拜来形成和加强社会的政治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民主化以及全球化等浪潮下，总体性社会瓦解了，公民社会得到迅速发育，社会思想与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②合法性建构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历史范畴，靠三种方式获得及维系合法性，即武力、神授和世袭。而现代政治权力的正当来源，从实质合法性来说就是统治者的公民权利政治取向及现代化取向；从程序合法性来说，就是坚持主权在民、公权民授的民主原则，以普选制、任期制等民主制度来约束公共权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更来自其人民民主的政治取向，来源于其以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强国富民为己任，来源予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战略的实际行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不可轻视的力量。同时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基本建立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村民直选选举制度等，都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渠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民主和法治建设工作步人正常轨道

③渗透性建构

渗透性是针对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的，它强调中央政府的能力，即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权力资源,来控制地方，也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渗透和控制能力问题。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能否统一、能否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在实行分税制度以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着政治斗争的形式而不断变化，在财政体制上先后采用了统收统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等，而且无论是在行政、财政或者政策执行上都缺乏制度化的调节途径，结果总是陷入“一分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1994年，我国正式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具体内容包括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杈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确定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的返还数额等，确定中央税种、地方税种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实施的结果是一方面保障了中央对地方应有的渗透程度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相对积极性。

④参与性建构

参与性问题主要指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已成为衡量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一般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需求主要来源于社会与政治精英阶层；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改革的成果加大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需求，政治合法性的增强也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因此。政府首先从农村基层开始供给直接选举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公众舆论的管制，以满足公民的需求。

⑤分配性问题

分配问题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如果说经济生活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过程的话，那么政治生活就是人类分配财富的一个过程。一个社会各类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是关系到该社会政治稳定以及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分配性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为直接、最为突出的问题。此外，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也是一个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力资源的分配公开化、公正化、民主化。满足政治弱势群体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