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特色研究》概要
马艳[1]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本成果的研究目的在于，详细梳理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前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其意义在于，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促进交叉学科的融合与发展。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成果一反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文字表达和西方经济学数学泛化的缺陷，在坚持理论创新、思想性为先的基础上，偏重数理分析但不泛化，注重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广泛吸收交叉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不仅弥补了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不足，同时在坚持思想性第一的原则下，使得数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加科学。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以来，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都遭到来自内部的质疑与外部的挑战。诸如联合生产的“负价值”、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价值转形、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国际不平等交换、经济长波、机会公平和虚拟经济等问题都是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是否成立，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能否成功的重大理论问题。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着不间断的辩护性与批判性争论，但一直难达共识，至今仍在探讨。对于这些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做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化、现代化和中国化发展的需要，也对于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成果基于这样的理论使命与现实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理论创新与实证检验相统一、数理逻辑与文字逻辑相结合、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围绕现代政治经济学八个重大前沿问题，在九个重要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并着重以中国实践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与对策探讨。
（1）针对“斯蒂德曼诘难”，提出了环境领域“负价值”理论，并进行了基于中国实践的实证分析与政策研究。
首先，富有创建性地提出并建立了资源环境领域的“负价值”理论。我们认为破解“斯蒂德曼诘难”最好的方式是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负价值”概念中挖掘出真正科学的内涵。为此，本成果承认联合生产中“负价值”的存在性，但将其限定在产生环境污染的联合生产之中，以此作为破解“斯蒂德曼诘难”的突破口。同时赋予环境领域的“负价值”新的内涵，即“负价值”是存在于联合生产条件下作为副产品的负使用价值（即污染物）之中，与正使用价值（有用物）的价值相对应的一种价值损失，并且由净化这一副产品所需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进一步地，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都将资源环境纳入其中，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约束条件，那么“负价值”这一理论也具有一般意义，即在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中都存在“负价值”的问题。这一研究无疑对发展和拓展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增强了劳动价值论在现时期的解释力。
其次，为污染物定价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解决了污染物定价的劳动价值论困境。在对“负价值”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价值损失，“负价值”量的大小由净化或消除这一负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显然，“负价值”量的决定就和联合生产（包括生产过程和净化过程）的劳动生产率以及需要处理的污染物的数量紧密相关。这就解决了劳动价值论中关于负使用价值（污染物）的定价困境，为环境经济学中污染物的定价找到了价值基础。
再次，将“负价值”理论运用于绿色技术分类、产品定价和绿色经济核算等领域，提出诸多创新性观点。根据“负价值”理论，我们将资本有机构成分为环境破坏的资本有机构成、环境友好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环境改善的资本有机构成三种类型，为技术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从整个社会来看，污染治理所耗费的劳动越多，产品的价值量越大，以此核算的社会总产品价值或经济总量就越大。据此，认为传统GDP核算上存在缺陷，应将环境成本核算纳入到绿色GDP核算当中。
最后，针对环境领域的“负价值”理论结论及应用，以中国实践为背景，展开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成果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社会层面，即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通过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论证了污染负价值的存在性、污染物排放权定价以及绿色GDP核算与负价值的关系。这不仅证实了我们的理论研究结论，也开启了劳动价值论以及“负价值”理论的实证研究之门。
（2）基于“负价值”理论分析市场经济生态逻辑，构建“可持续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SA），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设想与政策建议。
首先，基于资源环境“负价值”理论阐明了市场经济的五大逻辑支点和四大生态悖论，解决这些悖论必须既依赖市场经济的运行，又跳到单一市场制度之外。市场经济运行的五大支点是劳动、资本、技术、自然和制度，这五大支点主要靠它们“力”的相互影响来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生态悖论来自市场的内部缺陷，主要体现为正负使用价值和正负价值的并存，具体反映为劳动力、资本力、技术力乃至制度力对自然力的负面影响。解决这些悖论必须依靠“非市场”的制度创新，但同时不能忽视市场竞争行为对自然力的正面提升作用。理论上要减少乃至消除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负使用价值”和“负价值”。具体措施包括依靠政府力量推行相应制度强制性地利用市场机制促成交易以保护自然力，同时依靠意识形态、理性等自觉力量形成非正式制度来保护自然力。
其次，运用“负价值”理论拓展SSA理论构建新的SSSA理论。一是提出SSSA的新概念。主张将资源环境因素及其相关制度看作影响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应构建可持续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SA），通过重构兼容性生态保护制度以解决市场经济活动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矛盾。二是建立SSSA的制度分析新框架。基于“负价值”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一步阐述了经济与生态的交互循环机理，以及这一交互循环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特征。三是讨论SSSA内具体制度的相互关系。将资源环境因素和生态制度分别植入SSA理论的五大核心矛盾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生态关系将给劳资关系、资本竞争关系、国际竞争关系、国家地位与政策等方面带来诸多变化。
