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关于城市的母亲河

1.2.1 主题释义一：何谓母亲河——从“中国都城发展格局”说开去

城市需要一条母亲河，这不仅包含着情感因素，河流决定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基本空间模式（背山面水），维系了传统中国城市的经济格局，也决定了传统中国城市的空间布局（图1-2-1）。城市滨水空间为传统聚居区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和肥沃的耕地，随着水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河流成为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而在通道的交汇处则形成了我们民族最负盛名的古代大都市。比如八水交汇的长安、黄洛水系交汇的洛阳、隋大运河入黄口的汴京（今开封），它们都是中古时代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5]而元代大运河所流经的五大水系也都孕育了中国封建时代最繁华的都市，比如海河水系的天津、黄河的济南、淮河的淮安、长江的扬州以及钱塘江畔的运河起点——杭州。河流支撑起中国古代社会所有经济与政治型城市的发展，离开母亲河，城市的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古代王朝的都城总体呈现出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图1-2-2）。中国至魏晋以后，随着南方大规模开发，中国城市开始了经济与政治中心分离的历史，而帝都的供应则一律“仰给东南”。唐时建都长安，漕运干线主要由东往西，就是由扬州经淮河、黄河、洛水等河流水系而转往长安。按照唐代开国之初的相关记载，每年由南方漕运入长安的粮食总量达700万石以上。但由于水运经三门峡之险，加之陆路转运的盗抢以及沿途消耗，每年能够运抵长安的粮食几乎十不足一。为克服三门峡之险，汉唐以来，为解决京师粮食供应问题，中国帝王多次被迫迁都洛阳，多次带领数十万军队和臣僚“就食洛阳”。这也是洛阳作为古中国千年“陪都”的真正意义所在。北宋建都开封使漕运国脉完全脱离黄河水系，缩短了漕运线路。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缩短了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不需陆路接运，宋朝由此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漕运量的最高纪录。河流维系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脉搏。

河流决定了传统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交通方式。所谓“有一条街就有一条河”，这一点在古代江南城镇空间规划中显得尤其突出。如宋代以来的苏州城就一直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桥梁棋布的格局以及小桥流水的水乡风情，有“桥城”的美誉。城市的规划以水系为骨架，城壕与市内纵横交织的水网构成了城市第一级交通干线，又辅以沿河而设的街道和坊巷，形成“水陆相邻、河街平行”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双网格”“棋盘形”的滨水城市格局。它的典型之处就在于充分展现了河道如何穿越城市、连接街坊、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居住、出行、交易、节庆等活动编织进一个水脉相连的立体网络之中，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发达而廉价的水运交通系统，使之成为一座高度发达的经济型都市，还把苏州市民生活中文化的、生存的、民生的等各方面功能和内容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小而精致宜人的城市水广场（图1-2-3）。鲁迅笔下的小镇社戏最贴切地反映了传统江南水城的这种空间构成特色。

宋代《平江府图》是我国最早的一张城市地图（图1-2-4），图中清楚地显示出由“双网格”“棋盘形”的滨水规划形成的数十个“前街后河”的街坊，并由此构成了苏州城最为突出的城市肌理。同时，城内四通八达的水系与城外的河流、湖泊又构成了更为发达的水系统，综合解决了城市雨洪的径流收集、控制、排放等问题，形成了自由灵活的“蓄”“滞”“净”“排”“用”功能兼具的水利系统，实为中国古代城市理水的典范之作（图1-2-5）。

《平江府图》反映了苏州城迥异于其他城市的独特规划，从这一点上讲，苏州城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所谓“东方威尼斯”。事实上，苏州城从战国开始，就是一座经过严密规划、精确建设而成的人造水城，与威尼斯“自由生长”式的建设方式完全不同。从建城历史看，二者也不可同日而语。故而，与其说苏州城是东方威尼斯，毋宁说威尼斯是自由生长的苏州城，体现了西方人对于水上聚居区的建设模式的理解（图1-2-6）。

1.2.2 主题释义二：“河流与城市一起成长”

河流对当代文明和城市复兴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联系城市记忆的纽带，是城市之眼，是最好的城市色彩，是城市的风景线（图1-2-7～图1-2-9）。如今河流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着力点和启动点，也是城市规划决策者们关注的重点。建设绿色和谐的河流环境，还河于民，不仅可以重建多样性的城市生态系统，还可以解决土地瓶颈。

