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的仁政
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仁”为中心，政治学说，以“周”为理想，本是儒门内的老生常谈。这两者虽然在逻辑上没有其必然的关联性，但是以“周室”代表“仁政”，在中国人的论著中，两千多年来，似乎是一直如此。可是，最近一连出了两篇翻案的文章。
萧公权先生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54年版中，说“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倾向。因为“周礼六官，定制綦详。大司寇县法象魏，事近任法。观礼记仪礼所记之节文，诚有礼烦之感。读尚书大诰，统制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诸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因之“周人殷民”，“以征服者压制亡国遗民之通例推之”，则其“实行‘刑新国，用重典’之政策”，大有可能。（63、64页）
沈刚伯先生《法家的渊源、演变及其影响》一文（自由中国第十七卷七期，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中），说“周人是一个纪律严，赏罚明，效率高，武力强的民族；而用严刑峻法来部勒全民，使其过一种集团生活，便是姬周开国的大政方针。”（198页）
他的论证，大约可分为三点。
一，周公在《康诰》里，指示康叔治卫的方针，不外“敬明乃罚”，在《酒诰》里，以死刑禁酒，更是“千古少有的酷刑”。康叔后来回中央做司寇，可知“卫自始便是用康诰，酒诰的教训为施政标准”。
二，孔子说过，“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可见“唐叔所受于周而行于晋的法度，该是何等的严密苛刻！”
三，毛诗唐风仅十二首，却是忧怨之什，几达半数。季札一听，便叹其“思深哉！何忧之远也！”、“晋国强盛，而一般平民竟会思深忧远，则其身所受，非极权统治而何？”（以上皆见198页）
萧沈二君之说，我皆未敢赞同。现在分几点来讨论。
一，研究古代实际的政治情形，第一应当注意的，自然还是正史。照史记的记载，周先的公刘和太王，都是“积德行义”之君，太王以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才迁国歧下。文王更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曾献洛西之地于纣，以请去炮烙之刑。国内“耕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使前来争讼的虞芮之人，自惭而去。武王“修文王绪业”，伐纣克商。“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纵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成王绌殷命，袭淮夷，“民和睦，颂声兴”。康王得召公毕公之辅，知王业之不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以上皆见《周本纪》）
文武成康，四代都是仁德之君，不但史记上的记载是如此，其他周秦两汉时代的书籍，所记载的似乎也莫不如此。诗书论孟，固不必说，此外如：
（1）墨子引《泰誓》上文王若日若月之言，以赞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兼爱下）；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尚贤上）；说武王染于太公周公，而为天下仁义显人之所必称（所染）。
（2）庄子称文王迎臧大人而授之政（田子方）；
（3）荀子称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仲尼）；武王以百里之地义立而王（王霸）；禹汤文武为仁义之兵（议兵）；
（4）吕氏春秋赞文王辞千里之地，以请去炮烙之刑（顺民）；
（5）淮南子述武王之伐纣及周公之服四夷（皆见泰族训）；
（6）管子称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形势解），以及武王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7）晏子春秋称文王修德而不以要利（内篇问上第二十三）。
这些书籍，对于周初的君王，无不是赞扬其仁德，甚至于偶尔可能还有点过实之处，例如淮南子说成康二王，“继文武之业……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主术训），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说过他们是刻薄寡恩。所以“周室”和“仁政”两词，在古人字汇中，几乎成了同义字。汉宣帝回答他太子之谏，说：“汉室自有制度……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唐武后时，周矩上书，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新唐书·刑法志），这些话，都很明显的说明了过去人对于周朝政治的一般看法。
二，要谈周室初期的政治，自然一切要看开国时的几位君臣。现在我们把文武周召四人，就古书中所记载的，观察一下。
（1）文王是以“小心翼翼”（大雅·文王之什，大明）、“慈和”（祭公谋父语，史记·周本纪）、“惠和”（司马侯语，左传·昭公四年）等见称的。他“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当时人称“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尽心上）。所以伯夷和太公，这两位“天下之大老”，先后闻而归之（尽心上）。他后来“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但仍然“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对之，十分赞叹，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他曾告诉过武王说，他一生所服膺的，是“厚德广惠，忠信爱人……不为骄侈，不为靡泰，”（汲冢周书，文傅解）。在他死过了六百多年之后，人们还一直在说“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北宫文子语，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以无论如何，文王应该不会是提倡严刑峻法的第一个人。
（2）武王也是一个“有盛德”之人，（诗经·大雅，下武序）他“纉太王王季文之绪”（论语·中庸），而“能广文王之声”（诗经·大雅文之声序），看他事父之道，就依文王之事王季，“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礼记·文王世子）。周书泰誓里，记载他的许多话，如同“予小子夙夜只懼”，“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他伐纣到了殷郊之时，袜系自解，他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自为系（吕氏春秋）不苟。克殷之后的许多善政，前面已经略述。践阼三天，太公授以丹书之训，他“惕若恐懼”，退而为铭于各种器物及起居坐卧之处，以自警戒（大戴礼，武王践阼）。还镐之后，他“忧未定天之保安”，彻夜不寐，和周公讲了许多戒慈恐懼之词（史记·周本纪）。孟子曾以“至仁”许之“以至仁伐至不仁”。（尽心下）所以他也不像是一个提倡严刑峻法的人。