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设想与政策建议。在全面理解经济与生态的矛盾同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指出生态制度建设的首要原则是符合历史阶段性要求与满足制度整体兼容性原则。提出要重建与绿色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公平价值观和效率价值观相兼容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倡导“劳动生态观”，以减弱市场经济的劳动生态异化；要积极推进绿色技术进步，以从根本上改善和减少资源与环境的负效应；要创建“生态资本”系统，以克服资本趋利性所造成的生态危害；要加大生态制度创新以强化政府作用克服市场的生态失灵。
（3）为回应“世纪之谜”，探析了竞争与垄断、同类异质商品和联合生产背景下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竞争与垄断背景下的探讨。我们认为，当市场由竞争转向垄断时，行业由少数大企业独占，竞争状态下数量众多的原子型企业形态不复存在；受制于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垄断，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阻碍，同一种劳动的差异化情况开始普遍化；垄断状态下会出现垄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竞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且二者很难进行转换和均等化，这些新变化使得竞争条件下马克思关于同一部门、同一劳动、同一时间的原假定条件都不再成立，那么垄断状态下可能存在成正比、成反比、不确定三种状态。
其次，基于同类不同种商品视角下的分析。所谓的同类不同种商品是指用途一致，但功能有所差异的商品的集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同类不同种商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就成为一种商品形式的常态。同类不同种商品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究竟成反比还是成正比取决于劳动主观条件和劳动客观条件如何变化。在只有劳动主观条件变化以及劳动主观条件与劳动客观条件同时变化，且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幅度大于劳动客观条件的变化幅度这两类情况下，可以得出成正比的结论。
再次，基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探究。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单一生产”的原假定条件难以符合现实条件，因为一个经济过程往往伴随着多种产品产出。在“联合生产”的假定条件下，我们发现：如果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有可能成正比；如果不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如果在绿色技术进步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也是成反比的。
最后，利用计量方法对商品价值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学术界大多从理论层面对“世纪之谜”进行探讨，鲜有从实证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成果对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中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别将计算机与电子行业、石油与煤炭行业、烟草行业分别看作是这三种市场结构的代表性行业。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三个行业中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别是完全成反比、成正比和反比皆有可能、完全成正比，这与我们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严谨。
（4）关于转形问题“百年之争”和动态转形模型的实例演示与实证分析。
首先，系统阐述了动态价值转形的内在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动态价值转形模型。我们认为，动态价值转形理论的逻辑机理可以概括为“一个统一、两个基本原理、三个基本命题”。一个统一是指，价值理论是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的统一，价值转形理论之所以成立，而非伪问题，正是在于转形强调的是绝对量系统之间的转化；两个基本原理是指，“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三个基本命题是，价值转化的实现机制是资本流动与供求规律、“第三大不变性方程”、价值转化形态变化具有长期性和多样性。基于此，我们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和完善了狭义动态价值转形模型，以及加入垄断因素的广义动态价值转形模型。
其次，通过设置转形变量的函数关系，运用计算机软件对动态价值转形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以往的价值转形理论模型都缺乏仿真模拟，造成了转形模型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模型本身设置是否具有科学性均无法验证的问题，这也是转形理论研究受到很多批评和质疑的原因。对此，本成果重点从仿真模拟和实例演示的角度，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设定具体的初始值和函数形式，运用matlab分别对狭义动态转形模型和广义动态转形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演示。演示结果表明，动态价值转形模型的逻辑机制和基本命题都是成立的。基于模型的仿真模拟演示为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的新方法。
最后，尝试推广动态价值转形理论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提出利润率驱动型的产业结构演变，解释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分层现象，并分别以中国产业数据和全球企业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作为动态价值转形理论模型的实证性应用，本成果提出了利润率驱动型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在产业之间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流动规律表现为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我们认为这一演变规律受动态转形机制的驱动。在垄断条件下，由于资本流动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利润率出现分层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垄断程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且垄断程度高的企业和行业将相对获得较高的利润率。
（5）为批判“置盐定理”，建立了技术与制度有机构成理论（TICC），探讨平均利润率变动的新规律，并在实证检验基础上提出中国政策建议。
