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以上所述，是唐朝法律制度的大概。至于实际上执行的情形，是否和制度的理想，能相去不远，这就要看整个的政治情形为断。大体说来，太宗（627—649）代宗（762—769）宪宗（806—824），都是宽仁恩恕之君，这时候的司法情形，都是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的。武后（684—705）最称滥刑，天下之人，为之侧足。玄宗（712—756）初尚宽仁，晚年屡兴大狱。懿宗（860—873）以后，无可称述者矣。沈家本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外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这句话正说中了任何时，任何地，整个“法制”和“法治”的关键所在，更不限于唐律，或中国一国的法制史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