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明（1368—1644）

（一）明之律例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道法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又亲眼看见元朝条格的支离破碎，“使吏得为奸，民不得治”，所以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定武昌之后，就已经议定律令，令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总其事。李上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从之。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命大理卿周植等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洪武元年（1368），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六年（1373）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里面说：“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二十二年（1389），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至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这时中央的官制，早已经废除中书，政归六部，于是更定大明律，亦以六曹分类，而一千年来古律的面目，至此一变。这部新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其篇目条数如下：

名例律一卷 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

职制十五条 公式十八条

户律七卷

户役十五条 田宅十一条 婚姻十八条 仓库二十四条 课程十九条钱 债三条 市廛五条

礼律二卷

祭祀六条 仪制二十条

兵律五卷

宫卫十九条 军政二十条 关津七条 厩牧十一条 邮驿十八条

刑律十一卷

贼盗二十八条 人命二十条 斗殴二十二条 骂詈八条 诉讼十二条 受赃十一条 诈伪十二条 犯奸十条 杂犯十一条 捕亡八条 断狱二十九条

工律二卷

营造九条 河防四条

后来太孙先请更定了五条，后请更定了七十三条，自此遂成定本，这就是施行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几年的大明律。

到了孝宗（祐樘）弘治五年（1492），这时离开定律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年，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刑部尚书彭韶等议曰：“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此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卒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并用。应事例有定，情罪无遗。”从之，十三年（1500）二月，三法司奉诏看详历年“问刑条例”，定经久可行者，条具奏请。帝以狱事至重，下诸司大臣同议之，议上二百九十七条，帝谪其中六条，命复议已，乃布行，这是“例”的第一次的编纂，也是律例并行的正式开始。世宗（厚熜）嘉靖二十八年（1549）顾应祥等议定，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1555），何鳌又增入九条。神宗（翊钧）万历十三年（1585），刑部尚书舒化等奉命重加酌议，他在“重修问刑条例疏”中说：“法因事变，情以世殊，其中（指问刑条例）或有举其一而未尽其详，亦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后。事本一类，乃分载于各条，罪本同科，或变文以异断。至若繁词冗义，未尽芟除，甲是乙非，未经画一。盖立例以辅律，贵依律以定例。律有重而难行，故例常从轻，不无过轻而失之纵；律有轻而易犯，故例常从重，不无过重而近于苛。如此之类……据文既有可訾，于律不无相碍。今臣等所议，必求经久可行，明白易晓，校勘多年，粗有端绪……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应删应并应增改者共一百九十一条。乞容臣等仍将大明律逐款开列于前，各例附列于后，刊刻成书，颁布问刑衙门，永永遵守。”这是《问刑条例》的一次大清理。而且《问刑条例》，以前只是单本刊行，自此才纂为一书，正式刊附律文之后。虽然另外也还有单行本，恐怕就不如律例合刊本的通行了。

至于明朝“律”外之“例”，特别发达的缘因，甚为明显。因为明律是太祖亲手制定的法典，自认为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是他一生得意之作。后来子孙焉敢妄议？洪武二十五年（1392），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说：“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二十八年（1395）六月，他御奉天门昭谕群臣：“后嗣止循‘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九月，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成祖（棣）（1404—1424）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宪宗（见深）成化元年（1465），也令有司谳囚，一依正律。这样的更成了一代家法，所以历代相承，对于律文，并不敢稍议更改。但是“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乃是一个无情的事实，“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

（二）唐明律比较

中国法律，自唐以后，五代及宋，以至辽金，全部是以唐律为宗。惟有元律以夷变夏，不肯受唐律的范围。然其支离破碎，终亦不能自成系统。明律最初完全规仿唐律，即篇目亦一无更改。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更定，把六百零六条条文，减为四百六十条，又改以六部分篇，而唐律原来的面目，至此为之一变。虽然如此，明律中主要的制度和基本思想，仍然丝毫脱离不了唐律的范围。不过明朝人喜欢自作聪明，在因袭唐律时，往往故为同异，因而率意更张，常常不免弄巧成拙。后来有人批评明律，说明律之更改唐律，常是轻其所轻，而重其所重，结果轻罪愈轻则易犯，重罪愈重则多冤。我们没有唐明两朝狱讼的正确统计，更缺乏两朝教育和经济的比较材料，对此论断，无从加以批评。但是我们若把唐明律拿在一起，一条一条的，相互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实在不少。清末薛允升先生（云阶）著有《唐明律合编》，沈家本先生（子惇）著有《明律目笺》，虽然都是在借明律来批评——沿袭明律的——清律，但是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自此都一一的被明白的指点出来。现在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如下。