首先，本成果创新性地构建了TICC的概念，它是将技术与制度同时纳入分析的有效途径，并且完美展示了两者在发挥作用时的相对结构。我们认为，技术与制度是共同影响平均利润率的重要变量，不能偏颇，基于这一目的，本成果提出了资本的技术与制度有机构成理论，它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而得来的。TICC的理论模型，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通过资本有机构成），而且反映了制度创新的作用（通过剩余价值量），更重要的是，该模型天然地将两者的作用以一种有机的结构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次，本成果将TICC引入马克思平均利润率模型之中，推导出了更具科学性和全面性的平均利润率上升、下降或不变的条件。本成果将TICC引入马克思平均利润率模型，实际上就是将技术与制度双变量有机地引入到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分析框架，由此得到的关于平均利润率上升、下降或不变的基本条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我们认为，技术与制度是影响平均利润率变动的最重要的两个内生变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分别通过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量作用于资本的技术与制度有机构成，最终作用于平均利润率；在技术与制度有机结合的作用下，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有多种可能性，或上升，或下降，或不变。
最后，运用计量手段对平均利润率变动新规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建议。从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视角考察平均利润率问题，实证检验永远是一个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与制度（尤其是相对更加抽象的制度）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另一方面则是很难建立用于计量分析的关系式。本成果所构建的TICC理论为平均利润率的实证检验打开了新的视角，即不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寻找工具变量，而将两者的作用归结为TICC的变化，因此只需要寻找关于c、v以及m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出TICC的数值，就可以用计算得来的数值与平均利润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验证平均利润率来源于技术与制度的共同作用。
（6）基于对国际经济三大领域中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构建了国际不平等交融理论框架，并从中国视角进行了实证检验。
首先，从技术差距、制度差异以及技术与制度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考察国际分工新格局，同时将实体产业内部分工的探究扩展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工新探索。一方面，这为国际不平等交换新内涵的界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国际分工新考察的基础上，从表面和实质视角将“国际不平等交换”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换”；二是“形式不平等而实质平等的交换”；三是“形式和实质上的双重不平等”。另一方面，这也为揭示现实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中不平等交融现象提供了逻辑起点。
其次，逐一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性进行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第一，从国际不平等交换与贸易利益失衡分配的现实证据、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的机理分析和贸易不平等交换的实证检验三个方面分析国际贸易与不平等交换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国际分工、产业转移以及国际制度话语权的不平等实现的。第二，通过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不平等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不平等之间有着显著正向关系，国际投资引起一国内不同复杂程度劳动力间收入不平等性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间的不平等性，继而引起劳资间矛盾的加剧，以及不同复杂程度劳动力间的分化。第三，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交换主要表现为因汇率偏离和金融体系失衡所造成的国际剩余价值的转移。
最后，首次创新性地提出国际不平等交融的概念，并尝试对不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交融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且首次以国际贸易不平等为例，运用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国际经济数据，实证检验国际投资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性对其交融的影响程度。理论逻辑和实证结果皆证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中不平等交融的影响已经成为除技术和制度两大变量之外，国际不平等性的另一大诱因。
（7）在现有三大长波理论基础上，构建基于技术力、制度力、耦合力的长波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以中国实践为背景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本成果构建了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的概念，为长波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通过为技术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作用赋予大小和方向，构建技术力与制度力的概念。我们认为，技术力与制度力不是纯粹的单一变量，而是由原动力、限制条件以及现实作用等多个变量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是系统层面的概念。而耦合力则是为了量化技术力与制度力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额外作用。三种作用力的构建为长波理论基本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其次，本成果用数理的方式探讨了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动态过程。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理论是我们分析许多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将技术力看作生产力的主要内容，将制度力归结为生产关系的体现，那么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成果即是在这一基本逻辑的基础上，用数理和模型的方式论述了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从适应到不适应、再从不适应到适应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规律进行数理化、模型化和具体化的过程。
再次，本成果将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同时引入经济长波的分析框架，建立了长波基本理论模型，探讨了经济长波的具体运行机制。我们认为，技术力与制度力在分别对经济长波产生重要作用的同时，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对经济的长期增加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技术力与制度力相互作用过程中耦合力的周期性变化是经济长波的根本原因；由于在技术力与制度力共同作用于经济长波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呈现出由负到正、再由正到负的变化过程，经济也就相应地呈现出繁荣、萧条、危机、复苏的周期性变化。