（3）周公无疑是周室初建时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武王病重的时候，曾经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愿以身代武王（尚书·金滕）。武王死后，他行天子之政七年，“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世家）。成王长大，他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史记·周本纪）。尚书《无逸》记载他的话，有“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几句，这岂是主张严刑峻法的人所能说出来的？孔子对于周公，最为倾倒，曾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叹（论语·述而）。孔子是殷人之后，一生提倡仁心仁政之人。如若周公曾经用重典以压制亡国遗民，而孔子只为了要作“周之顺民”,（萧君思想史，57页）就不惜故意对之诵扬如此，又何以为孔子！
（4）召公在周室的地位，是仅次于周公的。（乱臣十人，以周召为首：尚书，秦誓，孔氏传）他是文武成康的四朝元老。他曾以文王之教，治理南国，而风化大行，看毛诗召南里的几首诗歌，真是太平盛世，而《甘棠》三章，充分说明了他的遗爱在民，尤为千古美谈。只就此一端而论，他就不会是一个主张严刑峻法的人！
周朝开国时的四位君相，文武周召，都不会是主张严刑峻法的人，那么，周人严刑峻法之说，就非常缺少根据了。
三，现在再就萧沈两君提出来的论证，指出它们似乎不甚站得住的地方。
（1）萧君据周礼之制，谓事近“任法”。据礼记仪礼所记，认为有“礼烦”之感。但周礼即不如何休所云，出于六国之季，但其非周公所定，而为孔孟之所未见，则可断言（皮锡瑞三礼通论），所以也就不足据为论证。礼记乃汉人著作，仪礼也有古文今文之辨，那么，两书的时代及真伪，也就有了问题。而且就是姑认二书为可靠的话，那么“礼烦”和“刑重”之间，也还有一大段的距离。（礼和刑之间，是否有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存在着，倒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好题目。）
（2）萧君在尚书大诰、多士、多方诸篇中，感到“周人肃杀之威”。然而大诰是周公东征前声讨叛逆之文，多士是用以诰戒迁往成周的殷之顽民，多方是伐奄归来，安抚四方者，这些都是有所为而发之言，那么偶尔有两句话稍微严肃些，也很自然。虽然如此，这几篇里，也还有不少戒慎恐懼之词。例如大诰里：“予惟小子，若涉渊水”，“知我国有疵”，“允蠢鳏寡”，“毖我民，若有疾”；多士里：“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明畏”，“明德恤祀”，“予一人惟所用德”；多方里：“明德慎罚”，“惟圣罔念作狂，惟狂罔念作圣”，“克堪用德”等等，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慈祥恺悌之情，溢于言表。所以沈先生在尚书里为周人严刑峻法找证据时，也就没有把这三篇提起。
（3）康诰酒诰两篇，是萧沈二君全都提出过的论证。不过酒诰之作，是因为殷人有沉湎于酒的恶习，所以不得不用重刑以警之，如同现在我们之用死刑来禁止制造或贩卖鸦片（“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第5条）。然而其中也还一再提出“畏天”，“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勿庸杀之，姑惟教之”等等。如果酒诰所言，真是千古少有的酷刑，那么似乎不应该要等到今天才被人发觉——屈万里先生解释酒诰，认为要处死刑的是周人，殷人则得到宽恕。他根本认为周初所用的乃是一种“怀柔政策”；和萧沈两君见解，恰恰相反[见《周初的刑法思想》，载民主评论九卷十二期（民国四十七年六月）]——至于康诰，里面更充满了“明德慎罚”、“若保赤子”、“无或刑人杀人”等语句。何可因此便断定康叔必然成为用重典的刑名专家！季札闻邶鄘卫之诗，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若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曾经“先闻其善”若此，则康叔不像是以“用重典”的统治方针来作为他施政标准的人。
（4）孔子劝晋国应该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是主张用不成文法而反对用成文法的表示，并不足以证明这些法度之严密苛刻。季札一听唐风，便叹其“思深忧远”，然而他乃是从这里看出他们是陶唐氏之遗民，因为“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那就未免和“极权统治”相差好远。而且国风里的诗章据说大都采自西周晚期，而晋之强盛，乃文公以后之事，那么中间还隔了一百四五十年。沈君所言，似乎犯了“时间颠倒”（anachronism）之病。
四，中国过去，喜欢作翻案文章的，代有其人。对先贤有贬词，甚至于开玩笑的，在周秦诸子中，也数见不鲜。例如庄子说伯夷叔齐到了岐阳，周公来与之“要盟”（让王）。韩非子说文王使用“间谍”以乱纣心，（内储说下第三十一），周公称“官治必有赏罚”（解老）。淮南子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为“非制”，十五岁而生武王为“非法”（泛论训）。但从来没有人说过周人之用严刑峻法。
王充是一位目光如炬、辨虚证妄的大师。他曾经说过，武王伐纣之“兵不血刃”和成康“刑措四十余年”两种说法，都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前者见论衡“语增”，后者见“儒增”）。但他也未言周人之严刑峻法。如果周初真有严刑峻法之事，而诗书左传上有确实的佐证，那么这样重要的问题，他应该不会留着给后人去发现。
五，大凡后人对前人的翻案文章，能成立的，总出三种情形。
（1）顾忌已失，于是敢言前人所不敢言。
（2）从一种新的观点——就是说有了新的概念——来研究旧的问题。
（3）有新的证据发现。而在萧沈两君所讨论的问题中，这三种情形，似乎都不存在也。
附注：
前文排印以后，偶翻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民国十一年著），中有下面一段：“……儒家盛言文武周公以礼治国，衡诸往故，殆未必然……书经中康诰酒诰等篇言刑事綦详，可见其视之甚重……饮酒细故，而科死罪，倘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耶？”（49页）。那么在萧沈二君之前，任公先生已有类似的表示。但不知萧沈二君，曾否注意及之耳。
道隣又记 195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