（1）唐律，毁大祀神御之物者，以盗论（杂律，弃毁神御之物条），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贼盗，大祀神御物条）。明律，毁神御物，改为徒二年，而盗神御物，则改为斩罪（礼律祭祀，毁大祀丘坛条）。同样两罪，一则减轻，一则加重，而相去悬殊如此。

（2）唐律，盗园林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贼盗，盗园林内草木条）。明律问刑条例，则比照大祀神御物处斩（刑律贼盗，盗园林树木条），以树木而谓之神御物，其理难通，皆不学之故也。

（3）唐律，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二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贼盗，强盗条）。明律不分其持杖不持杖，伤人不伤人，“但得财”者，皆斩（刑律贼盗，强盗条）。受害者仅止些微，到案者遽膺骈戮，情法相准，岂得为平？

（4）唐律无“骂人”罪，以其情轻也。明律增“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刑律骂詈，骂人条）。甚无谓也。

（5）唐律，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本律（贼盗，祖父母为人殴击条）。至父母为人杀，则子孙不得报复，盖唐律不肯以杀人之权，付诸平民，孟子所谓“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以意也。元律有“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一条，明律承用之，而分“勿论”及“杖六十”两条（刑律斗殴，父祖被殴条）。周礼，“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无罪”。不报官而擅杀，安得无罪？而遽予勿论，是明律导人私自相杀也。

（6）唐有六赃，明亦有六赃。唐以“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为六赃（杂律，坐赃致罪条）。明以“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为六赃，而无“强盗”及“受所监临”。然计赃之法，“监守”与“枉法”同，“常人”与“不枉法”同，同名为六等，实止四等，不若唐之六赃之确为六等也。唐无“常人盗”而“监主”加凡盗二等，别无计赃之法，故入六赃之内，此唐明之所以异也。

（7）唐律，官司出入人罪，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明律同，但又加上“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一等，长官减佐贰一等”（刑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如是则失增徒一年至死者，唐律长官徒二年半，明律则佐贰以上，即已减尽无罪。增徒二年半至死者，唐律如上，明律则首领以上已无罪。唐重明轻之悬殊如此，此就“从徒入死”论之也。但“从笞入杖”之法，则明律又与唐律全同：失增笞一十、二十、三十，至杖百者，其长官皆有应科之罪，乃其失增至死之法，则又如上之宽。两两相形，使人莫解。明律更改唐律，弄巧成拙者，此例最为显然。

（三）厂卫之患

明律之不高明，固如上述，然明朝法治之最大污点，还是在它的几个“创制”，即“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是也。《明史·刑法志》说：“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官竖之手，良可叹也。”而“太监会审”一项，更是历代司法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荒唐制度。

“廷杖”始于太祖（1368—1398），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于杖下，就是他立下的榜样。宣宗（瞻基）宣德三年（1428），枷徇御史严皑、方鼎、何杰，这是廷辱言官的开始。英宗（祁镇）正统时（1438—1449），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挨过棍子，而殿陛行杖，成了家常便饭。宪宗（见深）成化十五年（1479），廷杖给事御史李俊王濬等五六人，每人二十。武宗（厚照）正德十四年（1519），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厚熜）嘉靖三年（1524），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以后，刑法益峻，大臣常被笞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有的朝服予杖，天下为之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神宗（翊钧）万历六年（1578），杖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后帝益厌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熹宗（由校）天启（1621—1627）时，太监王礼乾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杖，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东厂”创于成祖（永乐，朱棣），是一个以太监领导的特务组织。因为他在北平作燕王时，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1403），专倚宦官。后来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不过这时他在他的第二个特务组织里，即“锦衣卫”，有更多的亲信，所以“厂”的权力，有时敌不过“卫”。到了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东厂之外，又添了一个“西厂”，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于东厂，自京师及天下，傍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汪直用事六年，冤死者相属，“厂”势又远出“卫”上。后来听了大学士万安的话，取消了西厂。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宠信太监刘瑾，又恢复西厂。东厂太监邱聚，西厂太监谷大用，都是刘瑾的党羽，西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于是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锦衣卫的石文义，也是刘瑾的亲信，而厂卫的势力，来了一次合流。但是刘瑾还不满足，他又自己组织了两个“办事厂”，自己领导，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两厂，皆在伺察中，而倍加酷烈。罪无轻重皆决杖，枷重至一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庶民非法死者数千。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西厂、内行厂都被取消，而东厂如故，张锐领之，与锦衣卫使钱宁，并恣罗织，厂卫之称，自此著也。世宗（嘉靖）（1522—1565）驭宦官较严，他们不敢放肆，这时厂权不如卫。神宗万历（1573—1619）一代，刑罚较稀，厂卫狱中，至生青草。熹宗天启（1621—1627）年间，宦官魏忠贤用事，自领东厂，用田尔耕作卫使，许显纯作镇抚司，专以酷虐钳中外，厂卫之毒，至此而极。厂中的隶役，都是从卫中调来，而以最轻黠狷巧者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条，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宫府。所作情报，送之至厂，名“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监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庄烈帝（崇祯朱由检）（1628—1644），虽诛魏忠贤，但其天性疑忌，更离不开特务，他以王德化掌东厂，以吴孟明掌锦衣——人虽不恶，而不敢违东厂意——镇抚梁清宏，乔可田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槖，均分共利。京城中奸细，潜入傭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数十人。这样子的恐怖政治，一直到明亡为止。