最后，本成果采用了将理论分析与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理论结果与实证检验结果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在依靠数据和计量手段的同时，也结合历史上的具体经济实践，并从理论视角将具体实践与实证结果相比较。在此基础上，本成果从经济长波的视角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解读，并从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8）针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倒逆”现象，将机会不平等纳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逻辑构建了一个符合我国经济现实的收入分配函数模型，并将机会不公平的因素引入这一理论模型中，利用反事实函数来考察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机会不平等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不考虑机会不平等因素的条件下，私有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一定会大于公有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但如果考虑了机会不平等，这个关系就不一定成立，因为机会不平等带来的劳动性收入差距可能会超过财产性收入差距。
其次，构建了机会不平等的度量方法并对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进行了经验考察。实证研究表明：第一，2002年的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为38.1%，到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2.8%。第二，从各个年龄组来看，两个年份的分解结果都显示较高年龄组的机会不平等要高于较低年龄组，无论从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绝对贡献还是相对贡献来看都是如此。第三，收入不平等增加或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机会不平等的增加或减少。市场机制所提供的针对努力的激励机制以及市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平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最后，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经济实际对政策做出了思考并给出了相应建议。我们认为，对我国来说，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善和纠正机会不平等。为了促进机会平等，本成果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相对于高等教育，增加初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比例；增加对未成年人的医疗卫生投入；进一步扩大推进学龄儿童的营养就餐计划和投入；建立或落实相关法律，消除在家庭内部以及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9）在对虚拟价值质与量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虚拟经济理论模型，并将其应用到“互联网空间”“互联网+”以及“比特币”等若干领域。
首先，提出虚拟经济概念。虚拟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从较为广义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以虚拟资本和网络技术为两大支点，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而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它以虚拟资本价值、网络虚拟价值、资源虚拟价值和房地产虚拟价值为核心，其虚拟性主要通过未来性、数字化和稀缺性表达出来。
其次，拓展经典劳动价值范畴，在此基础上提出虚拟价值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价值属于劳动价值范畴，这一价值必须依托物质载体。然而，价值范畴不仅包括劳动产品，同时也应包含非劳动产品。鉴于此，我们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界定为劳动价值，将马克思的非生产性或非劳动产品的价值定义为广义虚拟价值，劳动价值和广义虚拟价值同属于广义价值范畴。根据虚拟价值和虚拟经济的定义，考虑不同虚拟价值的特征，虚拟价值可分为以虚拟资本为依托、以网络技术为载体、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三类虚拟价值。
再次，在对虚拟价值进行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探究了虚拟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即虚拟价值的定价模型，以及对引入虚拟经济部门后的再生产模型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与新特征进行论证。不难得出，虚拟资本、网络产品和自然资源俨然已经成为实体价值向虚拟领域转移的三大通道。
最后，将虚拟价值理论应用于“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比特币”等虚拟经济新现象的诠释，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互联网在本质上就是由互联网技术所支持，由若干互联网关系所联系的虚拟空间。互联网空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变量，为此才有“互联网+”。而比特币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特征以及衍生出的影子特性、稀缺性与投机条件使之具有极强的虚拟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货币。在此基础上，以互联网对二手房价格的影响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互联网所具有的虚拟经济特征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成果对推进现代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性研究，特别是一些重大前沿难题的深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拓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空间，加强现代政治经济学与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及理论的交融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本成果对于探索全球经济发展，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新现象并探寻其发展对策等，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成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与理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认同，前期研究成果多次被全文转载和引用，还被收录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同时，依托本成果所广泛开展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交流、合作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已经推出多项合作成果。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注释
[1]马艳，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