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宪法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也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解释是最基本的方法。我们法律人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宪法文本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忠诚之心。现行宪法明确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构筑了当下的国家结构，扮演着高级法和根本法的角色。从规范意义走向经验意义，现行宪法成为我们人民的法律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宪法解释。然而，宪法解释供给不足却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状。其他部门法看宪法犹如雾里看花，宪法学人无法抱怨民法学界时刻警惕陷入“宪法陷阱”，无法愤懑《物权法》的狂妄与《民法总则》的献媚。

宪法解释质料不足，中国宪法解释理论难以生成，宪法学人将目光转向域外，遍寻宪法解释理论的他山之石。国内宪法解释理论的主流研究分执德美两端。德国宪法解释理论的介绍与移植如火如荼，国内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研究稍显乏力。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宪法解释围绕一部存在两百多年的文件展开，争议焦点尤以“死人之手”问题最为突出，这对于中国宪法学几乎是个伪问题——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历时不长，且经历数次修改。原因之二在于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纷繁复杂，形式上有原旨主义与非原旨主义分裂割据，两种理论内部门派林立，甚至相互杂糅，这与教义学在德国法上的王者地位相比，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以国人的慧眼，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尚且不易，遑论移植。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一起转向德国法上的教义学？当然不是。美国法上的原旨主义，就极具中国意义——教义学无法覆盖原旨主义，原旨主义不是类释义学。宪法教义学偏重技术与体系，更像一种裁判理论，指导我们如何适用宪法；原旨主义不提供精致的适用方法，而是以理念和价值立身，更像一种解释理论，指引我们如何对待宪法。不论历史如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忠于宪法是原旨主义矢志不渝的追求，发挥宪法作为高级法、根本法与“我们的法律”的三重功能是原旨主义的价值皈依。这样的理念与价值，正是当下中国及其宪法学研究所缺乏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