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母亲河——伟大的文明都是因河而生

1.1.1 水与城市关系的论述——为何我们要重提“母亲河概念”

作为文明之源、生存之本的水——人类的文明依水而生，与水相依相伴。古代早期，城市择址都选择依傍江河湖海之地。每一个民族都乐于把养育城邦与文明的河流比作母亲河，如黄河之于中华文明、恒河之于古印度、阿姆河与锡尔河之于那些矫健的草原民族。[1]河道、河网是先于国家机器的最早期的文明孵化器。正如罗素在《权力论》中所说，河流提供了早期文明发展必须的生存养育之本，更提供了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民族的机动性。对母亲河的治理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先进性。水给予万物，水承载万物，人与水既有天性亲密的一面，又有抗拒的一面，更有一段贯穿于整个中西文化史的有关洪荒岁月、艰难治水的共同记忆。

事实上，早期人类的农耕文明与城郭建设皆以用水利、避水祸为第一要务。谁掌握了水，谁能更好地治水并利用好水，谁就是天地间最无争议的、合格的领袖。于一城郭、一国家、一文明，皆无例外。这种人与水相依存、相抗争的例子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比比皆是。恰如埃及人之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之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印度之于恒河，其文明之崛起皆归因于化水害为水利的技术和治理大规模河流所凝结的经验与威望。王朝的长治久安则往往取决于统一管理大型水利设施，并整合族人抵御水患的综合能力[2]。凡有此才能者，皆有权成为宗族之领袖。中国上古大禹治水的故事本旨是为了说明治水英雄作为苍生之主、政治领袖的正统与合法性，故事本身就具有一种基于政治伦理下生出的悲悯苍生万物的意味。所谓“水利万物而不争”“水善下而为百谷之王”等儒门“仁山智水”的思想根源，皆源自这种人类与水与生俱来的亲密而抗争的关系。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理论中论述最为详尽透彻的，也往往包含着水利、水害、治水三者之关系。典型者如《管子 · 乘马》[3]《管子 · 度地》[4]诸篇对于城市选址的论述。《管子 · 度地》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并提出“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等观点。管子还提出，凡是营建都城，不把它建立在大山之下，也必须在大河的近旁。高不可近于干旱，以便保证水用的充足；低不可近于水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要依靠天然资源，要凭借地势之利。所以，城郭的构筑，不必拘泥于合乎方圆的规矩；道路的铺设，也不必拘泥于平直的准绳。这种视野与理解的深度，与我们今日所倡导的海绵城市理论是如此的契合。

依山傍水，背山面水，既有开阔的视野，又能随时避开洪水的侵袭，历来是我们古代建城市最为理想的环境模式，而这种希望得到完全庇护（山环），又能得到开阔、坦然的生存空间，及其相应的构成模式与审美传统，塑造了我们民族最持久的人居思想和“风水”观念。诸如“艮位为山、巽位出水”等，不一而足。

从整个农耕文明历史看，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效率决定了民族的历史进程。于个人而言，则决定了王朝的变迁。例如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的法老埃赫那吞为了摆脱底比斯僧侣势力对政权的制约，而将王朝迁离尼罗河，栖居于阿玛尔纳荒漠的荒唐之举，在避开强大的僧团势力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政权一朝而亡。新的王朝很快又将首都迁回尼罗河畔，足见离开母亲河的埃及文化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古中国亦有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最终失败的案例，及其后者大禹“趋利避害，敏于疏导”的洪水治理措施，最终得以成功。“鲧禹治水”的故事暗示了治水救民的大智慧与作为华夏共主的正统性之间的联系，而禹传位于子“启”（夏之开国君主），则标志着这一“人水关系”的铁律被全民族所认同的开始，故称之为“启”。每个伟大的文明都是因水而生，河流造就了伟大的文明，而对水治理的成效也直接映射出各个文明的兴衰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