河流为城市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随着水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河流成为城市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近代工业化阶段，城市滨水空间为城市提供水源，大运量、廉价的交通运输，维系城市的发展（图1-2-10）。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城市之水逐步退化，变成了最便捷的纳污之处。曾经眷恋忘返的记忆中的滨水、湿地环境不再，母亲河的记忆被散发出恶臭的臭水沟所取代（图1-2-11）。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河道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在解决工业化时代以来遗留给城市滨水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诸如在滨水产业更新、“透绿见蓝”的种种努力之中，我们的滨水改造之路走过了轰轰烈烈、匆匆忙忙的前十年。我们称之为将传统的工业水运置换为休闲服务业及绿地空间开发为主的绿色滨水时代[6]。

而由此带来的新的诸如水岸综合治理、密度均衡、空间质量均好、杜绝滨水大盘占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滨水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以及跨越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大型交通枢纽如何让出滨水，如何让市民大众安全畅快、便捷地到达滨水空间，享受滨水环境等问题，是我们在绿色滨水治理时代共同面对、困扰已久的问题。我们对此的解决之道，可称为边干边学，漏洞百出，其结果也是喜忧参半。

十年滨水建设确实助推了城市建设，也助长了城市滨水土地的过热滚动。通过城市决策者和建设者的合力，我们将一部分优质的自然滨水留给了城市和市民，但也确实因利益驱动、行政归属以及规划失灵等因素，导致大量的滨水空间远离我们的城市，并且一去不回。十年中，许多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所谓“技术”、创新做法和政策措施被一再地简单无差别地泛化，最终导致无数令人扼腕的不可逆改的结果：一条条原本历史悠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富于城市文化面貌的河流，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甚至面目可憎。城市水岸文化面貌的丧失，一如其生态功能的丧失一样具有不可逆的特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千城一面”“千河一面”。其原因不外乎单一市场化运作的滨水开发体系、粗放的滨水管理体系、单一的滨水城市设计和落后的控制性规划导则。

城市滨水区域的规划与治理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此区域是一个江河自然力过程的综合体，也是城市人居环境、城市多功能交叉影响的综合体，是一个完全典型化的大系统，犹如考古学的分层遗址：江河湖泊在农耕时代灌溉、捕捞形成的水田、基塘、港汊，到工业时代的廉价水运形成的港口、码头，分层叠加，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人力与自然相互消长的关系。在这一大系统面前，任何一点儿局部利益的考虑都可能对整个系统的平衡产生重要影响，诸如我们曾经寄予厚望的以滨水地产为引导的滨水地区的大拆改，对于工业时代遗留的大量厂房仓库、码头一律拆改迁出，许多原本杂乱、活跃、充满丰富性的滨水区域却因此走向沉寂；工业污染迁出后，生活污染、有机污染取而代之地成为城市水域更为严重的污染之源，许多城市滨水地区都曾经历过黑水艰难地变清，随即又很快变臭水的悲哀宿命；本来具有民生效应的滨水棚户区改造，却因为尺度掌握和局部利益牵制成为新的大盘占地，原本属于公众的滨水，在改造完成之后，却永远离市民而去，形成临水而不见水、见水却不能亲水的尴尬。这是新一轮城市滨水规划设计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急切地要将水融入城市、服务城市生活时，往往忽视了“水”的需求，无视水的自然过程。一条条被捆绑的河流（混凝土浆砌）、被阉割的河流（污染）、被覆盖的河流最终因我们的自大和无视自然过程而成为内涝、污染之源，最终令我们对宝贵的滨水地带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我们亲水的愿望再次落空。

传统的单一的近乎行政化的蓝线管理，完全无视大众与绿色的需求，大量形式呆板、尺度大而无度的蓄滞区常年占据宝贵的滨水；大型城市基础设施毫无顾忌地占据一线滨水区，使原本美丽的滨水区终日车水马龙，市民只能一次次望水兴叹。

当代都市中，城市河流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工业时代的廉价运输，而更多表现为生态休闲和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亲水人居的需求。城市水系所包含的历史人文、生态承载、城市功能嵌入诸问题都必须得到统筹平衡，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涉及各种形式的博弈：政府理想与市民利用，商业开发与民生项目，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当届政府与下届政府的投资步骤甚至政绩归属等。就具体规划层面，同样要面对诸如滨水生态治理、滨水区域建设、涉水临水的重大城市基础设施的落位、城市休闲旅游产品的规划布局以及防洪标准的设置，水资源论证、环评，滨水旧区改造乃至旧工业码头港口设施的迁移与保留，土地置换的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博弈（图1-2-12）。