“锦衣卫”也是一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它“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卫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卫狱幽絷惨酷，为害最烈。太祖早年，屡兴大狱，都是它承办的，杀人甚多。晚年觉悟，在洪武二十年（1687），悉焚卫刑具，以示永不复用，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1393），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成祖宠信纪纲，令治锦衣亲兵，复典诏狱，自此废洪武诏不用，而锦衣之威复炽。纪纲诛后，其徒稍戢。英宗正统时（1436—1449），宦官王振用事，以马顺为指挥，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皆顺为之，而其势复张。代宗（祁钰）一朝（1451—1456），锦衣稍为敛迹。英宗复辟（1457—1464），宠任指挥门达，缇骑四出，又立程督并，以获多为主。朝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谏、李万钟等，锒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而为祸益炽，朝野相顾，不能自保。孝宗（祐樘）弘治时（1488—1505），牟斌为指挥，曾维护李东阳，世宗嘉靖时（1522—1565），初用王佐为指挥，曾治奸人刘东山，后用陆炳，也保全不少人命，这是锦衣卫中稀有的几个好人。但是卫狱的惨酷森严，终明之世，未能改变，至于厂卫之间，则始终是相互勾结：厂在内窥夺意旨，卫在外访缉罗织，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锦衣陆炳之缉司礼太监李彬和东厂太监易广阴，皆置之死地，是因为陆炳得到内阁严嵩的同意，但是后来太监的权势，愈来愈重，内阁的力量，愈来愈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镇抚司”职理狱讼，原属锦衣卫，至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颁给印信，许其自行上请，卫使勿得与闻。故镇抚职虽卑，而其权日重。武宗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用事（1506—1510），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世宗嘉靖（1522—1566），事益多下镇抚，镇抚勾结内侍，故多能巧中上意，熹宗天启时（1621—1625），许显纯为魏忠贤义子，任镇抚，拷杨涟、左光斗等，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桚，曰夹棍。五刑毕具，呼誉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可得。显纯叱咤自若。一夕，命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当有壁挺者”，壁挺者，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颈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庄烈帝禽戮逆党（1627），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为文以祭，帝闻之恻然。

“会审”者，太监会同法官，共同录囚之意。英宗正统六年（1441），命何文渊，王文二人审行在疑狱，敕同太监兴安、周忱、郭瑾。这是会审的开始。代宗景泰六年（1455），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宪宗成化八年（1472），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往两京会审，十七年（1481），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自此成为定例。每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孝宗弘治九年（1496），不遣内官，十三年（1500），以给事中邱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缘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瑾。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欲从未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部侍郎沈应，又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具，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美，而监权之重如此。而内监之曾奉命会审者，死后则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鞫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以前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如此，君子惜焉。

总论明朝一代刑政，太祖（洪武）先严后宽，惠帝（建文）最称仁厚。仁宗（洪熙）宜宗（宣德）孝宗（弘治）穆宗（隆庆），都还仁恕可称，宪宗（成化）虽多秕政，而尚知慎刑。至于用刑惨毒，莫过成祖（永乐）；英宗（正统）败于王振，武宗（正德）祸于刘瑾；世宗（嘉靖）天性苛刻，神宗（万历）尤忌言者，熹宗（天启）昏乱，最称酷虐；庄烈（崇祯）锐心国事，而国法过严，人心已去，终亦无救于乱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