现代城市滨水治理应跳出简单的绿地规划或功能规划，从更高的站位，从整个城市大系统和整个城市生态的角度出发去寻找出路。蓝色时代的滨水治理必定是从区域的角度出发，以系统的观点进行的全方位规划，统筹上述各种利益与矛盾。“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至少在行政实施层面和管理层要杜绝以往“九龙治水”的乱象，让专家真正有可能向权威解说真理，让各阶层都能积极参与其中，让人人都关注滨水，关注海绵城市建设，而非人人争先，瓜分滨水[7]。

1.2.3 主题释义三：一条河流带动一座城市——让河流成为城市发展的着力点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河流应何去何从？

城市因旧工业时代水环境的恶化而消沉，也随着水环境的改善而复兴。在我们前十年跌跌撞撞的滨水治理进程中，再次回首，却发现在经历多年的曲折发展后，城市滨水区域整治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滨水地区以其开阔的场地、优美的环境、功能的综合正成为城市区域复兴的最佳着力点；那些曾经被占用的滨水道路和产业区块正在逐步退出滨水区，市民对滨水区改造的心态也正由以往的一味批判，走向理性和合理的期待，公众参与的效率正逐步走向实质性提升；还河于民，重建多样性的城市滨水生态和文化系统已成为一种共识（图1-2-13）。

在一次次相互模仿的千城复绿、千河返清的努力中，我们不知不觉抽走了属于母亲河的熟悉面孔，抽走了一张张原本属于特定城市的文化名片。在河流与城市一起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已经走过了冒冒失失的青年时代，而在方兴未艾的蓝色水岸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调整提升的不仅仅是规划、实施、管理等常规动作，更多的还在于意识层面的提升和与之相适应的综合滨水区治理措施的运用，在多样化、异质性的城市滨水发展中逐步改变以往单一的规模、速度效应追求。当代中国城市的滨水区建设在规划和管理措施以及目标达成等方面均会体现出高度的综合性特征，即采用系统观念，着眼于整个城市的长远发展，综合平衡滨水区域的多目标诉求，以适应滨水区域发展自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具体而言，包括空间形式上倡导多样化的滨水区域，建设目标上兼顾城市开发、生态保护和市民利用三者的利益均衡，同时保证公众参与的优先性等。

注释

[1]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丰美草原，孕育了如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中世纪的文明之都，也成就了旭烈兀、帖木儿等草原英雄的霸业，这是继两河文明逝去后，亚欧之间大陆文明的再度兴起，史称“河中文明”。

[2]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古代大型帝国的权力集中受到技术上的制约，古代君主最迫切的问题是机动性问题。在埃及和巴比伦，巨大的河流提高了机动性……古代波斯和罗马的各省总督都有足够的独立性，使他们易于叛变独立。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瓦解了；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帝国都是短暂的；同样，因为机动性差，欧洲国家丧失了它们在新大陆的大部分领土。同样，中国的早期政权周朝的都城也选址于机动极为灵活的丰镐两河之间，并创造性地将首都一分为二，在丰水与镐水之间分设宫、市，谓之“丰镐之都”。

[3]《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4]《管子·度地》还进一步明确了防灾意识，提出要避免“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厉及虫，并以治水为首要。这些都是建设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使人民居家和乐所必不可少的，即所谓“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5]中世纪，中国的北魏洛阳、唐长安和北宋汴京三城，均为百万级人口城市，而与之相仿时代的西方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人口在其极盛期也仅为13万。中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均堪称世界最大都市。

[6]中国城市的成长——中国城市建设有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以城市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为主，被称作“灰色时代”;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城市绿地及空间开发建设为主，被称作“绿色时代”；近年来，中国城市开始以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滨水城市建设为主，被称作“蓝色时代”。

[7]美国人在规划建设自己的首都时，设立了一个权衡多方面利益、主要由业内顶级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史称“麦克米兰委员会”。在百年首都建设中，所有的规划提案，无论出自怎样的大家或是最高层的机构，都必须通过委员会的审核，其权力行使只对国家最高机构负责，不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的牵制。在此基础上的“麦克米兰”首都规划很好地保持了皮埃尔·朗方和美国开国之父们的最初设想。我们今天对于城市滨水综合治理的复杂性类似于当年美国的首都建设，这种统筹管理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